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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书是柯兹纳1997年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的霍巴特论文。文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以非技术性语言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即企业家发现理论及其应用。
本书是经济学双语阅读初级班第六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翻译，仅供学习交流。现代福利经济学随着20世纪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发展而得以发展。任何时候，经济理论家都要评估特定的立法或政策，或重大历史事件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利用经济理论来理解经济现象如何影响某种社会经济福利指标。当然，经济学家对“经济福利”相关解释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将“国民财富”视为客观可测量事项的总和；政策在经济上“好处”可以通过其对国民财富的影响来衡量。主观主义见解渗入早期新古典（即19世纪末）经济学（尤其是其对边际效用递减的认识）之后，财富总量不再被当作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简单指标。主流经济理论试图用更抽象的总体经济“福利”总量来取代财富总量。关于如何定义总体经济福利（尤其是如何处理人际效用可比性），有着广泛而微妙的讨论，在本世纪中叶形成了大量文献。“帕累托最优”这一概念——一种资源分配和消费的模式，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下，不管怎样重组资源用途和消费模式，都不存在不损害他人就能让一个或多个经济体系成员受益的机会——在经济效率讨论中开始被广泛使用。现代福利经济学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定义了市场经济在完全竞争均衡下满足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条件。那些将社会效率属性归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该制度相当接近完全竞争状态。而那些从社会效率角度指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该制度中违反完全竞争均衡条件的特征来进行批评。如果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就可以理解，企业家发现如何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来评估可选制度安排的经济有效性。主流福利经济学评估某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是采用全知观察者的视角来评估的。俯视某个经济体，精确地了解每单位资源的配置情况，准确地知道资源供给函数和消费者需求函数是什么，福利经济学试图确定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全知全能且仁慈的社会领导者，即使要致力于改善社会经济福祉，也没什么可做的事了。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被简化为莱昂内尔·罗宾斯所定义的个人面临的经济问题——在给定的替代目标中分配给定资源。[1]然而，正是哈耶克最强烈指出，这并非现实世界中，信息极为分散的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问题[2]。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可得信息应用到决策之中——即如何调动以分散形式存在于整个经济中的所有点滴知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谈不上考虑主流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如哈耶克所说，主流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假设，排除了对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的任何考虑。哈耶克对主流经济问题理念的批评，并不是打算直接攻击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他是要指出，如果我们关心改善社会经济福利，就不能按照不存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那样行事。他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辩论中受到启发，这些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市场调动分散信息方面的贡献。哈耶克让人们注意到对主流理论的这种批评：即简单地假设这个问题不存在。不过，他也间接地对主流经济福利理论提出了一种有力且深刻的批评。一旦意识到，相关信息分散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那么就会发现，现代福利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社会效率概念不再连贯一致了。社会效率目标意味着某个单一的头脑能够同时掌握所有的资源供给情况和所有的消费者态度。不然，就不可能存在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相关最优概念。“社会选择”的整个概念原则上假定了与想象中的全知相关联。哈耶克让人们关注信息分散问题，同时也就是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在我们必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缺乏连贯性和相关性。企业家发现的方法揭示了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的这一致命缺陷。事实上，哈耶克自己对主流理论的指责，即主流理论错误地描述了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因为它未能考虑分散信息产生的问题），只有在企业家发现的视角下才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一个坚定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对哈耶克提出的信息分散问题一笑置之。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哈耶克的评论无关大局，因为新古典观点认为经济面临的社会选择问题与罗宾斯所定义的个人面临的资源配置问题完全相同。负责实现社会效率的机构需要知道的，并非是供给条件和消费者偏好的具体细节，而是：（i）通过搜索获取集中信息所需的成本，和（ii）当前分散的（但以已知的搜索成本，中央社会经济机构可以获得的）信息对于社会的价值。前文解释过，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必须假设这些信息（有关搜索成本和信息价值）是可得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坚持认为，无论如何，社会效率范式仍然可以应用于哈耶克所描述的信息分散世界。但是，企业家发现的方法强调的是那种无法通过有意识搜索减少的无知（因为经济主体不知道自己无知，或者至少不知道如何减少无知），这显示出哈耶克的洞见对主流理论所构成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新古典约束最大化的理论框架无法削足适履，套用在这些困难上。想象中的社会主体如果不是全知的，就根本无法认识到，自己缺少了多少分散的信息，也不知道该在哪里寻找（即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或者在进行假想中的搜索时该问什么问题。同时，企业家发现方法为福利经济学可能的重建孕育了萌芽。一旦我们理解了未知的无知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评价经济政策和/或历史事件，有可能不用有缺陷的社会效率的概念，而是以不同的标准——鼓励企业家警觉的能力，警觉到以前未被察觉到存在的有价值知识。企业家发现方法关注的是竞争性市场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优势。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之前的错误会转化为纯利润机会，从而吸引企业家警觉并得到纠正。由此实现的社会优势并不构成从想象的全知角度定义的“社会最优”，而是构成一种协调过程，市场参与者在该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互利的交易机会，并在抓住这些机会时，采取行动，纠正了先前的错误。以这种方式关注协调，将其作为评估经济制度成功运作的标准，这不应被误解。“协调”这个词具有某种模糊性。它可以指所有潜在市场参与者所有想象得到的计划相互之间完全协调的状态。比如说，这样的状态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均衡中实现，从而又回到了帕累托最优标准。这里使用的“协调”一词指的是协调过程。经济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犯下了可避免的完全不必要的错误时，社会制度有将之揭示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发展出评估可选制度安排相对成功性的方式，并判断具体立法的影响。可能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全球福利概念，经得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评。可能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全球效率概念，经得起基于信息分散性质的哈耶克式批评。但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有一种超越个人的社会利益，是由良性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刺激企业家发现的协调过程所带来的。福利经济学的这种可能的重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理性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辩论。[1]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op. cit., Chapter 1.
[2]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op. cit., p. 77.（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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