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啥自行车？”到“一起包饺子！”：春晚小品的笑声失落史（1983-2022） | CQ顶刊译评

小品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春节联欢晚会里最受欢迎的节目。春晚小品通过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机智讽刺，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带来欢笑。其中，乡巴佬（country bumpkin）的人物形象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可以和政府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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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期也有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探索过现代中国的喜剧世界，但直到近年来，关于现代中国幽默与喜剧的研究才逐渐受到更多关注，从而揭示出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长期被忽视的活力、动力和复杂性。特别地，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与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艺作品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有关情形塑造了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与政治互动关系，值得学界更深入地探讨。

本文将通过分析每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幽默讽刺短剧（satiric skits）——小品，探讨这种文化与政治的微妙动态。自1983年创办以来，央视春晚一直是中国人迎接农历新年的重要部分。它拥有全国最高的收视率，每年更吸引数以亿计的海内外观众。而小品之所以在春晚中大受欢迎，正因为它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讽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些小品一方面仰仗观众的即时反应而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核。因而，小品为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结构，尤其是普通大众与国家之间如何通过笑声进行互动，提供了独特且富有启示性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抱怨春晚小品的趣味大减。其部分原因在于，过往春晚小品中常被嘲讽的正面角色如今几近完美，永远胜利，而此前小品中极具喜感的、离经叛道型角色在春晚舞台上几乎销声匿迹。由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乡巴佬”（country bumpkin）这种在曾扮演关键角色的形象如何完成了转变。

自1983年春晚创办以来，“乡巴佬”在小品表演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早在首届春晚，喜剧表演艺术家严顺开（1937-2017）就带来了一段时长1分20秒的单口表演《阿Q的独白》（图1）。阿Q是鲁迅（1881–1936）发表于1921年的著名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或许是近代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农民形象，体现了所谓“国民性”中的核心特质。

这个小品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讽刺了阿Q的荒谬，更在于它相当粗俗——甚至可以说颇具怪诞性。从当时的录像来看，观众被“阿Q”的大胆用词逗得捧腹大笑，主要原因在于：在官方春晚舞台上，竟有人当众爆粗口，引发了强烈的冲击与快感。换言之，小品自诞生起就倚赖这些角色的“不守规矩”而取得成功与人气。

若将这个春晚小品与原著加以比较，阿Q在其中表现出的“无所顾忌”尤为显眼。鲁迅原文在叙述时采取较正式、西化且颇具文采的笔调引述阿Q原话，在人物与读者之间拉开距离，从而强化了读者对阿Q的嘲讽与优越感。然而，严顺开的表演却移除了作者的视角与叙事背景，让阿Q直接面对观众、与观众同处一个层面——既能当面捉弄观众，也让观众能切身感受到他对外部世界的不敬与挑衅。

然而，严顺开的演绎并非彻底的“肆无忌惮”。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使观众与这股“粗俗”保持了一定间隔距离。第一，这个小品改编自现代文学名家的重要作品，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这为表演奠定了严肃的底色。第二，严顺开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黑色领结，与阿Q的乡土形象大相径庭。这一方面，显现了他精湛的表演功力；另一方面，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反的符号包裹了阿Q的粗俗，使其看起来更“正经”。第三，严顺开的“阿Q”使用的是普通话，而非原著里应有的浙江方言。在小品中，普通话往往象征着“官方话语”，而方言则代表“民间话语”。因此，“阿Q”粗鲁的语言在普通话的中和之下，少了几分“原生态”的泥土味，也更容易令观众对他报以嘲笑，而并非与他同声共鸣。综上，正因为原著地位、演员服装及所用语言都与“阿Q的粗野”形成反差，这一方面迎合了观众对讽刺的渴望，一方面也维护了官方的规范。

图1 严顺开《阿Q的独白》，图源网络

央视春晚的早期小品表演还曾尝试糅合哑剧、戏曲、相声、杂技等各种喜剧技巧，直到1987年上演的《产房门前》（图2），才确立了约10至15分钟、直面社会热点的戏剧式喜剧短剧模式。这出作品讲述一位年轻农民与一位年轻干部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分娩时的短暂交集。两人从外表到言谈几乎天差地别：干部穿着整洁的中山装，烫着波浪发，自带都市精英范儿；农民衣衫松垮，鞋子陈旧，还戴着一顶帽檐上翘的旧军帽，紧张到时而哭喊、跳脚。干部表面上以科学态度看待孩子性别，农民却想要儿子到不加掩饰。虽有宣传“男女平等”的用意，但作品真正吸引观众的，是它既嘲讽了农民对生儿子的执念，也无情地揭示了干部看似“开明”背后的虚伪。观众虽然为农民的种种滑稽表演发笑，却对见到干部在得知自己生了女儿后痛不欲生的表情笑得更欢。

有趣的是，小品特别凸显了语言在讽刺中的关键作用。两位角色都切换使用较正式或较口语化的表达，但意图截然不同。干部的普通话语气中常带有官方讲话的节奏，一旦真的情绪外露，才暴露了内心对男孩的渴望。农民则将各种严肃的官方词句用在私人诉求上，让人啼笑皆非，却也展现了一种巧妙的“挪用”与“抗拒”。通过这种荒诞、灵活的拼贴，他反而体现出了相对的自由与主体性。观众在讥笑他的封建观念时，也不禁佩服他出人意料的坦率与直白。最后，当他得知自己妻子生了儿子、干部的妻子生了女儿后，还借干部的理论来嘲弄对方，让观众在哄笑之余感到大快人心。

《产房门前》的成功，标志着春晚小品中“乡巴佬”形象的进一步确立与成熟。他们或许愚钝甚至可笑，却能借此揭示主流社会中被忽视的荒唐与不公。更重要的是，他们邀请观众与其同乐，在笑声与戏谑之间，创造出一个普通人得以与官方互动的舞台。

图2 《产房门前》表演截图，图源网络

而在众多塑造“乡巴佬”角色的表演者中，赵本山（1957-）无疑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东北二人转，常以宽松的中山装和歪斜的旧军帽示人，成为央视春晚舞台上的“农民喜剧”符号。他几乎每年都登上春晚舞台，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为观众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农民小人物”。这些角色往往一面配合主流宣传、展现正面社会关系，一面讽刺社会弊病，正是因其直截了当的喜剧讽刺手法而深得观众喜欢。

以1995年的《牛大叔提干》（图3）为例，赵本山扮演的“牛大叔”因撞脸经理马总，被秘书忽悠着假扮马总去应酬。牛大叔懦弱又无辜，在阴差阳错的荒诞经历中“不经意”地道出了官僚体系的种种弊病。

图3 《牛大叔提干》，图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人物”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现实。研究者Roberta Mullini提到，宫廷小丑虽能在戏剧时刻道出真相，却并不能用它改变现实，因为他只在“游戏时间”里拥有豁免权。然而，这并不损及他们讽刺的锋芒。恰恰相反，他们为普通百姓和官方之间架设了一个互动的舞台，在此期间，大家都能暂时放下顾虑，通过笑声获得短暂的畅快。回顾春晚小品在创办之初的30年之所以能拥有如此魅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这类角色持续性地撑起了这样一方“笑中带刺”的舞台。

近年来，“乡巴佬”形象几乎从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消失了。近年来的58个春晚小品中，除一部外几乎都设定在城市场景，真正涉及农村背景（主要是农民工）的角色仅有三位。而那四个标明“农村”背景的小品，也并没有出现过去那种“乡巴佬”的外形、思维或言行。尽管有人会将这种变化归结为中国加速城市化，但也不难看出，春晚小品曾经展现的直率、机智又带有洞察力的农民式幽默，如今已悄然消失。

在2013年的《你摊上事儿了》（图4）中，一位来自山东农村、责任心强的保安拒绝让没有通行证的人员进入城市写字楼。这出喜剧主要围绕保安与一位欠薪的经理之间的误会展开。最终，女经理尽管资金紧张，仍向朋友借钱支付农民工工资，并因敬佩保安的正直而给他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个小品确实从保安的角度凸显了城乡差异，即城里人在性别气质上呈现出某种“中性”或“反转”，而保安坚守原则、不畏权势或金钱。

然而，这位保安与此前的“乡巴佬”角色截然不同。首先，他极度城市化，衣着得体，神情正派，虽然有山东口音，但言行举止并无多少“农民”特征，反而以责任感和正义感来定位自己。其次，他并不懵懂天真，而是对城市各式人等有一定了解，自诩能第一时间识破任何贪污潜逃的企图。与过去“牛大叔”那种因无知而误打误撞不同，这里的喜剧冲突多因保安过度解读而起。最后，他自始至终占据道德高地，抵御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为弱势的农民工群体发声，和“牛大叔”那种带有怯懦与隐晦的讽刺相比，这位保安是堂而皇之且毫无瑕疵的“正义之声”。换言之，通过对农民角色的改造，国家让原本在春晚舞台上为“民间”而发的形象，演变为更符合官方叙事的形象。

图4 《你摊上事儿了》，图源网络

在2014年的《我就这么个人》（图5）中，也出现了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搬运工。表面上，搬运工有些傻里傻气，操着明显的河南口音，也会直言写手的溜须拍马。但与过去的“乡巴佬”不同，他的天真更多只是一种笑料，缺乏以往那种犀利的洞察力与含蓄的讥讽，他在剧情中几乎只是被动的旁观者。

图5 《我就是这么个人》，图源网络

2017年的《大城小爱》（图6）聚焦一对农村夫妻，妻子去北京寻夫，丈夫因为高楼擦窗工的工作身份没有回家。剧情在误会和和解之间升温，最后这对夫妻带着浪漫情节在雪中的北京“空中漫步”。有趣的是，剧中两位演员不仅打扮洋气，甚至皮肤白皙，根本不像农民，也看不出丈夫是整日爬高楼、妻子是务农的真实生活。其对话中也几乎没有触及“农民”身份的特质，只是强调城乡互相尊重，因而显得与现实严重脱节。

图6 《大城小爱》，图源网络

2019年的《演戏给你看》（图7）同样声称讲述贫困山村的故事。这位“农民”孙二愣子住的房子据说破败不堪，但他穿着簇新的衣服和球鞋，甚至用着智能手机，看上去经济条件并不差，毫无真实农民身份或处境可言。

图7 《演戏给你看》，图源网络

简言之，在该时期的春晚舞台上，曾经那些质朴、粗鲁却能暗含机智与讽刺的“乡巴佬”，已经被剔除或替换。他们过去的外形、语言、思维模式与“肆无忌惮”式的表演不复存在；相反，新的角色更贴近主流价值观，不再触碰尖锐的社会议题，也难见嘲弄的影子。当观众抱怨春晚小品“越来越不好笑”时，真正的遗憾在于失去了过去那群“农民式丑角”为大众提供的寄托对现实生活情绪的机会——那个原本可以借“乡巴佬”来间接喊话的舞台，正逐渐趋向于官方宣传。

央视春晚小品中农民形象的转变，固然引人瞩目，但这并不是现代中国第一次经历对“农民喜剧形象”的重大改造。回顾过往对农民英雄的不同塑造方式，可以为当下中国的状况提供一个有益的观察参照。

在民国时期的喜剧中，农民形象常常充当被嘲笑的对象。1949年后， 在新型的喜剧创作中，若仍有“乡巴佬”形象，通常都会突出他们的天真、忠厚与善良，与旧社会中被讽刺的城市权贵相对。例如，1958年黄佐临执导的《三毛学生意》（改编自1956年的一部上海滑稽戏）便讲述了来自苏北农村、家境破败的三毛，前往上海谋生，见识到纸醉金迷的大都会如何腐化人心。研究者Ying Bao曾指出，这部讽刺喜剧中方言的特殊力量以及三毛那种“又愚又灵”的小丑/骗子（fool and trickster）形象，既是嘲笑的对象，也成为制造笑声的源泉。他通过各种花招挑战、扭曲乃至对抗旧社会的秩序。不过，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宫廷小丑”不同，三毛的无知与天真更意味着他有一颗纯净的心。而且，故事发生在1949年之前，旧社会的“常规秩序”本就被认为是落后的，他的嘲讽目标是旧社会的阶级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大量文学、电影作品中被描绘成愚昧、麻木甚至残酷的群体。随后，农民在国家话语中的存在感愈发微弱，直到演员王宝强在2000年代初凭借淳朴善良、略带喜剧色彩的农民工角色，一举引发全国关注。他塑造的角色往往与城市的“贪婪与腐败”形成鲜明对照，展现出人性之善，给社会带来了一丝温暖的慰藉。然而，这种浪漫化的农民角色并没持续太久。2011年，王宝强在电影《Hello！树先生》中饰演了一个经济和道德都已破产的农民，此后便再也没有出演类似的角色。

在这一大背景下，央视春晚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乡巴佬”形象，他们与此前所有农民类型都不相同，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与文化氛围。1983年春晚中出现的“阿Q”堪称一个标志，他不但打破了那时对农民形象的种种禁忌，更大胆地当众爆粗口，表现出一种颠覆式的“无法无天”。1987年播出的《产房门前》，则让“乡巴佬”角色真正定型，成为央视小品的固定班底。他们像三毛一样，既是被取笑的对象，也是笑声的来源；只不过，他们并非单纯地代表淳朴和善良，而是会直接讽刺当下的社会现实，且不需要一个必然向善的结局。若说与王宝强式的“乡村青年”有何相似之处，那便是他们也揭露城市贪婪与腐败；然而不同的是，他们从不试图改正自身缺点或输出“正能量”，反倒以原生态的“粗俗”与“放肆”为卖点。

换言之，央视春晚上的这些“乡巴佬”们，塑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农民喜剧英雄。他们不是英雄模范，也不在意政治正确性；恰恰相反，他们保有几分散漫与粗鲁的表达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让小品成为一个寓言式的舞台，让民众得以在欢笑间与官方互动。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些“乡巴佬”出现并迅速走红，昭示着人们能借助一些非常有限的渠道表达出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声音。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些年来，“乡巴佬”角色从春晚舞台上骤然消失。这也意味着如此一个官方与民众互动的平台与渠道被切断了。的确，此后出现的农民角色，有的类似于此前的社会主义歌颂喜剧（eulogistic comedy）（如《你摊上事儿了》里的保安），虽然有些小失误但总体正面光辉；有的则回到解放前城市喜剧对乡巴佬的简单嘲弄（如《我就这么个人》里的搬运工）；而另一些人物（如《大城小爱》里的擦窗工、《演戏给你看》里的“贫困户”），则完全脱离了现实。他们看似延续了过去的传统，但无论外形、语言还是精神内核，都与真正的农民风马牛不相及。

于是，曾在春晚舞台上活灵活现、敢于放肆耍宝、敢于幽默调侃的乡巴佬形象，如今却难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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