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书画院建院45周年画家风采||许云瑞

2024-10-11 16:12   安徽  

        安徽省书画院是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的专业机构。自1979年成立以来,安徽省书画院“以整体的艺术特色和美学趋向取得了当代中国画坛令人瞩目的实绩,使传统笔墨在新的形势下获得现代意义的与时代共振的新图式。”作为专业创作与研究学术机构,书画院立足安徽本土文化,放眼全国书画创作的学术前沿,从九十年代在全国刮起的“黄山风”到新世纪的“重走新安路”,安徽省书画院正逐步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45个春秋,45年的风雨历程。安徽省书画院不断挖掘安徽地域文化遗存,坚持走民族绘画之路,推动当代美术创作,努力使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与新时代、新生活接轨。在新征程上,安徽省书画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笔墨绘就时代画卷,将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不断开创安徽美术事业新局面。


画家简介 

许云瑞,安徽省书画院 书法研究员,曾任安徽省政协 第八、九、十届委员,安徽省书协 副主席、顾问。书宗邓石如,师事陶南华、欧阳中石。

书法须臾离不了中庸

____兼评《书论史上的一个圆圈》

       韩玉涛先生所论《黄山谷、朱子、项穆与王铎——书论史上的一个圆圈》一文参加了’95国际书法史研讨会,发表于《中国书法》,可谓代表了当今书法理论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文通过对宋明五百年间四位书论家的褒贬,说“书法美学”在那个时代即存在着“激烈争斗”,并认为以朱、项为代表的“中庸”“端楷”等被彻底打倒脚踩,而以黄、王为到代表的“异端”“狂草”等则取得辉煌的胜利。似乎要为当今书法理论和创作划定一个发展方向,即向所谓的“胡乱”“狂怪”“魔鬼”等作圆圈式的回归和认同。笔者对《圈》文的错误认识和观点,初思见疑,继而忧愤,联系到当今书法理论存在的问题,试作如下述评。

       中国书法历经数千年,从未遇到过阻变,一直延继至今。而今,虽然被有些人称为“一块最后未被触动的领地”,但书法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历史陈迹,却随着现代化发展,在中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更加蓬勃兴盛,蔚为大观。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书法与中国思想文化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而“中庸”及其衍生的“时中”“中行”“狂狷”“两端”等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尤其对中庸学说进行无情的鞭挞和唾弃。诚然,中庸学说多含有理想化的特点和尚古的色彩,这导致它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模糊和不现实性。然而,不能因为“中庸”不易被把握,难能在政治社会上被实践,就断言“中庸”根本不存在,为此,我们就必须首先分清对“中庸”的不公正理解,还“中庸”本来精神面目。

       我们得知,“中庸”是孔子对中国上古时代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认识总结, “中庸”是一种哲学理念和行为状态。然而,唯独书法则更须臾不得脱离“中庸”。就是说任何书写形式,脱离了对中庸的表达,就不能成其为书法。因为书法的根本基点和本质特性是“中锋”及其“中锋用笔”原则,而“中锋”及其“中锋用笔”原则则是中庸学说唯一的形象性的诉说和表达。

       我们认为,书法所借助的外在形式,即可视性的点画、结构、文字等,它们本身并不具备艺术形象特征。它们还需要加注有生命力象征的中国思想文化血液,才能获得“书法”的意义。我们认识中庸之美和中锋用笔原则,是为了把握书法固有的本质和特性,了解书法的思想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圈》文就是要否定中庸和中庸之美,就是要对书法的本质特性来一番“创造和革新”。这种“创新”的表现之一,便是其极力推崇“狂草”而贬低所谓的“端楷”。在其看来,狂草是书法的最高艺术表现,唯狂草最能表达个性情感,具备有创造性和艺术性。而楷书则被其视之为“端美”、“不死不活”、“不敢胡乱”的所谓规范性和保守性,乃至怨恨之极,提出“打倒”、“脚踩”而灭绝之。

       其实,所谓的“狂草”和“端楷”,都只是为承载书法本质内容的两种有形的字体外壳。它们在形体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所需要保持的用笔原则却是一致的。草书形体虽“动”,但真正的动感神韵,却表现在其流动的点画线条之中。截切其每一段点画,皆以符合用笔法度,这才能把握书法的本质特征。不然,形体似动,结构虽变,线条盘绕牵连,即使有普遍的审美特征(如各种文字的美术花体),却已失去用笔原则,书法的意味也就荡然无存。楷书形体虽“静”,但则通过其用笔转折来表现其内在的动感情性,使顿挫起伏的运笔,潜含于每一点画之中。书论中形容:“点,为高山坠石;竖,为万岁枯藤”,即说明一点一画也充满着书法的神韵情致。所以,从中国思想文化意义上看,狂草和端楷都具有优点,也有其过分和不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语)。为此,发挥狂草的“创造性“,又有所收敛而不远离法度;守住端楷的“法度”,并增添其新意和动感。这才能使书法的研究和创作达到更高的审美层次和文化品位。 

       《圈》文激烈地反中庸、反端楷,又极力地推崇唯形式主义表现的书法艺术观。这都是与其反复宣扬的“异端”“胡乱”“狂怪”,乃至“魔鬼”等等所谓的“审美”标准分不开的。《圈》文开篇便宣称,明代万历年间的书论家们“都是反中庸的”,《圈》文还上溯黄山谷、王羲之、司马迁、屈原,声称从他们那时起就敢于“胡乱”“潦草”“狂怪”“大力”等等。从而得出:“在整个封建社会艺术史上,这些‘异端’浩浩荡荡”“都是背离中庸的”。面对如此不尊重史实的断论,倘若有人表示愤然,提出质疑,那便正中了“圈”文的下怀。其也将不无自得地宣告:“胡乱”“狂怪”的“本身就是哲学、就是美学”,也就是其最终极力宣扬的“异端”和“魔鬼美学”。

       我们通读王铎所言的“怪”,认为它是一种形象性的修辞描述,是形容文章的奇曲跌宕和出乎意料的手笔情节;也可以用来形容书法的奇伟瑰丽和稀闻罕见的结体章法。王铎的“怪”,不仅不是对“魔鬼”的歌颂,恰恰相反,如王铎结论所言,正是为了“破鬼胆是也”!    我们不同意把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中庸学说一分为二,对立成为所谓的“原始中庸”和“程朱中庸”;也不同意“两端者,一阴一阳,一正确,一错误”的断语;更不同意“在王铎时代,满街都是狂人”的论调。我们得知,“狂狷”是审美的一个层次和阶段。我们认为,反中庸并不可怕。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反对的是那种近似中庸的“乡愿”。可怕的是打倒中庸之后,在这一片思想文化废墟上,将重建什么“新”的理念?难道是《圈》文所歌颂的“魔鬼”吗?难道能用“魔鬼美学”来支撑创新书法的重任吗?从黄山谷至王铎为五百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语)。而王铎至今又庶几五百年矣!想来《圈》文圆圈式的回归筹算切时?当今真的又要逢遇“满街都是狂人”的魔鬼乱世?

       或许《圈》文有着“创造和革新”书法的本意,或许其纯属感情用事,来贬低中国思想文化和鄙薄中庸学说。当然,这在当今时尚之下,仍不失为一家之说。然而,《圈》文的要害在于:以“异端”来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以“魔鬼”来改造中国书法。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圈》文还以美学研究之名,将其错误观点长期诉诸社会。面对其高深莫测的论调和恐怖艰涩的用语,将致使广大书法爱好者陷于畏惧、疑惑和忧愤之中,干扰年轻研究者的正常思路,已经对书法产生了严重阻碍和不良影响。这就需要给予揭示和批判。如果让“异端”大行其道,就必将会引起思维混乱、道德淡化;如果让“魔鬼”占据统治,势必将彻底葬送书法发展的前程。书法艺术需要创新和发展。我们认识的创新,不仅需要适宜社会的思想变革,表现进取的精神。更需要符合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努力净化自我人生和美化社会的责任。而不能以牺牲书法高雅、纯正的文化品位,去迎合那些“灰调调”“玩艺术”,乃至“狂怪胡乱”的表现欲望。

       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先生说得好:“要提高书法的文化品位,增益中国的国粹文化,对此书法界工作还不够,还有局限性。”而“儒家思想、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积累很深厚”。这正指出了当今书法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即应该针对问题,排除干扰,对症下药。做到加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书法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知,求得真正把握书法的本质内容特性,为提高书法的文化品位和进行有意义的书法创新活动作出贡献。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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