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取三津子从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乘晋升为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BLOOMBERG/GETTY IMAGES
今年1月，日本航空公司的母公司日航集团任命鸟取三津子（Mitsuko Tottori）为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全球媒体纷纷称赞这一任命是性别平等的胜利。现年59岁的鸟取三津子是该公司73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与许多毕业于精英学府东京大学的男性前任不同，鸟取三津子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女子专科学校，并从空姐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如果说鸟取三津子的晋升对日本女性而言是一大突破，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新颖性凸显了日本“玻璃天花板”的持久性。根据信用研究公司帝国征信有限公司2023年1月的一份报告，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顶级“黄金”板块上市的1,836家公司中，仅有15家由女性领导，占比不到1%。在日本的董事会中，女性占交易所黄金市场公司席位的13%，而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2%和33%，在欧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为40%。
在世界各地的董事会中，女性代表人数不足。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28家企业由女性掌管。但在亚洲，性别差距尤其明显，只有四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在线零售商京东、印度尼西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印尼国家石油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和中国电子元件制造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
毫无疑问，亚洲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商业领袖。《财富》杂志最新一期“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评选出了100位杰出女性，这些女性是从每年不断扩大的高管和企业家名单中选出的。
然而，在几乎所有有意义的性别平等衡量指标上，亚洲企业都落后于西方同行，包括劳动力参与度、高级职位、薪酬和董事会代表。在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占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韩国和日本的性别薪酬差距最高。德勤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马来西亚在公司董事会性别平等方面领先亚洲地区，女性董事占比达到28.5%，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但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女性董事占比仍然低于20%。
该区域的政府和商界领袖正在逐步采取行动，为女性创造更多的机会。日本大幅提高了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亚洲的三大金融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东京的股市已经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以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亚洲最大家族企业掌门人似乎越来越愿意将权力交给女儿，而不仅仅是儿子。
即将于明年3月成为新加坡星展集团（DBS Group，东南亚最大的贷款机构）首位女首席执行官的陈淑珊（Tan Su Shan）认为，过去对商界女性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这让她感到乐观。“如今，亚洲女性领导者迎来大好时机。”她宣称。
但情况复杂，不同经济体的女性领导人的前景也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例，中国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的挑战，有充分的理由鼓励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并加入管理层。两性平等已经写入中国的宪法，“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是经常被引用的口号。但贝恩公司与猎头公司史宾沙最近的一份联合报告发现，尽管中国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职场参与度方面“站在相似的起跑线上”，但“只有一小部分中国女性能进入高管行列……成为首席执行官的更是凤毛麟角。”该报告发现，在中国，女性仅占高管席位的19%左右。该报告作者调查的大多数女性表示，她们的家人并不理解她们的职业抱负，而她们的雇主也不支持她们处理家庭事务。
在中国香港，香港交易所的首位女行政总裁陈翊庭（Bonnie Chan）正在领导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试图说服在该交易所上市的2,600家公司放弃单一性别董事会。2022年，时任港交所上市委员会主席的陈翊庭宣布，到2024年年底，所有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都必须在董事会中既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成员。这一举措似乎正在取得进展：陈翊庭表示，截至今年8月，拥有单一性别董事会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从两年前的800家降至不到350家。尽管困难重重，但她表示，“非常有信心”所有公司都将在年底前遵守新规定。
港交所尚未宣布对错过最后期限的公司的处罚，但陈翊庭警告称会有后果。她表示，不遵守单一性别董事会禁令的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其他强制性规定。将致函该公司，要求其作出解释。上市委员会将决定采取何种行动。”
摊牌可能很棘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之列，它们的董事通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命。但位于中国香港的维权投资者大卫·韦（David Webb）公布的数据表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最大国有企业最近增加了女性董事。
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女性董事的比例约为19%。香港交易所尚未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女性董事占比设定强制性配额；陈翊庭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她说：“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这样做确实能带来额外价值。”
风险之一是“过度交叉任职”，即同一批女性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这虽然提高了女性董事的比例，但并没有真正增加多样性。据路透社报道，在日本东京上市的公司中，30%的女性董事同时担任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董事，这一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新加坡也摒弃了正式的配额制，转而采用自愿目标。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设立的咨询机构董事会多元化委员会（Council for Board Diversity，简称CBD）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新加坡100家最大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从2023年的23.7%提高到30%以上。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700家公司，新加坡在董事会多元化方面的表现就不那么理想了。根据董事会多元化委员会的数据，在这些公司中，只有16%的董事是女性，38%的公司董事会全是男性成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侨银行（OCBC）由黄碧娟（Helen Wong）担任首席执行官（今年在《财富》“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上排名第二位），该银行的营收为180亿美元，是东南亚的第三大贷款机构。
陈淑珊表示，与男性相比，新加坡女性在开始职业生涯时拥有许多优势。在年轻员工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多于男性，而且男性被要求服两年兵役。但在女性生育后，情况却往往会发生逆转，女性被期望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今年8月，新加坡宣布到2026年将政府资助的产假从目前的20周增加到30周。政府在去年还采取措施，将卵子冷冻合法化，这是前议员陈淑珊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一项措施。
亚洲没有哪个经济体在性别平等问题上比日本面临的挑战更大。日本是世界上劳动力年龄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对移民劳工持排斥态度。日本男性主导的政府和商界领袖深知，如果日本经济要实现生存，更不必提及繁荣了，女性必须在职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的经历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企业来说，纠正性别失衡极具挑战性，即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做是生存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社会公正问题。
在东京工作的风险投资家凯西·松井（Kathy Matsui）说：“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应为职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但每个人仍在努力寻找实现方式。”
松井凯希曾经担任高盛日本公司的副董事长，自1999年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女性经济学”一词，自此以来，她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日本一度繁荣的经济在股市和房地产崩盘之后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低迷。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日裔美国人凯希·松井认为，日本复苏的最大希望是通过让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来增加劳动力供应，并使她们更容易兼顾工作和养育子女的责任。她计算得出，如果将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50%提高到59%，达到美国的水平，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能从2.3%提高到2.5%。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凯希建议，日本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改善产假福利，扩大日托服务的可及性，并确保同工同酬。企业必须对家庭更加友好，并提拔更多的女性担任管理职务。
日本远远超出了凯希的目标。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逐渐接受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作用的逻辑。201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在明确支持“女性经济学”作为其经济政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援引了松井凯希的观点。自那以后，日本当局大幅扩大了对有子女家庭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并增加了托儿所的数量。日本父母现在有权享受180天的带薪产假，工资为月收入的三分之二。
数百万的日本女性开始工作。对于处于黄金工作年龄（年龄在25岁至54岁之间）的女性来说，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飙升至创纪录的83%，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77%。尽管日本的人口持续萎缩，但日本的劳动力仍在增长。
但从其他指标来看，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却仍然落后于其他地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在日本的劳动力中，超过一半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即使那些拥有全职工作的女性也担任初级职位，薪水也远低于男性同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日本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2%，是七国集团（G7）中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8位。
尽管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但日本董事会中的女性人数却没有相应增加。去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目标，即到2030年，女性在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比例至少达到30%。最近，日本政府又开始要求员工人数超过300人的企业，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定期披露其管理层中女性员工的比例。投资者也在加大施压力度。包括高盛资产管理和挪威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外国基金宣布，它们将对没有女性董事的日本公司董事会提名投反对票。日本的野村资产管理公司也承诺将采取类似行动。
作为港交所的行政总裁，陈翊庭正在努力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图片来源：COURTESY OF HKEX
对这种策略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说，公司应该根据业绩和经验雇佣领导者，而不应该考虑性别。但鸟取三津子的任命表明，日本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女性领导人被忽视了。1985年，当她加入航空业时，像日本航空（国有航空公司，成立于1951年，后于1987年独立）这样的大公司还没有考虑让女性担任高管职务。2010年，日本航空破产，政府聘请了特立独行的京瓷的创始人稻盛和夫来扭转局面。在2012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稻盛和夫表示，该公司已经失去了与客户的联系，他领导日本航空进行了企业文化转型，大力提拔基层员工而不是官僚主义者。在晋升为首席执行官之前，鸟取三津子曾经担任首席客户官。
如果说鸟取三津子代表了日本女性高管的新风格，即通过非常规途径进入高管层，那么小野真纪子（Makiko Ono）可能就是通过不懈努力获得晋升的女性的最佳典范。
小野真纪子可能是日本最受瞩目的女性商业领袖，她是饮料巨头三得利控股旗下非酒精部门三得利饮料和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三得利饮料和食品公司的营收为110亿美元，占集团总销售额的54%，是日本最大的由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上市公司。小野真纪子在东京大学学习葡萄牙语后，于1982年加入了三得利的并购团队。她的第一个项目是公司成功竞购波尔多的拉格朗日酒庄（Château Lagrange winery）。后来，小野真纪子要求调到法国学习葡萄酒业务，并为集团寻找其他投资机会，但被人力资源部拒绝了。在其80年的历史中，该公司从未在日本境外派驻过女性员工。
但是小野真纪子一直在等待世界发生变化。1991年，她被调到三得利法国公司（），专注于该公司的葡萄酒业务，成为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外派人员。她帮助三得利与英国的葡萄适（Lucozade）和利宾纳（Ribena）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后来又与法国的汽水制造商法奇那（Orangina）建立了合作关系。1997年，小野真纪子回到东京，担任哈根达斯日本公司的市场总监，三得利持有该公司40%的股份。在担任三得利控股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一段时间后，小野真纪子于2023年被任命为三得利饮料和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小野真纪子目前还是单身，她曾经对日本媒体表示，如果她结婚生子，可能就不会升任领导职务。但她自豪地说，现在三得利饮料和食品公司的女性员工在生育后100%都会重返工作岗位。
这为整个地区的公司树立了积极的榜样。现在，三得利和其他亚洲公司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女性在重返工作岗位后，有平等的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财富中文网）
译者：Z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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