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一）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践约信念，奋斗终生；李达、李汉俊志向不改，身离心仪。他们的经历启示我们，作为党员，要坚定信仰、践行使命。
信仰是一种坚守，容不得半点的含糊和动摇。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几经沉浮，依然立场不变、信仰不改。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主席6位至亲牺牲的切身之痛也不曾改变他的信仰。1929年，妹妹毛泽建，在狱中写下“誓死为党”后就义，时年24岁；1930年，夫人杨开慧就义，时年29岁，面对严刑拷打她说“砍头只像风吹过”；1935年，胞弟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壮烈牺牲，时年29岁；1943年，胞弟毛泽民在新疆被反动军阀逮捕杀害，时年47岁；1946年，侄子毛楚雄牺牲，时年19岁，是6位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1950年，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时年28岁。
董必武为清末秀才，但他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人生转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董老一生历任党和国家多个重要岗位，他一生信仰马列主义。1975年3月5日，董必武九十岁生日，他带病题写了绝笔诗《九十初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是这位党内忠厚长者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昭示。
王尽美参加“一大”时23岁，27岁离世。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佃户子弟，认定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一大”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成为职业革命家。后因身染肺病，积劳成疾，临终之际，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人生是伟大的。1952年，毛泽东在山东青岛考察时，对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一定要养起来。而且要养好，如果有困难，就给中央组织部送去。”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的名字。
李达和李汉俊虽然脱过党，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改变，后来的人生道路虽然有过曲折，但一直为党工作，为信仰奋斗。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期间，他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23年秋，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在思想上一直坚定马克思主义，一直一如既往、不屈不挠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考虑到李达安全，便用暗语致电：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显然，“本公司”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仍旧把李达当成“发起人之一”。解放后担任首任武汉大学校长，还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其夫人王会悟是参与“一大”的唯一女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一生默默协助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称他们是“真正的人”。
李汉俊是当时国内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大”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一大”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而脱党。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利用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便利条件，掩护了董必武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并杀害。1952年8月，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有：“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是对他的最好褒奖。
理想信念，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13名一大代表在最初的起点上，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然而，在行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掉队了，有的掉头了？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并不全然是美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坚守程度不同。毛泽东、董必武等人，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成就了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大家要明白：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主席告诫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我理解，坚定理想信念就是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定信仰，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我们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经常对照党章党规，检视思想行动，不断掸去灰尘，提高“政治三力”，并践行到事业工作当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站得稳、靠得住。
（二）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英勇献身，视死如归。他们的经历启示我们，作为党员，要不畏牺牲、勇于奉献。
“一大”会议召开时，代表们都举起拳头，面向党旗宣誓，不乏为信仰牺牲奉献的理想和激情，何叔衡等三名“一大”代表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年长者，当时已经44岁。1903年他考中秀才，县衙准备安排了一个管钱粮的差事给他，但他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回乡办私塾，甘当穷秀才。1913年，他离乡到长沙报考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龄最大的学生。后并入湖南一师，与小他17岁的毛泽东成为挚友，毛泽东曾评价，“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一大”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何叔衡赢得了“苏维埃的一头牛”之美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每天拄着拐杖，早出晚归，从不言累，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35年2月21日，他和瞿秋白、邓子恢从瑞金向闽西转移，不慎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包围，60岁的何叔衡壮烈牺牲。
邓恩铭是13名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学生代表，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从此开始了革命的历程，是我们党内极少数受到列宁接见的人之一。“一大”后，他积极投身革命，领导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从“一大”到牺牲的10年间，他三次被捕入狱，3年在狱中。1931年4月，30岁的邓恩铭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就义时从容整装，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
陈潭秋从建党到牺牲，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经常是临危受命，挽救危局。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接到中央命令，让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力事处负责人。因蒋介石暗中勾结盛世才“剿共”，党中央指示让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陈潭秋经过周密思考，制定了一个分三批撤退的计划：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和家属、小孩第二批走，他自己和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走。当有的同志提出陈潭秋等第一批走时，陈潭秋坚决反对，他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陈潭秋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于新疆乌鲁木齐，时年47岁。
牺牲精神，永不过时。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事实上。生活在新时代，我们现在所谓的“牺牲”，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牺牲了一些天伦之乐、一些业余时间、一些物质享受，与革命先辈先烈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现在有些同志面对组织需要，开口闭口就是这困难那困难，人人都指望别人牺牲奉献，自己悠闲自在、坐享其成，实不应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