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我 介 绍
陈馨诺
陈馨诺，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本科生，社会学双学位在读，现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就业实践部部长。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等。
“我一直觉得，人生苦短且充满变数，所以要在可能的时候最大限度地践行自由意志。幸运的是，未名湖是一片海洋，包容着我们的任性与殊异。”
对我而言，来到北大新传完全是意外之喜。天赋、努力和运气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此消彼长，让我没有太多磕绊地长大；而高考那一年运气似乎格外眷顾我，帮我敲开了燕园的大门。
选择新传不能说是出于喜欢；我以为对于不了解的学科妄言“喜欢”是不尊重且不负责的。对专业我并没有明确的偏好，只是新传确实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或许是因为有过闲暇时翻报纸的经历，或许是因为在书籍和电影中窥见过二十年前纸媒的黄金年代……总之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兴趣让我将新传作为了第一志愿——即使当时正是新传专业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时候。不过我并没有怎么关注过那些言论；比起让别人指导我的人生，我更愿意循着那一点点兴趣去探索未来的可能。
我偶尔也会想自己当时的选择是否有些轻率或者并非最优选，但是我从未后悔过。新传的课为我提供了很多看世界、想问题的新视角，也延伸着我与相识或未知的人的联系。何况，这里或许也是园子里最充满自由与理想的一隅。在课上跟随老师的讲述追溯传播学前世今生、回顾新闻业的兴衰变迁、见证互联网的崛起发展的那些时候；在课后采访业界前辈、访谈家人朋友、捣鼓音视频软件的那些时候，都在一次次擦亮我内心热忱的火花，为我留下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此前我认为，让人们“看见”与“被看见”是新闻传播的意义所在。尽管现在我仍然不能说对新传是否已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但我以为，或许“改变”是这个行业乃至全社会最亟需的事情——带点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地说，我希望我们的学习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成为这一“改变”的推动者。
我在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中度过了我的中学阶段，那些不安和犹疑伴随着我来到了大学。一方面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或明或暗的社会比较，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我一直都不是竞争中的最优胜者；我没有一技之长或一项嗜好；我嘴笨，怯场，社恐，不擅长交往和表达，关注自身远多于关注他人和社会……好像我身上的很多特质都与刻板印象中的新传人完全不符。
不过这似乎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们告诉我我有很多可以往上走的空间，我也愿意以此为缘由逼迫我成长为我想成为的人。我加入了学院的学工组织并留任团委，在赛克勒博物馆做了讲解员，参加过零零碎碎的志愿活动，尝试过短期的学生记者……尽管期间有不少困难，但那都是扩充我人生与世界的交集、推着我不断前行的一个又一个瞬间。
入学之初师长们说，在大学，尽管学业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它仍是占据相当地位的参照。大学的学习对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尽管我乐于相信回报总是对得起投入的，也愿意投入足够的认真在我所喜欢的课程上，但必须承认，就最终成绩而言，总是会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但比起忧心这些不可控因素，我更不安的是我的思维能力。我看书太少，思维空有平面展开的逻辑却缺乏深度和创新——这也是我选择社会学双学位最重要的原因。我想以此逼迫自己多看书、多思考。
做不好的事情还是很多，事与愿违也是常有的事。比如我并不属于可以多线程并重的高精力人群，总是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之中；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致，我这学期最终也没有多读几本书。我依然诚惶诚恐，但我愿意继续前行。
有时候觉得，或许在这个阶段，迷茫和犹疑才是常态。我遇到的人中只有极少部分有明确的理想与目标，而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仍在摸索中前行。
父辈们回忆中的大学总是纯粹而自由，尽管时过境迁，回忆已成为历史，但我们或许仍然可以将大学作为人生中最后一个容许探索和犯错的乐园。在上学期的一次电影主创交流活动中，我的提问幸运地被抽中了，嘉宾回答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理想还没有找到我，我得给它更多的途径去找到我”。或许不必苦恼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必为“我真正喜欢什么”过于焦虑；把大学时光用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上，多尝试，多见识，或许某一天，我们真的可以与理想不期而遇、抱个满怀。
我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稍显懒惰和迟钝；我不愿意过一种庸常麻木的人生，也不求特立独行、扬名立万，就算随波逐流也无所谓，只要是我自己选择的“流”就好了。我想要的只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理想尚存火光之时，我永远向往着又一个清晨。
文字、图片｜陈馨诺
排版｜高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