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的大女儿一早打电话来，想确认我是不是回她姑妈家里过年，以便她好安排时间回来。因为她知道，自从她爷爷奶奶逝去后，二十多年来，我年年都带着全家人到她姑妈家过年，从未间断。刚挂电话，大姐的电话就打来了，我急忙接听，大姐说：“你们早点回来嘛，一年忙到头，趁过年回来多耍几天。”年近七十岁的大姐说话中气十足，一点感觉不出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早已习惯陪大姐过年，就像父母在世时回到父母身边一样，似乎只有回到大姐家才算有了过年的感觉。妻说“看样子，你这辈子不打算在家里过年了。”我想，妻没说错，只要大姐在，我就不会在家里过年。
大姐比我年长五岁。我三岁那年，生母因难产去世。大姐十三岁离开学校，回到家里，用她弱小的肩膀扛起沉重的家庭担子。那时，父亲带着养母外出做棕工手艺挣钱回来给生产队交公积金，再换取两个整劳动力的口粮，加上大姐有半个劳动力的口粮，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和养母每年春节过完后出门，年底才回来。大姐便一人在家带我。小时候，我常在村子里惹事，大姐就像母亲一样上门去向人家赔礼道歉，有时碰上不讲理的人家，大姐就要遭骂甚至挨打，但大姐从不迁怒于我，独自承受。大姐就像慈母般地呵护着我的童年。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大姐不得不挤出时间去方斗山上背煤，挣苦力钱来维持家里的油盐开支。从山上背一百斤煤下来，要走十几里路，获取的报酬不到五毛钱，大姐个子小，一次只能背四五十斤。那个年月，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钱是十分珍贵的。大姐把挣来的钱（全是碎票或硬币）用一块碎花布包了又包，放在箱子底下，平时舍不得花一分钱，但每逢过年，大姐就大方地拿出几角钱让我去买鞭炮，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炮仗。现在想起来，大姐把钱拿出来让我买鞭炮玩，是为了让我有个欢乐的童年，是为了让我不比别人家的孩子矮半截。
每当我走在故乡的山道上，看到大姐那幢在竹林掩映下的砖瓦房，看到横在远处灰蒙蒙的方斗山，仿佛看到大山中那条羊肠小路，衣衫破烂的大姐背着沉重的煤篓在艰难行走，豆粒大的汗珠在她稚嫩的脸上往下流淌。
十八岁的大姐迫于生计，不得不嫁人。出嫁那天，没有唢呐，没有锣鼓，没有迎亲和送亲队伍，没有陪嫁的大红箱子、大红被子，只有姐夫一人前来把大姐带走。大姐还是穿着那一身打补丁的蓝布衣服，只是头上扎了两根红头绳。临出家门时，大姐抱着我，用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眼泪汪汪地嘱咐我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出息。我明白大姐再也不能与我相依为命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呵护我了……我多么害怕失去大姐，哭喊着跟在大姐身后，大姐几次回过身来抱着我哭着说：姐会经常回来看你……
大姐失去的太多，连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婚礼都没有！
当我后来离开那个度过我苦难童年、少年时代的村庄，在城市里居家工作后，几次提出为大姐补办婚礼，让她今生今世少一个遗憾，也让她享受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想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办：迎亲和送亲队伍，唢呐锣鼓吹奏，喜气洋洋，请一位城里的化妆师为大姐精心打扮一番，再为大姐准备大红箱子、大红被子……但都被大姐拒绝了，说人都老了，还去举办啥婚礼，这不是让我出洋相吗？有一次，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女儿出嫁时，她要好好为女儿操办婚礼，要求我无论多忙也得回去参加。这是大姐在我参加工作以来向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我原打算送一笔现金给大姐，比较实惠，可以减轻大姐的经济压力，但她说不要现金，要送就送大红箱子、大红被子、大红毯子和大红枕头、大红枕巾。我理解大姐，便按她的意思去办。
当我带着妻子儿女把这整套全是大红色的结婚礼物送到大姐面前时，我看到，大姐那双仍长满老茧的手在大红被面上轻轻抚摸着、抚摸着，就像小时候抚摸我的头一样。突然，两滴泪水从大姐眼里滚出，落在大红被面上……
如今，大姐离开了她生活几十年的村子，离开了那间老屋，在镇上建了一栋四楼的砖混结构楼房，还按月领取养老金，儿孙满堂。大姐脸上随时洋溢着笑容。尤其是每年春节，是大姐最开心的日子，她所有的子孙，还有我这个她最疼爱的弟弟一家人都要回到她身边，宽大的客厅里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大姐就站在一旁甜蜜地笑着，一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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