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黄国平去年回到了高中母校，四川省仪陇县仪陇中学，给母校师生做了一次分享。
36岁的他，平静地朗读了自己在网络上刷屏很久的博士论文致谢。黄国平回顾了自己一路从四川山坳里拼命读书，最终走出大山的人生。
仪陇在大巴山西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的“蜀道”，也包括这里。
黄国平12岁时，母亲忍受不了贫困的生活离家出走；17岁时，父亲也因交通事故离世；紧接着，照顾他的婆婆病故。
世上只剩他伶仃一人。住在漏雨的房子里、交不起学杂费、靠抓黄鳝和钓鱼，来维持生活。
很多次，他觉得快坚持不下去了。是读书的那束光，让他坚持了下来：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他就这样，一路从炬光乡小学、大寅镇中学、仪陇县中学，绵阳市南山中学，考到了重庆的西南大学。
到了西南大学，从大一开始，他单数学建模比赛就参加了十次，做项目的代码量超过20万行。他最终以专业第一名身份，保送到了中科院自动化所。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硕博连读。在那篇走红的致谢里，他写道：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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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平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是因为寒门学子想冲破那堵命运之墙，越来越难了。
武汉大学的吕德文说，黄国平这样的80后，是最后一代有“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体验的群体。因为从90后开始，教育市场化对公立教育体系有巨大冲击：
城乡差距开始凸显出来。
高墙之坚固，已经不是凭个人能力能冲破的了。
我也去过西部一些边远乡村学校调研。不管是甘肃，西藏，还是新疆，受益于国家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教育的倾斜，大部分乡村学校在短短几年间焕然一新。硬件都跟上来了，智能大屏、图书馆，操场，一应俱全。
但相比硬件设施的完备，师资力量的差距，并没有弥补上来，反而越来越大。
90后农家子弟，只有那些条件好的，才能离土离乡，去寻找更好的教育：
村里的想镇上读，镇里的去县里读，县里的去市里读。
父母的钱包和能力，几乎注定了孩子的上升之路。我到甘南一个村小。只有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老师就是校长，他教学压力巨大，不仅教语数外，还教音乐和体育。
之所以村小只有三个学生，因为村里其他孩子，都转去镇里的小学了。我问老师这三个孩子为什么没走，老师说：
他们也想转走，但因为各自家庭的原因，走不了。
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延续到高中。农村的孩子，注定集体被城里孩子不断甩到身后。很多的985大学，农村户籍的比例越来越低，低到20%上下了。
刘强东前几年给母校人民大学捐过1000多万，想给农村学子助学金。结果过了两年，人大犯难：
助学金难发呀。
原来大强子在人大读书时，班里70%的学生来自农村。三十多年过去，人大的农村学生比例，不到30%。助学金比农村孩子都多了。
2017年北京的文科状元熊轩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个18岁的男孩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越来越难考出来，他是中产家庭孩子，在北京享受到的教育资源：
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
李彦宏说过，首次接触计算机是他在阳泉一中上学时。当时学校买了几台电脑，选出几个学生学电脑，其中就有他。
后来，阳泉一中派李彦宏去省城太原，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赛前他信心十足，但后来名落孙山，很受打击。
他想不通。直到他走进太原新华书店时，发现太原新华书店里，计算机编程的书摆了好几个书架；但阳泉新华书店里，计算机编程的书，只有一本。
原来省城的孩子，都开了外挂。
2
去年，央视《焦点访谈》走访了内蒙古一个乡镇学校。
甘旗卡镇中心学校位于科尔沁大草原腹地，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近百公里。出了镇子，周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牧区。
这所学校有1000名学生。大多数也来自周边农牧区，父母进城打工，往往从小学开始，就把他们送去学校寄宿。
长期住校，和父母聚少离多，家庭教育缺失。不少孩子的心理状态，各种矛盾交织。老师们想疏导，也不知道如何着手：
干着急。
另一方面，随着2021年教育政策落地，中小学开始全面实施课后延时服务，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对学校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对于甘旗卡镇中心学校来说，老师本来就少，应付学科教育已经很吃力了。艺术类、科技类专业老师更少，课后开发学生素质教育上，完全力不从心。
一个很偶然的契机，这里发生了改变。
2021年，北京朝阳区开始和科尔沁左翼后旗进行对口帮扶合作。北京的挂职团队了解到科尔沁左翼后旗几所小学在课后服务中的困难后，将朝阳区学校里反馈不错的课堂软件，引进到当地学校。
左右滑动查看孩子上课场景
这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教学软件，有100多门课，课后延时服务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
线上的老师，在大屏上为学生们讲授知识，进行游戏化学习；线下则由一名带班老师，带领学生们跟随大屏教学，同步学习，开展模拟实验。
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孩子，接触到了情绪管理、硬笔书法、玩转魔方、建筑设计等课程。其中最受老师和学生欢迎的，是：
识情绪善社交课。
一门教孩子学习如何识别和管理情绪，与自己的喜怒哀乐相处的课。
焦点访谈采访了一个叫张宇涵的留守儿童。他长期住校，不太善于沟通，经常惹麻烦。但这个课程开始，张宇涵学会了调节情绪，怎样与他人沟通。他多了很多好朋友。
王梓铭也是一名留守儿童。以前上课他经常溜号，但他开始上玩转魔方的课，就开始钻研，和爱玩魔方的同学聚在一起切磋、交流，玩魔方让他有了成就感和自信心，上课也不再溜号。
素质课堂的意义正在于此，不仅在游戏中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更重要的，帮助这些农村孩子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他人相处，更好地拥抱这个世界：
为将来冲破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墙，积蓄力量。
冲破巨墙，需要李彦宏的“外挂”，需要熊轩昂所说的“捷径”。
为留守儿童王梓铭点亮世界的魔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刚性物体之一。六年前，硅谷有个实验室，也迷上了魔方。他们为此做了一只机器手。为了让机器手适应真实世界，训练人员更换魔方的颜色、摩擦力，甚至操作背景。在数字世界里，机器手花了一万年试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机器手并不被人看好，大家不太相信他们能成功——因为现实世界里的变量，太多了。
现在，那家实验室的名字天下无人不知：
OpenAI。
3
“双减”政策落地后，课后三点半延时服务如何开展，不仅是乡镇学校的难题，大城市也都在探索。北京朝阳区的探索，是引入了一套创新产品：
飞象星球。
飞象星球就是前面科尔沁草原上的孩子使用的课堂产品，现在已经有100多门课程。在被带到内蒙古草原腹地之前，它已经在望京的学校里，通过教室里的大屏，给北京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在线课程。
今年7月4日，猿辅导集团出现在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和微软、特斯拉、谷歌，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他们是少有的能拿出成熟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猿辅导内部有4000多名工程师，早就不仅仅是一家教育公司了。
过去几年，大家还在讨论大模型的时候，猿辅导早就在落地应用了。他们一口气甩出了一个教育“全家桶”，从口语陪练到阅读理解、从公立校的作业批改，到12年一体的1V1学情AI辅助系统。
每个应用，解决的都是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博士、《生成式人工智能》作者丁磊说过：
在产品中创造价值，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种共识。
猿辅导为每个孩子配备一个AI智能助手。没想到，最先用上AI助手的：
是小学生。
学生和家长可以用猿辅导的AI助手陪练口语、批改作业，助手还会根据孩子的个人情况，数学、物理、英语的个性化学习内容和规划，跟着AI助手学习编程，就更是非常成熟的应用。
猿辅导的大模型能力，来自他们12年来积累的10亿教育垂直精准数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从教学中积累出来的。从APP时代到大模型时代，数据成了这家公司在教育科技上的绝对壁垒。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一做就做了12年，从单一的点到线，从线到网，从北京到乡村，猿辅导点亮了更多的孩子和家庭。
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孩子使用飞象星球，仅仅是开始。
过去十几年对乡镇学校的大力建设后，大家也明白，比教学楼、操场、电脑室更难获得的，是教师资源。中国现代教育的特色之一，是教师决定了教育的高度和教育的质量，很多农村孩子：
出生地即见结局。
中国农村教育提升的关键，不仅在硬件，更在于飞象星球这样的软件。
黄国平就在自己母校的分享里说，生命是有局限的，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而我们翻山过海，穷其一生：
也可能只是停留在通往罗马的路上。
但现在，大模型通过算力和数据库，让教育走向了一个人机协同的新模式——知识的传授从言传身教，向人机互动过渡。
它让教育资源最大程度地集合，并辐射到每一个地区——把物理距离消灭了。
未来，也许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名师的单独辅导，在大模型和大数据的帮助下。到那时，也许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墙，就真正被推倒了。
几年前，一位华裔科学家详细访谈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他们的成长历程。他找出了大师的共性：
青少年时期，他们都曾被一束光点亮过。
城乡教育的最大的差距，就是被一束光点亮的机会。
黄国平在致谢信里，特别提到他的启蒙老师。那位叫邱浩的老师，买了一台286电脑。当时，整个仪陇县只有七八台电脑。邱浩已经开始教六年级的黄国平，怎么打字了。
从那时开始，黄国平走计算机的这条道路，就被点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