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明
2024年5月下旬，我们在巴黎游荡时，正值中国作家王安忆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也是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眼帘的再一例子。身着黑色西装外套和一袭碎花长裙的她，读了自己的答谢词。生于1954年的王安忆算是同龄人，她说的我们一代人没有书读的共同遭际，估计法国人也听不懂，倒是更适合让同龄中国人共情。读读她的答谢致词，令人感慨。
王安忆说：得奖的意义“在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这不算谦辞，是真实的情状。巴金留给世人的不只是文学技术，是批判精神，尤其是晚年巴金。好吧，打住，只能说这些。
“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她说读书，1966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
她特意提到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是地下读书时期生吞活剥地阅读。到了老年，反而有心情从头听了一遍。这地下读书是我们同代人的经历，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滋润，让我们勉强学得像人，那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是我们终身老师。
与同在法国的千篇视频聊天，人在海外，同一时间同一蓝天，很激动。说到我们共同文学记忆——《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也是1976年才读到，阅读时间没有王安忆那么宽裕，只有一个夜晚，不眠之夜。就这样，也感激福州那个旅店的姑娘，这本是她值夜班时要读的。”这也是我们当年地下读书共同情形。
当年渴望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一代人老了，现在的年轻人世界打开在自己的面前，反倒不急着去读这些书了。世界变了，世风变了。
（节选自《马恩河骑行第3天，酒乡酒香》，20241106.吴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