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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书是柯兹纳1997年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的霍巴特论文。文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以非技术性语言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即企业家发现理论及其应用。
本书是经济学双语阅读初级班第六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翻译，仅供学习交流。主流新古典学派对市场的理解导致的一种不幸后果是它支持社会主义者的论点，即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下，可以相当容易地模拟市场的效率优势。这似乎很矛盾，因为市场的崇拜者和中央计划的崇拜者都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支柱。然而，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正是巧妙地应用了新古典价格理论，来转移冯·米塞斯1920年对社会主义理性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著名批评。这让人想起阿巴·P·勒纳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新古典价格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理解市场的企业家发现方法，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米塞斯的批评，并认识到，即使是社会主义一方反驳该批评的最著名尝试，实际上也未能理解这一批评。[1]1920年，米塞斯指出[2]，社会主义计划者由于缺乏资源的市场价格所提供的指导，将无法进行理性的计划。比如，在选择某个项目的生产方法时，他们无法理性地选择最经济的生产方法（即，最少地干扰其他可取的社会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当然可以进行，但社会主义计划者无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组合是最理想的组合。这一批评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学者们所忽视，随之而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的激烈辩论。我们可以集中讨论奥斯卡·兰格和阿巴·P·勒纳的工作，他们（如文中第二部分所述）认识到了米塞斯批评的力量，但相信可以构建一种社会主义，避免这一批评对社会主义效率产生的严重影响。针对米塞斯经济计算问题，兰格[3]提议的解决方案明确与主流理论相联系。他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中央经济当局会宣布资源的非市场“价格”，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经理利用这些价格的方式，将与新古典理论中资本主义企业主完全相同。社会主义经理们将得到指示，用这些资源“价格”与其产品价格相关联，由此选择最大化“利润”的产出水平和生产方法。他们将通过追求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实现的最大化条件。中央经济当局将定期上调（或下调）公布的资源“价格”，其依据是在先前公布的资源“价格”下，社会主义经理对资源的需求造成的短缺（或过剩）。以这种创新性的方式，兰格相信，社会主义经济通过模拟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将实现与竞争市场相同的资源配置，同时能够实现传统社会主义的分配目标和其他目标。米塞斯（以及哈耶克，他在1935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4]支持米塞斯在经济计算辩论中的观点）并不承认兰格和勒纳就理性社会主义计划可能性的批评做出了任何有用的回应。然而，二战以后的文献不知为何就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对社会主义效率可能性的批评已被彻底驳倒，其理由与兰格的解决方案相同，也就是说，其他学者也像兰格一样，是以新古典均衡范式来思考。因此，兰格无法完全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批评，这些批评至少是暗含了以企业家发现方法为基础的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兰格对米塞斯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模拟假想中的均衡竞争市场的运作。米塞斯曾指出，社会主义计划者不像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无法利用资源价格来计算实现既定目标的最经济方法。兰格的回应是，公告的价格就像竞争均衡中资源市场价格那样，可起到完全相同的“参数”作用。但米塞斯根本没有将市场价格的作用理解为这种参数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资源价格的能力绝不依赖于竞争均衡条件下价格的性质。相反，他认为市场中出现的资源价格反映了非均衡条件下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企业家买卖报价。在竞价某种资源时，一名企业家既受到与其竞争的其他企业家的判断的指导，也表达了他对其预期产品未来价值的判断（就他希望対之提供产品的未来消费者而言）。兰格在社会主义下模拟完全竞争均衡市场的方案中，没有任何东西堪与这种警觉的、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家判断相对应，企业家判断受市场价格指导，其本身又推动这些价格的走势。认为兰格的方案可以模拟资本主义效率是对资本主义市场运作方式的严重误解。企业家发现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清楚地指出了兰格和勒纳对米塞斯批评的回应中的缺陷。过去十年中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崩溃，让人们重新关注米塞斯的批评。诚然，兰格-勒纳提出的解决方案从未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实施过。然而，战后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文献得出的普遍结论，至少在原则上，可以通过恰当地模拟均衡的新古典市场来解决米塞斯的批评，使得理解这一批评的真正内容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主流新古典范式中，根本无法实现这种理解。米塞斯著作中的企业家发现方法才揭示了米塞斯真正的含义。[1] 对于该问题，有一本书详细阐述，参见Donald C.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This paper was translated as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riedrich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dedge and Kegan Paul, 1935, pp. 87-130. See also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22), translated by J. Kahan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Chapter 6.
[3] 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of), cit., reprinted in Oskar Lange and Fred 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E. Lippincot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8, pp. 55-129.
[4] Friedrich A. Hayek,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published as the Introduction to F. A. Hayek (ed.), Collecl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Roudedge and Son, 1935; ibid.,Chapter 5,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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