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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衰竭是临床常见的严重肝病症候群，病死率极高 ^［ 1 ］ 。多年来，各国学者对肝衰竭的定义、病因、分类、分型、诊断和治疗、预后等问题不断进行探索。2005年，美国肝病学会（AASLD）发布了《急性肝衰竭处理》 ^［ 2 ］ 的建议书。2006年10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制订了我国第一部《肝衰竭诊疗指南》 ^［ 3 ］ ，从定义、诱因、分类、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对我国肝衰竭进行了系统而精要的阐述，既与国际接轨，又独具中国特色，诊断分型突出了实用性，指导和规范了我国肝衰竭的临床诊疗，并于2012年、2018年进行了2次修订 ^{［ 4 , 5 ］} 。亚太肝脏研究协会（APASL）于2009年首次提出针对慢加急性肝衰竭定义和诊断标准的专家共识 ^［ 6 ］ ，分别于2014年、2019年进行了更新 ^{［ 7 , 8 ］} 。欧洲肝病学会（EASL）和北美终末期肝病研究联盟（NACSELD）分别于2013和2014年提出了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断标准 ^{［ 9 , 10 ］} 。2017年，中国重型乙型病毒性肝炎研究小组（COSSH）基于乙型肝炎人群的多中心、前瞻性及大样本的研究，提出了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断的COSSH中国标准 ^［ 11 ］ 。上述四大标准均被收录至欧洲2023年发布的《慢加急性肝衰竭临床实践指南》 ^［ 12 ］ 和美国2024年发布的《慢加急性肝衰竭和危重肝硬化患者管理实践指南》 ^［ 13 ］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根据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再次对我国《肝衰竭诊治指南（2018年版）》进行更新。

《肝衰竭诊治指南（2024年版）》（简称《指南》）旨在使临床医师对肝衰竭的诊治有进一步了解，并做出较为合理的决策，并非强制性标准。鉴于肝衰竭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本指南不可能包括或解决肝衰竭诊治中的所有问题。因此，在针对具体病情，临床医师应参照本《指南》，充分了解肝衰竭的最佳临床证据和现有的医疗资源，在全面考虑患者具体病情及其意愿的基础上，制订合理的诊治方案。

1 肝衰竭的定义和病因

1.1 定义

肝衰竭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严重肝脏损害，导致肝脏合成、解毒、代谢和生物转化功能严重障碍或失代偿，出现以黄疸、凝血功能障碍、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及腹水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症候群。

1.2 病因

在我国引起成人肝衰竭的主要病因是肝炎病毒（尤其是乙型肝炎病毒），其次是药物及肝毒性物质（如酒精、化学制剂等） ^{［ 11 ， 15 ］} 。儿童肝衰竭多见于遗传代谢性疾病。肝衰竭的常见病因见 表3 。

2 肝衰竭的分类和诊断

肝衰竭分类与诊断对于临床精准诊治管理极其重要，并与病因、诱因及发病机制等密切相关 ^{［ 11 ， 16 , 17 ］} 。28 d、90 d生存情况是患者长期预后的关键时间点，关注肝衰竭的动态转归分型有助于临床早诊早治与预后判断 ^{［ 18 , 19 , 20 ］} 。

2.1 分类

基于基础肝病病史、起病特点及病情进展速度，肝衰竭分为4类：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亚急性肝衰竭（subacute liver failure，SALF）、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acute（sub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或SACLF］和慢性肝衰竭（chronic liver failure，CLF），见 表4 。

2.2 组织病理学表现

组织病理学检查在肝衰竭诊断、分类及预后判定上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肝衰竭患者的凝血功能严重障碍，实施经皮肝穿刺具有较高的风险，在临床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但也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选择相对出血风险小的经颈内静脉肝穿刺。多项多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均表明，经颈静脉肝穿刺在凝血功能障碍、腹水等高危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 21 , 22 , 23 ］} 。

肝衰竭发生时（慢性肝衰竭除外），肝脏组织学可观察到广泛的肝细胞坏死，坏死的部位和范围因病因和病程的不同而不同。按照坏死的范围，可分为大块坏死（坏死范围超过肝实质的2/3）、亚大块坏死（约占肝实质的1/2~2/3）、融合性坏死（相邻成片的肝细胞坏死）及桥接坏死（较广泛的融合性坏死，并破坏肝实质结构）。在不同病程肝衰竭肝组织中，可观察到一次性或多次性的、新旧不一的肝细胞坏死病灶。最新转录、蛋白和代谢等多组学研究揭示，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病机制涉及系统性炎症反应和免疫代谢失衡等，发病早期固有免疫激活、炎症因子风暴，进而发生适应性免疫抑制或耗竭、代谢紊乱，导致肝脏和/或肝外多器官衰竭 ^{［ 24 , 25 , 26 , 27 ］} 。

2.2.1 急性肝衰竭

肝细胞呈一次性坏死，可呈大块或亚大块坏死，或桥接坏死，伴存活肝细胞严重变性，肝窦网状支架塌陷或部分塌陷。

2.2.2 亚急性肝衰竭

肝组织呈新旧不等的亚大块坏死或桥接坏死；较陈旧的坏死区网状纤维塌陷，或有胶原纤维沉积，残留肝细胞有程度不等的再生，并可见细、小胆管增生和胆汁淤积。

2.2.3 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

在慢性肝病病理损伤的基础上，发生新旧程度不等的肝细胞亚大块坏死性病变，伴有汇管周围的小胆管增生，有肝硬化基础的患者，部分硬化结节结构仍然存在。

2.2.4 慢性肝衰竭

弥漫性肝脏纤维化，以及异常增生结节形成，可伴有分布不均的肝细胞坏死。

2.3 临床诊断

肝衰竭的临床诊断需要依据病史、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等综合分析而确定。

2.3.1 急性肝衰竭

（3）总胆红素（TBil）进行性升高。

2.3.2 亚急性肝衰竭

（4）腹水，伴或不伴肝性脑病。

2.3.3 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

慢加急性肝衰竭是在慢性肝病（无论有无肝硬化）基础上，不同诱因导致的急性肝功能恶化，伴随肝脏和/或肝外器官衰竭，短期内高病死率的复杂临床综合征 ^［ 10 ］ 。多个国际肝衰竭联盟根据各自区域的人群特征建立了相应的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断标准（ 表5 ）。

基于中国人群特征的COSSH诊断标准，将慢加急性肝衰竭划分为1、2、3三个等级 ^［ 11 ］ 。

慢加急性肝衰竭3级（晚期）：出现3个或3个以上器官衰竭（肝、肾、脑、凝血、呼吸和循环）（A1）。

本指南的慢加急性肝衰竭COSSH分级标准中的1、2、3三个等级相当于《肝衰竭诊治指南（2018年版）》中慢加急性肝衰竭的早、中、晚期。

2.3.4 慢性肝衰竭

（5）肝性脑病。

在未到达亚急性肝衰竭和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断标准但患者极度乏力，有严重的消化道症状、丙氨酸转氨酶（ALT）和/或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大幅升高，黄疸进行性加深（5≤TBil<12 mg/dL）或每日上升≥1 mg/dL，有出血倾向，40%<PTA≤50%（INR<1.5），考虑存在肝衰竭前期，要提高警惕，须密切关注病情发展。

2.4 肝衰竭诊断格式

肝衰竭不是一个独立的临床诊断，而是一种功能判断。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完整的诊断应包括病因、临床类型及分级，建议按照以下格式书写：

疾病病因诊断（病毒、药物、酒精、免疫、寄生虫等）

病因待查

2.5 疗效判断

2.5.1 疗效指标

（4）实验室指标：血液生化学检查示TBil、PTA、INR等好转。

2.5.2 疗效判断标准

2.5.2.1 临床治愈率

（3）INR或PTA恢复正常。

2.5.2.2 临床好转率

（3）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TBil≤5×ULN，INR≤1.5或PTA≥40%）。

2.5.2.3 临床恶化

（3）新发并发症和/或肝外脏器功能衰竭，或原有并发症加重。

2.6 预警预后评估

肝衰竭预警预后评估应贯穿诊疗全程，尤其强调早期、动态预后评估的重要性。传统临床预后工具包括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 ^［ 28 ］ 、MELD联合血清Na（MELD-Na） ^［ 29 ］ 、iMELD ^［ 30 ］ 、皇家医学院医院（King’s College Hospital，KCH）标准 ^［ 31 ］ 、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 ^［ 32 ］ 等。KCH标准适用于急性肝衰竭。MELD、MELD-Na等可用于判断慢加急性肝衰竭预后结局，但敏感度和特异度较差。国内外学者基于上述不同诊断标准，建立并更新了各自标准下慢加急性肝衰竭预后评分模型，包括CLIF-C ACLF评分 ^［ 33 ］ 、COSSH-ACLF评分 ^［ 11 ］ 、COSSH-ACLF II评分 ^［ 34 ］ 、APASL-AARC评分 ^［ 35 ］ 和NACSELD-ACLF评分 ^［ 36 ］ （ 表6 ）。动态评估COSSH研究基于乙型肝炎人群的前瞻性开放性大队列，建立了预警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生的COSSH-onset-ACLF评分模型 ^［ 37 ］ 。除基于传统临床指标的模型之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多组学技术等发现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肝衰竭临床预警预后模型准确度的标志物，但仍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临床转化 ^{［ 24 , 25 , 26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

3 肝衰竭的治疗

目前肝衰竭的治疗包括3个方面：一是内科综合治疗，二是人工肝治疗，三是肝移植治疗。原则上强调早诊断、早治疗，采取相应的病因治疗和综合治疗措施，并积极防治并发症，维持或支持器官功能稳定。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动态评估病情、加强监护，及时联合人工肝、桥接肝移植，减低病死率。

3.1 内科综合治疗

3.1.1 一般支持治疗

（6）注意消毒隔离，加强口腔护理、肺部及肠道管理，预防医院感染发生（A5）。

3.1.2 对症治疗

3.1.2.1 抗炎护肝药物的应用

推荐使用具有抗炎、抗氧化、解毒、利胆和肝细胞膜修复保护作用的药物，如异甘草酸镁、水飞蓟素、还原型谷胱甘肽、腺苷蛋氨酸、多烯磷脂酰胆碱等 ^{［ 48 ， 49 ］} 。不同护肝药物分别通过抑制炎症反应、清除活性氧、解毒、免疫调节、调节能量代谢、改善肝细胞膜稳定性、完整性及流动性等途径，达到减轻肝脏组织损害，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减轻肝内胆汁淤积，改善肝功能的目的（A5）。

3.1.2.2 微生态调节治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参与肝脏疾病的发病机制 ^{［ 52 , 53 ］} 。肝衰竭患者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表现为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减少，韦荣球菌、链球菌等条件致病菌增多 ^［ 54 ］ ，导致继发感染、肝性脑病。而应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戊糖片球菌等益生菌，乳果糖等益生元，以及益生菌和益生元组成的合生元，可改善肝衰竭肠道微生态 ^{［ 55 , 56 ］} （A5），维持微生态平衡，减少继发感染，降低肝性脑病患者的血氨水平和改善心理测量测试，改善肝衰竭患者预后 ^［ 57 ］ 。粪便菌群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可快速重建健康、平衡的肠道微生态系统，恢复肠道功能，减少感染风险，改善肝功能，可作为一种治疗肝衰竭尤其是肝性脑病的新技术 ^［ 58 ］ 。因此，建议肝衰竭患者尽早开展肠道优势菌群十联检检测，及时发现肠道微生态失衡，为及时干预提供依据 ^［ 59 ］ 。

3.1.2.3 免疫调节剂的应用

肾上腺皮质激素在肝衰竭治疗中的应用尚存在不同意见，肾上腺皮质激素使用时机、类型和剂量尚无共识。非病毒感染性肝衰竭，如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诱导的自身免疫性肝炎及急性酒精中毒（重症酒精性肝炎）等，可考虑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甲泼尼龙，1.0~1.5 mg·kg ^-1·d ^-1）（A1），治疗中需密切监测，及时评估疗效与并发症。其他原因所致的急性肝衰竭前期或早期，若病情发展迅速且无严重感染、出血等并发症者，可酌情短期使用 ^［ 60 ］ （B3）。

有报道胸腺肽α1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尤其是合并感染患者，有助于降低90 d病死率 ^［ 61 ］ （B2）。对肝衰竭合并感染患者建议早期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治疗能促进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CD34（+）细胞的动员，有望提高疗效 ^［ 62 ］ （B2）。

其余免疫调节剂多应用于自身免疫性肝炎相关肝衰竭的治疗，例如吗替麦考酚酯、他克莫司、环孢素，可作为使用标准疗法（泼尼松龙单用或联合硫唑嘌呤）无效的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二线用药，西罗莫司、英夫利昔单抗和利妥昔单抗等可作为三线用药 ^［ 63 ］ （A2）。

3.1.3 病因治疗

明确肝衰竭病因对指导治疗及判断预后具有重要价值，包括查明发病原因及诱因两类。对其尚不明确者应积极寻找病因以期达到正确处理的目的 ^［ 64 ］ 。

3.1.3.1 去除诱因

去除如重叠感染、应激、饮酒、劳累、药物、出血等诱因。

3.1.3.2 针对不同病因治疗

（1）肝炎病毒感染：HBsAg阳性乙型肝炎患者，不论其HBV DNA是否阳性，及HBV DNA载量高低，建议立即使用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在肝衰竭前、早、中期开始抗病毒治疗疗效相对较好。对慢加急性肝衰竭的有关研究指出，早期快速降低HBV DNA载量是治疗的关键，若HBV DNA载量在2周内能下降2 lg IU/mL，患者存活率可提高 ^［ 65 ］ 。抗病毒药物应优先选择快速强效的核苷（酸）类药物，如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丙酚替诺福韦、艾米替诺福韦等 ^{［ 65 , 66 , 67 , 68 ］} （A2）。

丙型肝炎病毒（HCV）RNA阳性的肝衰竭患者，可根据肝衰竭发展情况选择抗病毒时机及药物治疗。若MELD评分<18~20，可在移植术前尽快开始抗病毒治疗，部分患者经治疗后可从移植列表中退出；若MELD评分≥18~20，可先行移植术，术后再行抗病毒治疗。如果等待移植时间超过6个月，可在移植术前行抗病毒治疗。移植后患者一旦出现HCV RNA阳性，应及时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首选无干扰素的直接抗病毒药物（/4A蛋白酶抑制剂、干扰素禁用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应定期监测血液学指标、HCV RNA及不良反应等 ^{［ 69 , 70 ］} （A1）。

有研究报道，戊型肝炎病毒（HEV）导致的肝衰竭患者接受利巴韦林治疗，可快速清除HEV ^［ 71 ］ ，但目前尚未证实在甲型、戊型病毒性肝炎引起的急性肝衰竭中，抗病毒治疗有效（B5）。

其他病毒感染：确诊或疑似疱疹病毒或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的患者，应使用阿昔洛韦（5~10 mg/kg，1次/8 h，静脉滴注）或更昔洛韦（5 mg/kg，1次/12 h，静脉滴注）等治疗，且危重者可考虑进行人工肝、肝移植。

（2）药物性肝损伤：因药物肝毒性所致急性肝衰竭，应停用所有可疑的药物，并避免再次使用可疑或同类药物。追溯过去6个月服用的处方药、某些中草药、非处方药和膳食补充剂的详细信息（包括服用数量和最后一次服用的时间），尽可能确定非处方药的成分。N-乙酰半胱氨酸（NAC）对药物性肝损伤所致急性肝衰竭有效 ^{［ 72 , 73 ］} 。怀疑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APAP）中毒的急性肝衰竭患者也可应用NAC，必要时进行人工肝治疗。在非APAP引起的急性肝衰竭患者中，静脉注射NAC能改善Ⅰ~Ⅱ级早期肝性脑病患者的无肝移植生存率，但Ⅲ~Ⅳ级重度肝性脑病的患者通常需要肝移植 ^［ 74 ］ 。确诊或疑似毒蕈中毒的急性肝衰竭患者，考虑应用青霉素G和水飞蓟素 ^{［ 75 , 76 , 77 ］} （A5）。

肝毒性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之一，肿瘤患者在接受ICIs治疗前应进行评估，并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肝脏功能的监测 ^［ 78 ］ 。在ICIs所致的3级以上肝损伤患者（ALT≥5~20×ULN，TB≥3~10×ULN）中，应立即停用ICIs，开始使用大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每日1~2 mg/kg甲基强的松龙或相当剂量激素），如治疗3~5 d后无明显改善，可考虑加用麦考酚酯或他克莫司 ^{［ 79 , 80 ］} （A3）。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尽早联合人工肝治疗。

（3）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AFLP）/HELLP综合征导致的肝衰竭：当发生HELLP综合征、AFLP使孕妇病情迅速恶化的情况时，应在诊断明确和疾病稳定后立即终止妊娠 ^{［ 81 , 82 ］} （A1）。如果终止妊娠后病情仍继续进展，需考虑人工肝和肝移植治疗。

（4）肝豆状核变性：肝移植可以挽救肝豆状核变性所致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 83 ］ （A3）。人工肝联合铜螯合剂可用于肝豆状核变性导致的急性肝衰竭患者，在较短时间内改善病情，有利于过渡到肝移植手术 ^{［ 84 , 85 ］} （A4）。对于术前存在明显神经系统症状的肝豆状核变性患者，在肝移植术后应继续低铜饮食，并加小剂量锌剂治疗 ^［ 86 ］ 。

3.1.4 并发症的内科综合治疗

3.1.4.1 脑水肿

（5）肾上腺皮质激素不推荐用于控制颅内高压 ^［ 88 ］ （A1）。

3.1.4.2 肝性脑病

（8）人工肝支持治疗可改善肝性脑病症状 ^{［ 106 , 107 , 108 ］} （A2）。

3.1.4.3 感染

（4）应用广谱抗感染药物，联合应用多个抗感染药物，以及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等治疗时，应注意防治继发真菌感染 ^{［ 111 ］} （A4）。

3.1.4.4 低钠血症及顽固性腹水

低钠血症是常见并发症。而低钠血症、顽固性腹水与急性肾损伤（AKI）等并发症相互关联。水钠潴留所致稀释性低钠血症是其常见原因，托伐普坦作为精氨酸加压素V2受体阻滞剂，可通过选择性阻断集合管主细胞V2受体，促进自由水的排泄，用于治疗低钠血症及顽固性腹水 ^{［ 112 ］} （A4）。

（1）限制钠盐的摄入，每日钠盐摄入量不超过4~6 g ^{［ 113 ］} ；

（2）推荐螺内酯联合呋塞米起始联用，应答差者，可应用托伐普坦 ^{［ 114 ］} （B2）；

（3）特利加压素1~2 mg/次，1次/12 h；

（6）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TIPS）治疗。

3.1.4.5 AKI及肝肾综合征（hepatorenalsyndrome，HRS）

对于肝衰竭患者，应积极预防AKI的发生：系统性抗炎治疗，积极控制感染，降低胆红素水平，纠正低血容量和维持高平均动脉压，避免肾毒性药物和非甾体类药物等，需用静脉造影剂的检查者需权衡利弊后选择 ^{［ 8 ， 116 , 117 , 118 , 119 ］} （B3）。

（4）在停用利尿剂并控制诱因后，按照1 g·kg ^-1·d ^-1剂量（最大剂量100 g/d）连续2 d静脉输注20%白蛋白扩充血容量，无效者需考虑是否存在肝肾综合征 ^{［ 125 ］} （A3）。

（5）TIPS可用于改善HRS-NAKI患者的肾功能、控制难治性腹水，但尚不倡导在HRS-AKI患者中使用TIPS ^{［ 141 , 142 ］} （B3）。

3.1.4.6 消化道出血

（7）对于Child-Pugh评级C级（<14分），或Chilg-Pugh评级B（评分>7分）合并活动性出血的患者，可考虑早期行TIPS ^{［ 155 , 156 ］} （B2）。对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后仍持续出血的患者，应首选TIPS治疗 ^{［ 121 ］} （A5）。

3.1.4.7 肝肺综合征和门脉性肺动脉高压

PaO ₂<80 mmHg时给予氧疗，通过鼻导管或面罩给予低流量氧（2~4 L/min），对于氧气量需要增加的患者，可以加压面罩给氧或者气管插管。重度门脉性肺动脉高压（POPH）患者进行肝移植风险极高，前列环素等扩血管药物可能改善POPH患者的血液动力学 ^{［ 157 ］} 。

3.2 非生物型人工肝支持治疗

3.2.1 概述

人工肝是治疗肝衰竭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一个体外的机械、理化和生物装置，清除各种有害物质，补充必需物质，改善内环境，暂时替代衰竭肝脏的部分功能，为肝细胞再生及肝功能恢复创造条件或等待机会进行肝移植。

人工肝支持系统分为非生物型、生物型和混合型3种。非生物型人工肝已在临床广泛应用并被证实有一定疗效 ^{［ 106 ， 158 , 159 , 160 ,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A3），生物型和混合型人工肝尚在研发阶段，临床应用仍需积极探索。本指南中主要介绍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疗。

目前在临床上常用的人工肝系统是李氏非生物型人工肝（Li’s Non-Bioartificial Liver，Li-NBAL）。Li-NBAL系统自1986年开始研究，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Li-NBAL 1.0系统主要是以置换、吸附和滤过等单一治疗模式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展，又创建了一系列根据不同病情进行不同组合的Li-NBAL 2.0系统，包括血浆透析滤过（plasmadiafiltration，PDF）、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plasma exchange with hemofiltration，PERT）、配对血浆置换吸附滤过（coupled plasma exchange filtration adsorption，CPEFA）、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ouble plasma molecules adsorption system，DPMAS）。

为了实现临床治疗方案系统化、技术操作标准化、治疗功能集成化，Li-NBAL系统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功能更全面的Li-NBAL 3.0系统。Li-NBAL 3.0系统以小剂量血浆置换为基础，通过对置换过程中分离的血浆进行血浆吸附（阴离子树脂、活性炭等）、血浆滤过多次循环，补充少量新鲜血浆及白蛋白，同时全面清除血浆中各种毒素物质，能实现解毒代谢、合成和平衡功能，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节省了血浆用量，而且使人工肝治疗流程更规范、更标准、更简便。

（3）平衡功能：通过血液/血浆滤过保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各医疗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患者病情，选择上述功能单独使用，也可以对各功能进行组合使用。

其他还有分子吸附再循环系统（molecular absorbent recycling system，MARS）、连续白蛋白净化治疗（continuous albumin purification system，CAPS）、成分血浆分离吸附（fractional plasma separation and adsorption，FPSA）等。推荐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方案采用联合治疗方法为宜，注意操作的规范化。

3.2.2 适应证

（2）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前等待肝源、肝移植术后排异反应及移植肝无功能、ABO血型不合肝移植围手术期脱敏治疗的患者 ^{［ 166 , 167 , 168 , 169 ］} （A4）。

3.2.3 相对禁忌证

（5）血管外溶血者。

虽有相对禁忌证，但病情治疗需要，经与患者或其家属充分知情同意，仍可通过选择相对安全的治疗模式进行治疗 ^{［ 172 , 173 ］} （A5）。

3.2.4 并发症

人工肝治疗的并发症有出血、凝血、深静脉血栓、低血压、继发感染、过敏反应、失衡综合征、高枸橼酸盐血症和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等。需要在人工肝治疗前充分评估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在人工肝治疗中和治疗后严密观察并发症。随着人工肝技术的发展，并发症发生率逐渐下降，一旦出现，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处理 ^{［ 172 , 173 ］} （A5）。

3.3 肝移植

肝移植是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终末期肝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方法 ^{［ 174 ］} ，适用于经积极内科综合治疗和/或人工肝治疗疗效欠佳，不能通过上述方法好转或恢复者。

3.3.1 适应证

（4）对于合并严重肾损伤或终末期肾病的肝衰竭患者可考虑肝肾联合移植 ^{［ 184 ］} （B3）。

3.3.2 禁忌证 ^{［ 179 ］} （B2）

（5）合并存在未控制的严重精神疾病。

4 展望

肝衰竭的预警和诊疗仍是国际难题，需进一步研究揭示肝衰竭的发病机制，融合应用生物技术、细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现和筛选肝衰竭的精准宿主标志物，结合关键临床参数，早期识别和监测肝衰竭的高危人群，建立高循证医学证据等级的预警预测体系、早期诊断和分级分期标准；进一步研发智能型非生物型和生物型人工肝脏技术、肝脏3D打印技术、细胞治疗技术，肝移植技术，实现肝衰竭高效的个性化治疗，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脏功能；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肝衰竭恢复期患者的远程监控和智能化管理，攻克肝衰竭高病死率的国际难题。

引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 肝衰竭诊治指南（2024年版）[J].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2024, 网络预发表.DOI:10.3760/cma.j.issn.1674-2397.2024.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