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三）刘仁静、包惠僧误入歧途、迷途知返。他们的教训启示我们，作为党员，要稳住心神、保持定力。
和其他八位“一大”代表相比，也有政治上不清醒，意志上缺定力的人，就比如说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脱离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然后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
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才19岁，翩翩少年，风华正茂，有“小马克思”之称。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的大功臣。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年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他先是被中共开除，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主张，又被认为背叛了“托派”。1948年，刘仁静以曾为共产党头面人物身份写反共文章，赢得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专员一职，在最后关头站到国民党一边。1950年4月，刘仁静赴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写信，请求中央处理，表示拥护中共领导。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从17岁开始，他投身革命的洪流中长达10年，这10年他的生活格调是红色的，充满了热烈；而后他的生活格调是灰色的，从此情绪低落。他成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2年。出狱后，为了谋生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12年，1949年后，他认错回头，最后38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
包惠僧是湖北共产党的负责人。1922年春天，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逃难到武汉后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里。1925年2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廖仲恺临时任命包惠僧为留守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按说他在革命事业中是大有作为的。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包惠僧说环境“使我胆寒了”。
南昌起义后，他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由此脱离了党组织。1930年冬，包惠僧为生存而加入国民党政府。1947年5月，包在南京政府内升任到人口局局长。1949年，包惠僧遭国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门，处境艰难。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于是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其大概的意思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董必武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必武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把他的猥琐心态、羸弱意志刻画得淋漓尽致。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阴影中终老一生。
人生漫漫长路中，我们面对的思想困惑、矛盾问题、诱惑考验很多，但是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平常心、淡泊心、宁静心，学会理性思考、辩证看待、沉稳应对，就能做到淡定从容、六神有主、知足上进。但现实中，还是有一些人面对社会改革、生活反差和多元思潮的影响冲击，出现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患得患失的情况。有的稳不住心，定不下神，喜欢跟高薪阶层比待遇、比享受，跟同批优秀同学比进步、比职务，想挣钱想发财、想进步想提职、想潇洒想轻松，甚至抵御不住外界灯红酒绿的诱惑，乱拉关系、乱交往，有心思刷抖音、撩妹子，就是没有全心全意想把工作干好，快了顺了就想干，慢了堵了就不干，身无“主心骨”，胸无“定盘星”，缺乏一条道、一股劲干到底的决心信念。有的新公务员在基层没当几天就要想着进机关图舒服，老同志没干几年就觉得累了亏了老了，就要想方设法提职晋升、调整岗位，还有的刚进机关信誓旦旦好好干，加班加点任务重了又有点受不了，这些都是定力不足的表现。
有定力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只要定力十足，意志坚强，那么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投入工作。
如果我们能稳住心神，奋发有为，人生舞台就广阔无垠；反之，如果心里装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容易固守狭小的利益藩篱，患得患失，难有作为。这就要求我们要眼光长远、志存高远，坚定意志、久久为功，自觉把个人奋斗目标融入到国家事业中，紧跟改革大势，转变思想观念，积极适应政策改点，主动调整心理预期，保持奋进姿态，既要仰望星空、锚定目标不放弃，也要脚踏实地、安心尽职不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