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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世系支派 弘扬邹氏文化
《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邹亮先生2019年4月初，用快递寄给我一本河南寻根杂志社出版的2017年《寻根》第二期刊。刊中有一篇他撰写的《邹氏钱塘支祖坟考》，还夹着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对祖坟祖居地，以往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我觉得意义重大，所以花了很多功夫（撰写这篇《坟考》），寄您请指正。”几句谦辞让我认真拜读了他的文章，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宗祖文化的一些杂感。
宗祖文化可谓谱牒文化。它的渊源甚深，可追溯至原始母系社会，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但上古只有帝王世系，也就是说远古传说历史时期的世系。它是谱牒文化的源头，我们把它叫传说世系，而不是后来慢慢出现的真正有史实记载的上祖传下来的血缘世系。
传说世系与血缘世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又有严格的区别。传说世系是上古口耳相传的氏族社会反映人类生活的图腾、始祖神、宗神等无可稽考的记载，诸如黄帝、玄器、昌意、蟜极、颛顼、帝窖（高辛）、姜源、后稷（弃）、放勖（帝尧）、太昊、少昊、重华（舜）……总之，在文字发明之前，传说世系是先民对洪荒历史时代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传说。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疑古》中提出的“远古之书，其妄甚矣！”江西鄱阳人，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史记世次》中则进一步指出“《史记》所记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他还列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不可考信的理由。清末学者康有为也认为那是“茫昧无稽之说”。古史学研究人员夏曾佑则把上古人物列为“传疑时代”的人物。所以，我认为在了解并进行研究宗祖文化时，对谱牒中那些远古的承载，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去钻牛角尖，只能依据古籍的记载而承传。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宜粗不宜细。
《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重孝道，不忘血脉传承，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尊祖敬宗习俗的体现，是仁德之举。宗祖先人家族血脉及根系的传承，是家谱中的重要载体。
真正的家谱血缘世系是族人使用图文，严格地按一代接一代如实地记录家族世系的家族史。谱牒文化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民间历史研究。孙中山先生曾说：“《族谱》记述中华民族的团结，扩系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应要加以利用”。毛泽东主席1959年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也曾说过：“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引自《贵州地方志通讯》合订本）”。我们修家谱就是延伸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其意义重大。
邹亮（前排中间）与江苏无锡宗亲远赴浙江余杭牛肩岭，根据族谱记载，实地考察钱塘始祖思道公祖坟地址
我之所以敬佩邹亮先生，是因为他研究谱牒文化与从事文艺学术研究一样，具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邹总编对《坟考》的撰写的确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为了考究思道公祖坟地址，他搜集了大量资料，旁征博引，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进行余杭地区实地考察，这种精神值得崇尚！如果只是利用现代网络信息之便，搜罗大量族谱资料，却不是本着研究宗祖文化的真实，去认真考核，辨伪除讹，而是凭一己之私，把它作为讹传谱牒的资本，以讹传讹，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清代朱卷集成》“邹凤标”条
邹亮先生为了证实思道公是钱塘邹氏始祖，首先以清朝光绪甲午（1894年）科乡试江南考生邹凤标（苏州府吴县附生，属无锡邹氏）的朱卷家世记载开篇，然后引出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朱卷集成》卷一九四邹凤标条:“先世本由山东邹县人，自……思道，唐……为杭州刺史，遂家焉，是为钱塘支。”指出此朱卷记述的邹思道是钱塘支始祖，与无锡邹氏历次修谱的描述是一致的。接着，他查阅了北宋谏臣邹浩次子邹栩主修的《无锡邹氏宗谱》，考究了清雍正五年（1727年）二甲第一名传胪进士邹一桂主修的《无锡邹氏宗谱》，并且赞美锡山邹一桂主修的谱是最系统、最完备的族谱。他通过邹一桂的《小山公重修邹氏家乘例》，指出了“江西一派……讳㵯者，为临川太守，家于宜黄，为江西始祖。”进而引用了学范出版社2006年版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卷七十一邹绍峰条：“始祖㵯，唐穆宗长庆二年为临川刺史，因家宜黄”来印证，指出江西宜黄邹氏属于钱塘分支，宜黄邹宗亦奉邹思道为钱塘支始祖。
《小山公重修邹氏家乘例》
邹亮先生用了充足的历史资料证实邹思道为浙江杭州钱塘始祖后，便提出思道归葬何处的问题。他在《坟考》中写道：“《中华姓氏始迁祖世系大典》收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范阳邹氏重修族谱》，有《范阳邹氏分房世传》第一世思道：其先汴人也，唐……官山阴县令……升江阴刺史有功，封幽州范阳响应公，后居杭州钱塘县宿兴里，卒葬余杭之拳山”，并引用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的《中华邹氏族谱》印证其说法是一致的，然后进行考辨。
光绪二十九年修《邹氏家乘》“邹实”条
邹亮先生从思道公卒葬余杭拳山，指出馀杭、禹杭、禹航、馀航，古今写法不同，就是今天的余杭。然后，提出拳山，查遍各种版本的《余杭志》、《余杭县地名志》，均无此山名。在遍查无着落之际，他从邹冠瀛重辑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印的《常熟小山邹氏支谱》中，得知邹㵯亲弟鸿公之嗣实公，官知越州，后隐居钱塘，墓在由拳山。因此，邹亮先生认为思道公之墓不在拳山，而在由拳山。理由是：①邹建烈、邹鼎享编的《锡山邹氏西南庄支谱》之《通谱世表》载：”实，字诚明……生于唐天复癸亥（903年），享年九十有三……墓在由拳山祖茔之西”；②邹仁溥编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刻印本《邹氏家乘》对实公有更详细的介绍：“实，字诚明，先世本山东邹县人，自……师（思）道，唐……为杭州刺史，遂家焉，世为钱塘人……唐亡，（实公）隐居行义。宋乾德（963—967年）初，复举知韶州曲江县，后改知越州致仕……公生唐天复三年癸亥，卒年九十三，葬由拳山祖茔西。”这说明邹实归葬处的东面还有几代祖茔，思道公及鸿公等先祖应该墓葬于此。邹亮先生从乾隆庚申（1740年）的《小山公重修邹氏家乘例》中查出：“旧谱向以诚明公为第一世，而钱塘族谱诚明而上……思道公乃第一世也”。他又从《范阳邹氏重修族谱》之《范阳邹氏分房世传》中查出钱塘始祖邹思道至邹实大多数都归葬于由拳山。由此推断，他确立了思道公葬地之“拳山”是“由拳山”之误。
南宋《咸淳临安志》“由拳山”条
在确定了邹思道卒葬余杭由拳山之后,邹亮先生着重介绍了典籍中的“由拳山”。
根据清朝嘉庆年间的《余杭县志》记载：“《余杭志乘》传于今者，惟《咸淳临安志》为最古”。于是，邹亮先生从最古的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四中查出由拳山的来历，并从《郡国志》中得知“余杭山一名由拳，高峻为最。旁有由拳村……”。
明万历《杭州府志》附图《余杭县图》（局部）
为了查证由拳山的名称，邹亮总编还从《二十五史》中找出最早的唐太宗贞观年间修的《隋书•地理志》，《志》载：“余杭县有由拳山。”再从北宋著名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文学家乐史（930—1007年，宜黄人）著的《太平寰宇记》及明清官修地理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等诸多的史书中找出并证实余杭县只有由拳山，没有拳山。他在《坟考》中并附有南宋《咸淳临安志》（碧萝馆藏本）“由拳山”条的影印页、清万历年间《杭州府志》所附《余杭县图》的有关由拳山图形的影印页、光绪十九年（1893年）《余杭县五里方志》及民国三十五年《余杭县全图》有关由拳山《由拳岭》的影印图。由此足见，邹总编治学精神之高尚。
南宋《咸淳临安志》附图（局部）清同治六年补刊本
确定了拳山是由拳山之误，并从典籍中查出“由拳山”的来历，然后进一步找出了由拳山今在何处。他引用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语：“由拳山，本余杭山也，一名大辟山……”同时查出大辟山是现在的大涤山，与由拳山相连，与天柱山相对。还从清初画家石涛曾画的《余杭看山图》中得知大涤山、天柱山、由拳山是逶迤相连的群山之中的几个山峰，冈脉相连，从地质上同属天目山的余脉，古时统称为余杭山。邹亮总编把《咸淳临安志》的附图《九县山川总图》与《余杭县图》进行查对，由拳山为由拳岭一带的山峰。由拳岭的名称及地理位置从明代至清代无任何改变。所以，邹总编最后与友人专程踏勘了位于余杭、临安交界的宫里村洞霄宫遗址，并围绕古余杭山逶迤的山峰周边完整地走了一圈。他们在临安上田村独龙坞找到了苍步岭，确定苍步岭就是古代的菖蒲岭。从苍步岭往南在由拳岭的位置上，他们看到了今天余杭、临安地图上均标为“牛肩岭”。“牛肩岭”与“由拳岭”用当地方言口音读起来很相似。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图上，菖蒲岭、由拳岭的名称不复存在，一概写成了苍步岭、牛肩岭。由拳山位于临安、余杭、富阳三县交界的通衢之地，由拳岭是连绵的余杭山最南端的山，在余杭区西南端，中泰街道政府驻地西南，西与临安交界。这一带古代是处士隐居的好地方，邹鸿、邹实应该就是选择了此地为隐居地。由拳山是由拳岭的山峰，今为牛肩岭的牛肩山，海拔288米。因为唐朝先祖墓葬不竖明碑，故只能根据谱资料确定思道公墓在牛肩山，后来鸿公、实公等先祖墓葬亦在此。
由于时间相对久远，谱资料对思道公墓葬记载有误，他的生活年代同样有疑窦。
宜黄《邹氏宗谱》载：”思道公唐开元（公元713-741年）为江阴刺史，遂由汴梁而徙居钱塘宿松里，墓葬馀杭之拳山，与邹总编在《坟考》中的介绍相同。
宜黄《邹氏族谱》向来以㵯公曾孙天经阿蛮公三个儿子分三大派系纂修。
最早乃幼子百昌汶公支系始修。百昌之子邹宗，字可宗，名道夫，讳应麟，北宋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因寻父葬地，发现宜黄崇九都中田山水灵秀，坪地开阔，便置茅坪田舍定居为家。自此，可宗七子，世称“七仁”，发派神州，人丁兴旺，官宦不绝。可宗玄孙邹馀，字损道，生于中田，进士，官至承义郎殿前守侍御史侍御。他第四子邹仲霖，瑞昌主簿，于北宋政和元年辛卯（公元1111年）主纂完成了《宜川邹氏宗谱》，并著有《统宗序文》，被后世子孙奉为鲁史。
其次，是天经公次子世昌济公支系的始谱。济公生宪，字可宪；宪生暹，字仁暹。暹之孙邹极，治平丁未（公元1047年）进士，官至户部度支员外郎。他的幼子永弼公之孙邹槃，生于宜黄县城桃源（今西花苑），迁城北六里铺河桥，南宋端平乙未（公元1235年）进士，官由茶陵县令陞南安军。邹槃淳祐甲辰至丁未（公元1244—1247年）始纂世昌公支系《邹氏族谱》。我的家乡潭坊之东海、龙光、庆源三房《邹氏族谱》就是以此谱为蓝本。
最后，天经公长子顺昌濬公之长子邹珷，名安，字正夫。他的十四世孙邹矩，字元芳（方），明洪武初考授明经博学，任建昌府儒学训导，于洪武戊寅（公元1398年）才始纂《宜黄东鲁房谱》。
邹天经（阿蛮） 唐幽州统制
共和国六十九年丁酉（公元2017年）六月初六，由于邹叶祥宗亲接我到他家为邹氏红丁上草谱，这才知道宜黄县黄陂镇西源村还有一支天经阿蛮公之弟天纬公支系的人脉。天纬次子邹辉，字望龙，生长子邹琦，琦之幼子轼公生师旦，旦长子守恪生昭翁复邦、才翁复兴二子，才翁生長子希禹，禹生端仁，仁生颜常、颖常兄弟二人。颖常公由于武汉无此支人脉的族谱资料，故未曾承载于《中华邹氏族谱》第五卷。
据宜黄县黄陂镇崇十四都西源邹谱记载；颖常公二十世孙德春、阳春兄弟俩于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从乐安迁至宜黄县黄陂西源。老谱记载，南宋景炎丁丑（公元1276年）由赐进士迪功郎宁國县知县邹元文先贤始纂了《邹氏重修族谱》并作有《夏月序》。不过，此谱对远祖的承载同样较为错乱。总之，宜黄的邹谱除邹仲霖主纂的《宜川邹氏宗谱》外，其他的谱都有程度不同的不足之处。
《宜川邹氏宗谱》较为符合历史事实。此谱略述了天经公南唐时袭父职出镇幽州统制，封阿蛮统制。接着叙述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十月率部归宋，被封为总兵，并率长子顺昌万户长、次子世昌副将、幼子百昌軍门都纲承务郎为宋太祖征战疆场的详情。
我國历来用干支加皇帝年号进行纪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实施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历代家谱编撰人员往往因对皇帝年号不很了解，容易产生时间承载错误。我在武汉《中华邹氏族谱》编辑部时，查阅了不少族谱资料，越是时间久远的先祖，其生活年代错误就越多。
我家乡潭坊的邹谱，对思道公及以下数代先祖的生活年代错误非常明显：
一、肇祖㵯公生于唐贞元九年癸酉（公元793年）三月十五日，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进士，出仕江西临川刺史。这是真实的记载。如果思道公是唐玄宗开元间江阴刺史，他起码应生于唐高宗李治末年（公元683年）。即若如此，㵯公至思道公也仅隔110来年，思道公后面相继有长子公谨，次子济民、孫甸公、曾孫卫公、玄孫烈政，烈政之子敷公、孫㵯公，共六代，平均每代仅隔十八年，这并不符合人类正常繁衍规律，岂不令人犯疑？
二、潭坊邹谱载：思道公长子公谨仕唐太宗，次子济民是建元己未（公元479年）进士。玄宗李隆基是太宗李世民的曾孫，玄宗生于公元685年，太宗生于公元599年，太宗比玄宗大八十六岁，思道公怎能后于儿子公谨去仕玄宗？建元己未是南北朝时南齐高帝萧道成称帝的第一年，史称建元元年，思道公次子怎可能是南齐进士？
三、潭坊邹谱又载：思道公的曾孫卫公武后长安时举孝廉出知徽州。“长安”是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的年号，即公元701-704年。武则天是玄宗的奶奶，卫公仕武则天，曾祖父思道公怎可能仕唐玄宗？
四、思道公玄孫烈政公，潭坊邹谱载：唐宪宗元和乙未（公元815年）进士，授兵部给事中，从驾征金丹，功陛太尉。玄宗李隆基到宪宗李纯，中间相隔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四代先皇；顺宗是玄宗的玄孙，宪宗的父亲，宪宗是穆宗李恒的父亲。宜黄邹姓始祖是穆宗长庆二年进士，烈政公与㵯公祖孙仅隔七年相继登皇榜，烈政公还随皇驾征金丹，教人疑团满腹。查史记，宪宗在位十五年，当时我国只有西部回纥政权、东北部朝鲜半岛的渤海国、云南与四川南部及贵州西部的南诏国、西南藏族的吐蕃国等附属国；我国辽河上游有一游牧民族叫契丹，唐时任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府的都督。那时并无金丹，只有契丹。所以，我在《中华邹氏族谱》中没有采纳家乡的族谱承载资料。
宜黄东港乡邹家地仁迈公支系的邹谱，以仁迈四弟仁远公支系之仲霖公编撰的《宜川邹氏宗谱》为蓝本，他们的谱载：济民公唐高宗显庆己未（公元659年）进士，甸公唐高宗调露己卯（公元679年）授太常博士，卫公武后长安时举孝廉知徽州太守，烈政公唐玄宗天宝乙未（公元755年）进士……我通过比照考核有关邹谱的记载，采纳了此谱所载进入国谱。
不过，《中华邹氏族谱》第四卷29页开头错用了武汉编辑部我在电脑中的初稿资料，把“祎公长子思道”刊为“景公曾孙思道”、将“贞观”刊成“贞亨”；济民长子甸公“太常博士”刊为“太学博士”，这是我审稿的疏忽，甚为遗憾！
要把谱牒编纂出像样的水平，确实不容易。我的家乡潭坊，二十世纪末所编纂的《龙光公邹氏十三修族谱》，主编提倡“厚今薄古”，把大量反映古代家族光辉历史的达宫名贤留下的诗词歌赋，祠庙记删除了，甚至《古序》、《跋文》也删削了不少，把此修编撰人员一些留给后人无关紧要的文章塞进族谱；更不合时宜的是，现在明明可以用现代电脑排版印刷成书，却硬要用古老的木框活字排版人工刷印，缐装成册。修谱不求质量又不能体现时代特色，是不好的现象。
下面再谈谈宗祖文化的其他话题。
战国末年，综合性的《世本》谱书，可谓我国宗祖文化开山之作。秦汉“诸侯世家”的牒记，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官修谱录”及南朝宋代所录谱著，因历史多方面的原因，其源流世系、年代纪要中的邹牒资料，仅有手抄本与手刻竹简之残编断简。到了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十国，谱牒更加散失，何况此时士途人员的身世不一定都是出自贵胄，故官修之谱逐渐走向民修私谱。邹族源流世系也就在此后才形成家谱雏行。
随着时代的进化，谱牒的社会功能和编纂方式都在发展中日臻丰富完备。宋代是中国谱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著名学者欧阳修始纂的《欧阳氏谱图》及苏洵始纂的《苏氏族谱》，其谱例、谱法则成为后世纂修家谱的基本体例格局。北宋吏部著名诤臣邹浩向皇上奏表后，始创了《山东河南邹氏族谱》。可以说，常州邹浩是纂修《邹氏族谱》第一人。时隔二十三年，与邹浩同朝为官的皇帝身边的侍御史邹馀，其四子瑞昌主簿邹仲霖创纂了《宜川邹氏族谱》。此谱体从苏式，长幼皆尊；吊仿欧型，亲疏并重。《山东河南邹氏族谱》与《宜川邹氏宗谱》是邹氏两部原始垂牒，编纂质量较好，均被邹姓后嗣称之为鲁史。
我在武汉《中华邹氏族谱》编辑部时，阅读了不少全国各地的《邹氏族谱》。谱中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这种品德就是中华魂。但凡热爱宗祖文化的人，不但应具有为宗祖服务的真心，仁人孝子的真诚，学术研究的精神，以民族团结为重，弘扬中华魂，而且应树立以考核家族历史真实为己任的思想，尽可能以时间最古老的原始族谱资料为依据，进行认真研究考证。
湖北大学政法系教授邹茂仁先生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他对邹氏宗祖文化的研究比较认真，为了纂修湖北黄冈地区《邹氏族谱》，搜集了不少《邹氏族谱》资料，进行认真阅读研究，撰写了《邹氏家谱的形成和发展》等谱牒论文。他在《邹氏远祖世系若干问题查考纪要》中写道：“历史沉积千年解，正本清源昭穆明”。茂仁教授起初亦认为仲俊公是植公之子，定“阳——植——仲俊”为祖孙三代。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邹氏垂牒一般都承载邹阳生慎、植二子，仲俊系为植公之子。后来，他从江西省奉新县蓝田乡高山村一位邹姓老人家中，获得残留的清朝嘉庆初年刻版《邹氏编修族谱》，此谱卷首承载的吊图中邹阳有琐、慎、植三子，并在琐公位下系仲俊为其子。由此，通过进一步考究，他改变了昔日的观念，确立了邹阳三子说，认定仲俊公为琐公之子。
接着，茂仁教授对“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率卫青伐匈奴，仲俊公征战有功，封为东鲁郡侯”之说提出辩疑：
1、仲俊公约生于公元前160年，元光元年他从军时间不长，封侯的可能性小；
2、史载卫青伐匈奴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3、南宋进士邹岘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仲冬撰的《邹氏宗谱序》中有“当年朝守上谷，匈奴入关围城，帝遣卫青大将军支援，公仲俊率城八千余人应之，逐大破匈奴；
4、江西奉新蓝田乡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在《邹氏三修宗谱源流序》中写道：“仲俊公武帝时守上谷郡以破匈奴，累立显功”；
5、《台谱》世系纪要载：“武帝时，仲俊公与卫青军先后镇守山东兖州、萊州有功”。
茂仁教授依据以上信据认为仲俊公封侯是累立战功即公元前119年后的事，后世应以此时间确立他被封为东鲁侯才与史实相符。
遗憾的是，茂仁教授因不愿参与纂修《中华邹氏族谱》，据邹贤敏教授披露，后来邹木生先生将其手稿占为己有，不知所终。
上古传说时代，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生于轩猿之丘（今河南郑州市），号有熊，是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我们邹族都是他的子孙。
中华姓氏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邹姓家族是个古老的族群，溯其源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不过，邹族有好几种源流：
一支出自黄帝五世孙契，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以邑为氏的邹族；
一支出自黄帝孙子颛顼的苗裔曹侠，形成于战国时期的以国为氏的邹族；
还有一支据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载—黄帝战败蚩尤于板泉之野，迁其民于邹屠（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以地命族为邹屠氏，后来邹屠氏又分为邹氏与屠氏两姓，其中一支姓了邹；
另有一支出自越王勾践，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东越列传》记载，勾践的后人越王无诸，越东海王瑶就姓了驺，后来因笔误而写为邹，故勾践的后代有一支以邹为姓；
还有一支邹姓源于满族，据史籍《八旗通志•列女传》载，满族邹佳氏，亦称组佳氏，世居铁岭（今辽宁铁岭），属于满族老姓之一，即明末女真邹佳部。清朝中叶以后，部藩名称汉化为氏则多冠以汉姓为邹氏、组氏、铁氏等，故有一支姓了邹。
最近，据网传：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中山村一个叫苦竹垭的寨子住的全是邹姓村民。此寨七十岁的邹代富老汉告诉记者，寨子里的邹姓族人全是崇祯皇帝的后裔。他还拿出两册家谱，上册《邹氏籍贯》，下册《朱氏族谱》。上册明确记载了邹元标、邹之麟护送太子朱慈烺至遵义府苦竹垭避难，随后他们返回原籍吉安（笔者按：查《明史》及《吉水邹氏族谱》，邹元标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已故，元标之子乔林公邹燧崇祯辛已即公元1641年逝世，邹元标与邹之麟是谱中有意笔误所至。邹之麟可能是邹元标兄长邹元梅之子邹爌的第三子邹子麟，字文绶，护送太子時他年纪很小。
其实，谱中所述护送太子朱慈烺的应该是邹元标之子邹燧的两个儿子。老大邹子耳，字文鼎，明末勤王职授提刑陕西按察司副使；老二邹子千，字文英，明末勤王职授兵部职方司主事。此二人后来被清軍袭获，邹子耳在登舟押回吉水途中跳墨潭壮烈牺牲，邹子千于南昌壮烈殉节。到了清初，邹元標的好友在清朝为官的笪大人，因出巡吉安，得知元标已无后代，便主动让邹元标的兄长邹元梅将其子邹爌的第三个儿子邹子鳞过继给乔林公邹燧为嗣子。根据史实分析，谱载护送太子朱慈烺之事应该属实）；谱中记载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于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时，在内侍的护送下化装趁乱逃出了京城。
近年来，在贵州遵义市苦竹垭这个小村庄的500多名居民自称是崇祯皇帝的后裔，村里还有三座古墓，其中除了太子夫妇的墓外，还有一座“赵恩公”的太监墓。太子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便以母后周皇后的“周”的谐音“邹”为姓，亦有感恩元標公邹族之意，取名邹启贵，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养后代。如今，这里的邹族己脉衍为苦竹垭、白果坪、白沙井等九房后裔的大家族，人数超过千人。此外，还有部分后裔迁居四川、重庆。凡是他们的邹氏后人，谱中有一项祖训，即不能与朱姓通婚。现在依然没有打破这一祖训。
另外，我在武汉时，韩国仁川市的邹积亮先生几次与我通电话，询问古代传说中的高句丽（史称高丽，即朝鲜）国家第一代国王邹牟王的事情，其实，西汉至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重要的边疆民族政权，后裔东移至朝鲜半岛，就是高句丽国。它的第一个国王姓邹名牟，但邹牟王的传说消失已久，由于2004年7月1日，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才重新提及此事。但对于高句丽国王邹牟的传说我们并不清楚，也没有很多史科可稽考，只是积亮先生在韩国搜集的资料，后来他还给江西邹氏宗亲会会长邹记录先生寄来一份资料，我阅读过，可仍然不能起到充分的历史证据作用，说明不了现在朝鲜半岛的邹姓是否是邹牟的后裔。
现在邹姓家族国史记载一般都是以邑为氏的邹姓。清朝康熙帝诏编的《御制百家姓》中，有“邹氏郡望（姓氏发源地）范阳，为邹氏族之郡属。正考父为王食邑于范阳而为郡属之始”的记述；湖北《邹氏史志》也有“邹姓出范阳”的记载。所以，范阳才是邹氏的郡属，过去我们邹氏祖宗灵牌一般都写有“范阳一脉宗亲之神位”。像“东鲁”等诸多的邹氏堂号，毕竟不能代表其姓氏的郡属。
范阳郡在何处？《二十五史•史记•五帝纪》载曰：“黄帝穷桑登位后，都涿鹿”；《拾遗记》载：“涿鹿乃邹屠氏族之墟（族人聚居的地方）；《前汉地理志》载曰：“东郡涿鹿，范阳也。”由此可见，黄帝登基的地方涿鹿就是范阳郡，是邹姓的郡望之地。
邹氏家族自轩辕黄帝五传至契而赐子姓。契十四传商汤（成汤、天乙、大乙），汤十七传至微子启，微子五传至弗父何，弗父何四传至正考父。
正考父为周朝春秋时宋国的上卿，食邑于邹，生孔父嘉、宣靖父。孔父嘉世袭大司马，后因华督事变被华氏所害，其子木金父逃逸鲁国；宣靖父留于邹邑。此时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的礼制，从弗父何至孔父嘉与宣靖父中间还有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三代，合起来恰好五代，按当时的礼制，五世亲尽可以另立门户，故奔鲁者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就以父亲的孔为姓，其子孙也都姓了孔。
留于邹邑的宣靖父及他的子孙则以邹邑的邹为姓。子姓的正考父是孔、邹两姓的共祖。不过，正考父的食邑是世袭曾祖父弗父何的食邑。弗父何被宋厉公封为世袭上卿，食邑与栗，栗即是后来的夏邑，地点就是现在河南东部的夏邑，孔子的墓亦葬在祖籍地夏邑。
1994年5月在夏邑召开过一次孔子祖籍文化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认定夏邑是孔子祖籍地。这当然也就是邹姓祖籍所在地。
以上是耄耋之人的赘言闲篇，与邹氏宗亲闲聊而已，就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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