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我被调到临朐二中(当时叫“冶源中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时年43岁。我自1954年师范学校毕业，投身教育事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名教师一心想为教书育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时值“文革”结束,刚刚恢复高考,来二中,我感到正是自己出力的好时候。一者,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开始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再者,学生及家长们都有强烈的升学愿望。因为此前上大学的很少,建国后至“文革”17 年间临朐人在本县考上大学的仅有 170人，所以广大群众普遍对大学感到既庄严又神秘,觉得几乎高不可攀又急于破其门而入。在此形势下,组织上既然让自己到二中掌这个舵,我可以说憋足了劲,要乘风扬帆驶快船,要把二中的工作干好,要干得有声有色。
想启动一艘航船，仅凭舵手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靠全体船员的齐心协力。大教育家梅贻琦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同理,要办好中学，一定要有名师,名师才能办出名校。在天时、地利具备的情况下,我首先考虑的是“人和”,抓紧师资建设。稳得住,请进来,肝胆相照,放手重用。
和我一起调来任副校长的王景陶同志，是北师大毕业生,小我10多岁,水平高,干劲足,我让他负责全校教学工作。他还兼任毕业班的数学课,同时也抓着教导处,也管着安全保卫。可以说,他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工作,且样样都很出色。教的一个文科复习班,共有94个学生参加高考,得满分(120 分)的多人,班平均104.48 分。
语文教师马学声,1961年山师毕业,我让他主办文科班。开始,对他的教学改革举措,有的人不理解,但我用人不疑,真诚支持。当时,山师、聊师等校多次延聘他去任教,但他放弃到高校发展的机会,决心在农村中学创业。由于成绩卓著,被评为特级教师。
学历高、业务棒的还有数学教师魏学智、体育教师李志伯,物理教师马玉璞和房学贤、化学教师郑玉缙、生物教师刘好礼、历史教师赵承钧与刘掌珠、政治教师贾乐龙、英语教师卫国,等等。我还从县师范请来了数学教师吴维成、从营子中学请来了数学教师张宗修和语文教师王锐、从九山中学请来了地理教师韩承梅和物理教师吕思富。让他们成为学科带头人、业务骨干,关心他们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工作。
他们都是当时县内一流的名师,他们都受到学生的崇拜。学生家长们都以自己的孩子进了二中大门,到了他们的名下而自豪。逢年过节之日，走亲访友之时,家长们以夸耀的口吻对人家讲自己的孩子在二中跟某某老师上学。对方随之流露羡慕不已之情。
天时、地利、人和齐备,风正一帆悬,二中开始驶入快航道:认准航向,大抓高考。北上南下，了解信息,搜集资料。派王景陶副校长等人到北师大淘来《数学百题集》印发给学生;派魏学智老师等人到上海,经名师指点,数学分块(代数、几何)讲解,收效很大。就连 1978年秋天,校内张贴的标语“为中华新崛起甘洒热血献青春,为科学大发展勇攀高峰摘明珠”,都是到北京学来的。为学生造势鼓劲的宣传方式还有很多。同年秋天，召开高考誓师大会,教师代表贾乐龙发言，结尾两句是:“待到明年花盛日,定叫喜讯传万家!”学生报以长时间掌声。场面之热烈,至今如在眼前。补弱科,提高学生总成绩;拔尖子,激发学生积极性。恢复高考初期,学生成绩不均衡,有一两门弱科的问题很突出。我和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反复研究分析,认识到问题主要出自教师,因为当时全县社社有高中,不少初中还办高中“戴帽班”,教师配备不齐,有的学科甚至开不起来，这样,势必造成弱科。比如大量的文科生数学成绩偏差。认准这一点,开展“数学周”、“地理月”等活动,为每个学生制定不同的纠偏计划,使其成绩显著提高,头年的落榜生,今年考进了名牌大学。如1979年以昌潍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的高峰岗,1978年高考就是因数学太差而落榜的。一些初中“戴帽班”的学生,成绩提升潜力很大,我们将其选拔来深入加工,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万良、屈增国,考入南开大学的刘树勇,考入山东大学的李风华等等,都是从各“戴帽班”选来的。
1978 年高考出了一个理科学生张国新,成为建国以来临朐叩开清华大门第一人。1979年 --1984年考出了高峰岗、于成河、陈关亭、张凌波4个全市文科第一名，冯曰铭全省文科第二名,极大地鼓舞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考出好成绩的信心。
创特色,立品牌,出成绩。文科不仅出尖子生多,考取的总人数也多。自1978年至1982年文科生共初选168人,在全县遥遥领先。1980年初选 57人,是全省第一名。诚如《临朐县教育志》记载:“恢复高考以来,该校的文科班升学率居全省上游。”文科,成了临朐二中响当当的优质品牌，在临朐县赢得了“文科最数冶源好”的名声,引得外县、市区甚至外省的不少文科生前来就读。
学校总的工作成绩也很突出。1979、1980两年高考总人数都是全县第一,受到市县表彰与重奖。此后十几年升学人数在全县同类学校中都是最多的。
乘风扬帆驶快船,群舟竞渡我争先。工作着而且出成绩是最幸福的;夙愿得以实现,过后回忆起来,也是很甜蜜的:我想起了兼上政治课时的活跃气氛,想起了《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的局促情景，想起了县内外兄弟学校来参观时的繁忙，想起了每年高考时与学生同睡一舍时的温馨，我更想起了一个晚上--那是1979 年深秋的一个晚自习课后,我照例从教室到宿舍逐一查看,在一间教室拐角处,听到墙那边有两个学生谈话:“咱在这里抽烟,要是叫赵老头查着就不好看啦……”当时,我们把应考的学生分为力争考名牌大学的、在希望圈子以里的和超常发挥也能考取的几种类型。我一听,知道是两个在希望圈子里的学生,便止住了脚步,回到化学组办公室找到了他们的班主任李本春老师。李老师把两个学生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包烟说,赵老头请你们俩抽烟。从此,两人力戒坏习惯,努力学习,第二年一个考上了本科,一个考上了专科。现在二人都已到了我当时的年龄,今年春节期间见到我以后,把往事当笑话拉。
我于 1993 年退居二线,1995年正式退休，今年 72岁,二中工作经历,早已成为美好回忆。李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回顾自己与临朐二中同仁带领学生在知识海洋里遨游而同舟共济近20年的美好时光，心中依然涌动着自豪感、荣誉感。
感谢二中,祝福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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