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接受抗高血压药物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恢复正常的分析 | eClinicalMedicine7月编辑精选

学术   健康   2024-08-26 17:10   北京  

《柳叶刀-发现科学》(The Lancet Discovery Science)是一组开放获取学术期刊,包括柳叶刀旗下eBioMedicine, Part of The Lancet Discovery Science和eClinicalMedicine, Part of The Lancet Discovery Science,涉及的领域包括基础医学研究、转化医学研究、临床研究和卫生系统研究。这组期刊发表重要的初期研究,有助于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发现可能改善全世界人们健康和福祉的新机会。柳叶刀特别推出eClinicalMedicine精选论文合辑,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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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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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人工智能辅助内镜超声诊断系统在区分胃肠道间质瘤与平滑肌瘤中的效果:一项多中心诊断研究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是最常见的一种具有恶性潜能的上皮下病变(Subepithelial Lesions, SEL)。目前的成像工具难以将其与平滑肌瘤进行区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宛新建及其团队旨在利用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图像创建并评估一种实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系统,用于区分GIST和平滑肌瘤。2020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研究从中国5个内镜中心收集了EUS图像,用于系统的开发和评估。在外部AI系统评估中,共招募了241名SEL患者。同时,另招募59名SEL患者进入前瞻性队列,以评估AI系统的实时临床应用。AI系统在区分GIST和平滑肌瘤时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948(95% CI 0.921–0.969)。AI系统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达到91.7%(95% CI 87.5%–94.6%)、90.3%(95% CI 83.4%–94.5%)、93.0%(95% CI 87.2%–96.3%)、91.9%(95% CI 85.3%–95.7%)和91.5%(95% CI 85.5%–95.2%)。在前瞻性实时临床应用试验中,AI系统在GIST和平滑肌瘤诊断中的AUC值分别达到了0.865(95% CI 0.764–0.966)和0.864(95% CI 0.762–0.966),显著优于内镜医师。该新型工具可能为临床实践中区分各种类型的SEL提供一种相对准确、便捷且无创的方法,有助于改善诊断和治疗决策。


2

MIL62(一种新型糖工程化Ⅱ型抗CD20单克隆抗体)联合来那度胺治疗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或边缘区淋巴瘤的疗效和安全性:一项多中心、单臂、Ib/II期临床试验


MIL62是一种新型糖工程化Ⅱ型抗CD20单克隆抗体,在体内外实验中表现出比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和奥妥珠单抗(Obinutuzumab)更强的活性。来自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Wei Min及其团队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单臂的Ib/II期临床试验,以探索MIL62联合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在复发/难治性(Relapsed/Refractory, R/R)滤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 FL)或边缘区淋巴瘤(Marginal Zone Lymphoma, MZL)患者中的疗效、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12月22日期间,来自中国11家医院的54名患者入组,其中43名患者(86%,95% CI: 73,94)达到了客观缓解,满足了预设的主要终点。疾病控制率为96%(48/50,95% CI: 86,100),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 DoR)超过6个月的患者比例为77%(33/43)。中位随访时间为12.3个月(IQR 12.0–12.6),一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2%(95% CI: 57,83),9个月DoR率为74%(95% CI: 58,85),一年总生存率为98%(95% CI: 85,100)。研究结果表明,MIL62这种新型糖工程化Ⅱ型抗CD20单克隆抗体联合来那度胺在复发/难治性FL和MZL患者中具有良好的疗效,尤其是对于24个月内有疾病进展(POD24)和利妥昔单抗难治的患者。


3

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和长春新碱在复发/难治性实体瘤儿童患者中的应用:一项单臂、开放标签的I期研究


长春新碱(Vincristine)、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PLD)和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VPC)的联合治疗方案在儿童患者中尚未得到研究。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张翼鷟及其团队采用“3+3”设计开展了一项开放标签、单中心、单臂的I期临床试验,研究了这一联合方案在复发/难治性(Relapsed/Refractory, R/R)实体瘤儿童患者中的应用。研究测试了三种PLD剂量水平(30、40或50 mg/m²)与环磷酰胺(1500 mg/m²)、美司钠(Mesna, 1500 mg/m²)和长春新碱(1.5 mg/m², 最高2 mg)联合治疗,每3周给药一次。主要终点包括安全性、PLD的最大耐受剂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和进一步II期研究的推荐II期剂量(Recommended Phase 2 Dose, RP2D)。2020年1月7日至2021年11月18日期间,共有34名患者符合条件且可进行毒性评估,其中26名患者可进行疗效评估。PLD的MTD为30 mg/m²,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3级或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61.8%)。最常见的1级或2级非血液学不良事件和心脏毒性反应为呕吐(35.3%)和异常心电图T波(20.6%)。经过VPC方案两个周期后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分别为50.0%和92.3%。PLD联合环磷酰胺和长春新碱的RP2D为30 mg/m²,每3周一次。VPC方案在复发/难治性实体瘤儿童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并具有初步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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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肿瘤信息的ctDNA深度测序检测骨肉瘤微小残留病灶并预测复发


目前,骨肉瘤复发的监测方式存在灵敏度和特异度有限的问题。来自中山大学的尹军强及其团队探讨了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DNA)在骨肉瘤纵向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检测中的应用。从2019年8月到2023年6月,研究评估了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骨肉瘤的59名患者。通过对肿瘤组织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开发了基于肿瘤信息的MRD面板。在治疗期间收集纵向血液样本,并进行基于多重PCR的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83名患者的WES分析揭示了显著的突变异质性,其中非重复突变基因占58.1%。在成功定制MRD面板并提供了血液样本的59名患者中,13名患者术后检测到ctDNA阳性。术后ctDNA阴性的患者在术后1-6个月、辅助化疗后以及术后6个月以上的无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 EFS)明显优于ctDNA阳性的患者。39名患者在随访期间保持无病状态,ctDNA结果持续阴性或在随访过程中转为阴性。研究表明,ctDNA测序的战略性应用有望改善患者监测,从而进行及时干预并有可能提升骨肉瘤管理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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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治疗Rosai-Dorfman病:一项单臂、单中心、前瞻性II期研究


Rosai-Dorfman病(Rosai-Dorfman Disease, RDD),又称窦组织细胞增生伴巨淋巴结病,是一种罕见的异质性组织细胞病,目前缺乏标准化的一线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曹欣欣及其团队在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期间,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前瞻性II期研究,纳入13名新诊断和10名复发的RDD患者。治疗方案为来那度胺(Lenalidomide,第1至21天给药,每次25 mg)联合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第1、8、15和22天给药,每次40 mg),每28天为一个周期,共12个周期。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次要终点包括来那度胺联合地塞米松(RD)方案的总体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 ORR)、毒性以及从RD开始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中位随访26个月(范围6–28个月,四分位数范围16–28个月),4名患者发生了复发,没有患者死亡。两年OS和PFS分别为100.0%(95% CI 85%–100%)和69.0%(95% CI 51%–94%)。未发生3级或4级的不良事件或因不良事件导致的停药。12名患者(n=12, 52%)出现了1级或2级血液学毒性。其他毒性反应包括便秘(n=2, 9%)、葡萄糖耐受不良(n=2, 9%)、水肿(n=2, 9%)、失眠(n=1, 4%)和震颤(n=1, 4%)。现有证据表明,来那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可能在RDD患者的疾病控制中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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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受抗高血压药物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恢复正常的分析:基于两项纵向队列数据


在未接受抗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情况下,高血压患者能够缓解到正常血压(即<140/90 mmHg)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杨祖耀及其团队对2760名33至99岁(中位年龄60岁,四分位数范围54至68岁)的参与者进行了观察研究。参与者来自“健康与退休研究”(2006-2018年数据)和“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1998-2016年数据)。主要结局是最后一次测量时高血压缓解的患者比例。在中位随访6年期间,52%的参与者收缩压减少了6 mmHg及以上,60%的参与者舒张压减少了3 mmHg及以上。1171名参与者(42%,95% CI: 41–44%)在最后一次测量时实现了高血压的缓解,其中67%、43%和29%的参与者分别维持了4年、8年和12年的正常血压状态。初步分析显示,基线时不吸烟、随访期间达到正常体重指数以及随访期间戒酒等因素与高血压的缓解相关。与持续高血压的参与者相比,实现高血压缓解的参与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调整后的风险比0.66,95% CI: 0.47–0.92)。研究发现,在中位6年的随访期间,超过40%的未接受抗高血压药物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能够恢复到正常血压水平,而这种缓解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三分之一相关。该研究结果挑战了高血压是一种需要持续药物治疗的终身疾病的普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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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细胞治疗后第二原发恶性肿瘤的特征:来自FAERS和VigiBase两个全球药物警戒数据库的真实世界见解


美国FDA对CAR-T治疗后T细胞淋巴瘤风险的警示引起了全球关注,但关于CAR-T治疗后第二原发恶性肿瘤(Second Primary Malignancies, SPMs)的综合资料仍然不足。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罗鹏及其团队从FAERS和VigiBase数据库(2017–2023年)中提取了明确患有SPMs病例的血液恶性肿瘤(Ha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HMs)不良事件报告。他们使用报告比值比(Reporting Odds Ratio, ROR)和调整后的ROR进行时间发生和比例失衡分析,以评估SPMs与CAR-T治疗之间的关联。血液系统SPMs在CAR-T治疗后发病较早且年发生率逐渐增加,而实体肿瘤的表现则较为延迟。CAR-T接受者的SPMs发生时间显著早于未接受者。鉴于观察到的SPMs每年都在增加,目前的SPMs概况强调了对所有CAR-T接受者进行长期安全监测的必要性。根据不同年龄组定制长期SPMs筛查可能会增强早期检测和干预策略,最终改善CAR-T接受者的随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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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1受体激动剂、DPP-4抑制剂和磺脲类药物对瑞典2型糖尿病老年患者痴呆风险的疗效比较:一项模拟试验研究


GLP-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DPP-4抑制剂(Dipeptidyl Peptidase-4, DPP-4)和磺脲类药物对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患者痴呆风险的疗效比较尚不明确。来自香港大学的Jonathan K.L. Mak及其来自瑞典的合作伙伴利用瑞典国家注册数据于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进行了一项序贯试验模拟研究。研究对象为65岁或以上的瑞典居民,患有T2DM,并开始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DPP-4抑制剂或磺脲类药物治疗,随访时间最长为10年,以评估痴呆风险。该研究包括了88,381名参与者,他们接受了GLP-1受体激动剂(n=12, 351)、DPP-4抑制剂(n=43, 850)或磺脲类药物(n=32, 216)的处方,平均随访时间为4.3年。在随访期间,共发生了4,607例痴呆:GLP-1受体激动剂组278例(发病率:每1000人年6.7例),DPP-4抑制剂组1,849例(发病率:每1000人年11.8例),磺脲类药物组2,480例(发病率:每1000人年13.7例)。在意向性治疗分析中,调整年龄、入组年份、性别、社会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和过去药物使用情况后,相较于磺脲类药物(风险比:0.69, 95% CI: 0.60–0.79)和DPP-4抑制剂(风险比:0.77, 95% CI: 0.68–0.88),GLP-1受体激动剂的使用与痴呆风险降低相关。总体而言,研究发现,与磺脲类药物和DPP-4抑制剂相比,GLP-1受体激动剂的使用与痴呆风险降低30%和23%相关。END


题图Copyright © Getty Image: Iuliia Burmistrova. “Treatment decisions have to be personalized to individuals to optimize benefits and reduce harms and overuse of treatments. Due to varying evidence, especially regarding harm outcomes across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update and monitor the benefit-harm balance of GLP-1 receptor agonists.”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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