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一首《梅花》诗，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小学和中学课本里的《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明妃曲二首》《元日》等诗文，这些文字都具有简练明晰、内涵丰富的特点，千年来不断被后人传诵。诗文的作者叫王安石，他不仅是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而且是一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区上池村）一个官宦人家。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先后出任建安县主簿等地方职位，尽管官职卑微，但其德行却奠定了王安石廉政家风的基础。王安石的童年是伴随着父亲四处为官的职业生涯度过的，这是他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期，父亲的一言一行，自然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家风醇厚 惠泽后人
王安石所在的王氏家族是个大家族，据王氏考证，他们祖上为山西太原人氏，受“安史之乱”的影响，王氏族人大约于中晚唐之际南迁到江西临川。江西临川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地方，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王安石家族提供了生存、壮大的土壤以及文化基因。作为“移民”，起步大多是务农，一个家族要从普通的农家演变为卓然独立、繁荣昌盛、子孙繁茂的名门望族，在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农家子弟大多是通过耕读、中举的途径，得以步入仕途，进而带动家族家风的改变。
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王氏家族逐渐在临川兴旺起来。第一个代表人物是王贯之，他是王安石的叔祖父，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贯之进士及第，历任汉州军事推官、大理寺丞等职。王贯之的名主要表现在“孝悌”方面，他待人宽厚，以德报怨，当时的人称呼他为“长者”，为此受到皇家的奖逾。这是家族里竖起来的第一个伟岸形象。
影响王安石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善于利用吃饭、出游等闲暇时光对子女开展家庭教育，其教育的方式方法颇有民主之风，教育的效果是子女人人内心感觉“甚适”。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也曾这样发表了评论，王益的为人颇为潇洒自若，胸怀大志。在外为官能够做到刚正不阿，百折不挠；退归家庭，能够收敛威严之色，孝敬父母，友善对待族人，和顺教育子女。这两个“贤人”自然成为王安石道德修身的标杆，直接影响到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
王安石的母亲和妻子都来源于江西乌石岗吴氏家族，该家族特别重视女子的教育，文化水平均很高，自然道德品质水平也就高于常人。据资料记载，王安石母亲特别乐善好施、与人为善，从不跟人结仇生怨，且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王安石的妻子也是吴氏家族人，不仅继承了吴氏的优良家风，而且继承了家族的文化素养，她写的词句“待到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词风洒脱，受到时人的称赞。受这样的家风熏陶，王安石幼年时就养成了很多好的品质，比如善于学习，喜欢体察民间的疾苦等，这为他将来的职业成长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廉朴实 生活简约
王安石的简约和清廉是他最鲜明的品格特征。
史载王安石整天手不释卷，无论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都会拿本书在看，经常通宵达旦。有一次，他看了一个通宵的书，早晨突然发现点卯的时间已到，连忙衣冠不整地来到公衙，正好被他的顶头上司韩琦看到。作为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韩琦对王安石的打扮实在是很生气，于是含蓄地提醒了一下王安石，年轻人要洁身自好，将来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王安石知道韩琦的意思，但他并没有辩解。
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有人向王安石夫人报告，王安石爱吃鹿肉。夫人觉得奇怪，便问来人，饭桌上鹿肉摆在哪个位置？来人说，鹿肉就放在王安石的面前。夫人提示，明天你将鹿肉换个位子，看他如何反应。第二天，来人报告，王安石只吃了面前碗里的咸菜，其他都没有碰，原来是因为他吃饭时读书太专注了，根本就无心顾及吃了什么。
王安石官居宰相高位后，依然过着“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的生活。有人巴结他，送他一枚古镜和一方砚台，这都是宋代文人的心头之物。可王安石说，这两个东西对他没用。他笑着回复说，我的脸没有碟子大，这面能照两百里的古镜对于我有什么用处呢？那方哈气就出墨的砚台，他就更用不着了，因为他每次写字必取水磨墨，这方砚台即便能哈出一担水，那又有什么用呢。来人只好识趣地收起了两件宝贝。
公生明，廉生威。王安石人品刚直，官品清正，皆为世人所赞赏，甚至连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污点”。
公而忘私 高风亮节
王安石是改革家，在那个“冗官、冗兵、冗费”的年代，改革最先触动的就是那些官员的利益，为此，朝廷里的旧党与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党争。比如苏老洵带头反对王安石，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给王安石的改革拆台，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矛盾也没少发生。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由于其中有几句牢骚话，被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于是苏轼被问罪下狱，差点被杀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得知苏轼蒙冤，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一直攻击新政，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因为苏轼本人已经被屈打成招，他的亲朋好友们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还能冒险上书皇帝为苏轼伸冤，这样的人品真的配得上高风亮节。
在王安石看来，“能尽仁之道，则圣人矣”。也就是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以“仁义礼信”修身立基本，才可以将这个美德迁移到治国理政，“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君子”或“圣人”，达到“天下莫不化之也”的效果。王安石的平天下宏愿集中体现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上。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从熙宁二年到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先后颁行了一系列法令，每一项法令出台都隐含着“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
王安石为官做到刚正不阿，为人做到清廉而不拘小节，因此梁启超赞颂他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作者简介：朱晔，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研发中心，出版文学类著作《理说宋朝》《银圈子》《一乡一世界》等七部，作品散见于《文艺报》《金融时报》等报刊杂志，字数超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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