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治理”：现场办公会何以有效？

现场办公会，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会议形式。例如，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三坊七巷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推动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有力促进了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2004年云南省政府在昭通召开现场办公会，谋划与长江经济带加强合作，推动昭通的快速发展。2019年和2021年国务院副总理两次到雄安新区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落实中央关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决策部署。根据《人民日报》数据库，1971年人民日报首次出现“现场办公会”相关报道，当时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党委提出“生产上前线，办公到现场”等口号。改革开放之后，有关“现场办公会”的报道不断增多。

相较于常规会议，现场办公会在场景上直击““一线”，在形式上更加灵活，识别问题于现场、沟通协商在现场、配置资源在现场、决策部署在现场，为治理增添活力。本文尝试以现场办公会为切口，梳理基本类型，刻画运行过程，揭示作用机理，进行理论提炼，进而回答已有各类常规会议承担政治任务和政策执行，为什么还需要现场办公会？现场办公会何以有效？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一）会议研究的基本视角

目前，学界对政治领域的会议研究有政治功能视角、政策过程视角、治理运转视角及制度反思视角。现有研究对会议的功能类型划分、实践过程提炼、运行逻辑分析及反思，为分析现场办公会这一具体形式提供了借鉴。

政治功能视角。会议的首要功能是权力的集中展现。科层制中各级会议实现了上级对下级权力关系的确认。个体能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是最明显的身份象征。会议内部划分的出席、列席等又严格区分了不同参会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不管是什么类型、层级的会议，都是等级化的，都是按照资历、权力位阶分配席位的”。第二个功能是信息沟通。奥克森伯格将上级对下级召开的会议视为中国官僚系统中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李侃如提到因口头讨论事情往往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面对面开会的效用被干部广泛地相信，成为信息搜集和传播的途径之一。第三个功能是政治动员。会议的动员具有双重面向，科层内部，高密度的会议可以生成多维度的动员，会议召开的密度标志着动员的强度。科层之外，会议是政治仪式的载体，通过人员筛选与预动员、程序建构与秩序维护、氛围建构与话语传播等一系列仪式化操演，达到激发民众情感、生产政治认同的目的。第四个功能是标记政治时间，这也是政治性会议的特质。党代会、中央全会等会议往往成为区分政治阶段的“节点”，省级“两会”也会在地方形成政治周期效应。整体来看，会议的政治功能具有综合性，不仅能传递信息、发布行政指令，还具有政治决定、政治执行、政治动员与政治象征的功能，是实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

政策过程视角。从政策过程分析会议，更关注其类型化，不同会议有着不同的功能。景跃进等区分了会议设定政策议程、达成政策共识、制定政策方案等功能，认为会议是各类政治决策合法化的重要载体。鲁宇区分了协商类会议、决策类会议和执行类会议。庞明礼、陈念平从政策执行过程考察了会议的功能，认为其是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动态调整组织关系的互动过程。刘杰、王学军构建了一个“政策过程—会议能力”的分析框架，认为会议效能的提升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会议能力，并且只有将会议能力与会议的其他要素整合在一起才能够发挥会议的整体效用。

治理运转视角。这个路径更强调会议是一种治理机制和治理技术。樊红敏将开会作为日常政治中的微小实践，并运用戈夫曼的剧场理论将一场会议的运作分为“后台区域控制”和“前台表演”，几乎每一个会议的前台表演都按照幕后准备的脚本运作，由此成为地方政治场域内部模式化的集体互动形式。宋弘借助开会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进行了考察，发现会议在中共革命的展开阶段非常重要，在将政策迅速传达落实至民众和干部层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基层工作中最便捷、最有效率的方式。徐国冲认为会议是嵌入政府履职实践的一种重要技术，是推动政府职能正常运转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会议作为一种日常公务行为，讨论了会议中的政治性、行政性乃至技术性因素。

制度反思视角。这个视角主要关注会议的过度形式化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更重视提出对策建议。“数不清的大小官员和公职人员身陷会海，在大会小会的波峰浪谷间颠摇起伏，在长会短会的激流漩涡里痛苦挣扎。”层级控制与有效治理关系失衡后，作为一种低成本的策略选择，“以会议落实会议”使会议从“工具”异化为“目的”。会议饱受形式主义诟病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数量多，不仅当下各类会议层出不穷，历史上甚然。资料显示，根据地时期会议次数已然很多。其次是内容泛，实证研究发现，会议与基层公务员本职工作的紧密程度越低，会议负担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强，过重的会议负担还会直接影响主动工作行为，增加基层干部的情绪衰竭。

（二）对“现场”的理论解构

会议饱受诟病但仍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提供政治活动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感”通过物理空间上的聚集来实现。现场是空间的一种形式，现场办公会即是将会议的空间特殊化。剖析现场办公会，首先要将空间拉回研究视阈。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不仅是治理的前提和对象，也对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具有约束和塑造作用。“空间是任何公共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由此，有效的治理就要遵循空间的特性，据此选择治理的方式、手段，不能将空间视为被动的改造对象、简单的物质形式或者与治理活动无关的外部条件。

有学者将现场主义理解为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意为高层级的领导通过前往政策执行一线的方式，将其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分配给特定的地方、机构或者事项，向下级或公众显示某一事项的重要性，亲身收集某一方面的信息或者监督某一政策措施执行的效果。更广泛地说，现场主义是针对科层制的层级化、管理方与利益相关方分割化产生的治理问题，提出的一种管理理念和实践方法，强调各治理主体共同出现在工作或服务的第一线，即“现场”，以获取最直接、最真实的信息，明确责任分工，直接回应利益相关方诉求，从而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传统治理，还是当代治理，都不缺乏“现场主义”，比如传统的“微服私访”，根据地时期司法工作中的“马锡五审判”，当代“司法下乡”等与利益相关方面对面交流、解决问题的实践，尤其是党长期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都蕴含并超越了现场主义的治理方式与理念。活跃在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中的各类视察、考察、调研与观摩活动，都是现场主义的生动体现，现场办公会也不例外。

三、现场办公会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分析

（一）现场办公会的概念界定

现场办公会是由决策方召集各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进入项目建设、信访调解、应急处突等实际工作场景，直接介绍情况、共同分析问题、面对面沟通协调，形成利益相关者接受、治理主体能够执行落实的决策，推进工作向下一阶段进展的会议形式。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会议，现场办公会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在场感、互动感和共情感。现场办公会通常针对特定的治理议题展开，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种聚焦使得会议能够更有效地集中资源，快速决策或形成解决方案。更强的在场感体现在现场办公会允许所有参会者共同处在与治理问题相关的空间场景中，便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治理症结。在现场，参会者可以通过即时提问、讨论来深化互动交流，摆脱照本宣科形成的距离感。共同在场与及时交流使参会者更容易理解彼此的立场，促进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现场办公会举办的理由多样，通常可以归纳为：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工作；应对突发事件；对规划内工作的定期检查；调研地方发展或政策执行情况；增强跨部门协同推进。在场景上，现场办公会并不一定都在室外召开，有些也在室内进行或采取室内室外相结合的方式。

与常规会议相比，现场办公会具有明显“看得见”的特点。“看得见”是指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问题等会议要素具有清晰可见性，尤其是治理主体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对话，治理问题在现场中呈现。

第一，参会主体。在常规会议中，参会主体通常不完全公开，与问题直接有关的利益方也常常缺席。现场办公会揭开了“舞台上的幕布”，使参会主体，特别是治理主体更加直接、透明地呈现出来，利益相关者也可以在场参与协调过程、了解决策意图。

第二，治理问题。通过将会议地点直接设置在问题发生的现场或与问题紧密相关的环境中，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直观、真实感受问题的机会。原本可能以抽象数据、图表或报告形式呈现的问题，转化为参会者可以身临其境、直接观察的实际情境，使治理问题更加明确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治理不再是对着纸张或屏幕进行分析，而是面对真实的情境，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提升了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三，治理过程，尤其是协调沟通过程是公开的。各方协商互动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环节，与常规会议将协商过程放在会前或会后进行不同，现场办公会将其直接放在会议当中。常规会议上，发言人可能依据事先准备好的稿件进行发言，这虽然保证了发言内容的严谨性，但有时过于程式化，缺乏互动。在现场办公会上，参与者更有可能直接、自然地表达意见，交流基于现场的观察和实际情况，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更加直接。

主体、问题、过程被看见，使现场办公会这种治理行动成了“看得见的治理”。同时，现场办公会还承载了展现政府良好治理形象的功能。相关责任人亲临现场，不仅是对工作进度的监督，也是对民众关切的积极响应，展现了积极作为、贴近民心的姿态。

现场办公会也不同于常见的观摩会和领导视察（见表1）。观摩会旨在向多方展示工作成果，本质上实现的是考核评价的激励逻辑。有些观摩会与考评挂钩，通过对项目、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分、排名来形成倒逼作用，是一种结果论的导向，不涉及具体工作任务的协调。领导视察则侧重于了解更为全面的工作情况，做出新的指示，传递注意力分配信号。与这二者相比，现场办公会更聚焦问题治理，强调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有着更强的协调性和推动力。

现场办公会作为会议形式仍是权力的仪式化展示。但是，现场办公会超越了常规会议的抽象表演，不仅是被动地展示，更是一种主动参与和改变现实的方式。以“去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使决策者和执行者共同处于问题发生的实地情境中，增强了会议的““在场感”和“行动力”。现场办公会可以通过聚焦问题、直接沟通等方式提高决策效率、克服条块分割，推动部门之间围绕工作任务展开协同合作，增强执行力，最终起到加速治理过程的效果，是一种“看得见的治理”。

（二）现场办公会的基本类型

根据任务性质与参与主体，可将“现场办公会”划分为督办型、协调型、接访型和姿态型四类（见表2）。

1．督办型现场办公会：聚焦急难任务

督办型现场办公会通常围绕紧急的政策执行或工作任务开展，主要面向体制内相关部门和人员，会议的焦点在于督促工作进程、解决具体问题以及确保任务目标按期完成。已有研究注意到的现场推进会也属于这个类型。访谈中发现，地方政府经常采取现场办公会的方式对重要任务进展进行督办，在会上划定各项任务的责任人并直接下达要求，比如限期解决问题，届时再次召开现场办公会验收进展。治理实践中的诸多建设任务，从策划、审批、设计、施工直至验收和后期运维，涉及不同领域和层级的多个职能部门。只有多部门联动协作，项目建设才能顺利实施。现场办公会成为统筹多部门工作的重要场景。督办型现场办公会通常由地方主官召集所有与政策执行、项目建设等工作有关的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地点直接设在一线工作的现场。在施工场地等环境中，与会者可以直接观察到项目进度等方面的情况，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所在，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调研中有受访者提到，在会议室里开会时大家看不到现场的情况，所以可以推诿，但在工地上开会则必须实事求是。

2．协调型现场办公会：关注长期问题

协调型现场办公会的任务相对缓和，旨在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协调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跨部门的问题。由于制约地方发展的通常是综合因素，推动发展首先就要全面了解地方面临的困难。“现场办公实际上就是现场调研，一竿子插到底，解决市里最突出的问题，大家要真反映问题，反映真问题。”这类会议一般由上级党委或政府发起“组团式调研”，由常委会或政府官员集体赴所辖地方召开办公会，地点设在调研对象所在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调研只是为了解情况而采取的手段，从功能和目的上来讲，办公会的最终指向是协调各类资源解决实际问题。以2023年安徽省委常委会赴合肥市召开现场办公会为例。会上，合肥市委书记汇报了当年以来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需要省级层面帮助解决的重要事项。常务副省长就有关事项做了答复。县（市、区）委和开发区的负责人分别提出具体诉求。省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有关事项逐项分析研究并作出回应。可以看出，这类现场办公会的重点是在会上提出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重要事项，以获得上级领导的注意力分配，协调各方推动解决。

3．接访型现场办公会：响应特定群体诉求

接访型现场办公会主要面对任务紧急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群众利益的情况，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为主要目的，尤其是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包括涉及民生权益保障和公平正义的信访案件。信访事项往往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在处理复杂的信访案件时，多部门联动显得尤为重要。部分信访问题因历史遗留、利益交织等原因，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接访型现场办公会可以使领导和相关部门亲临现场，直观、全面了解信访案件具体情况，避免仅凭书面报告或间接信息带来的理解偏差。这类会议通常在接到群众信访反映某一地区或某一方面问题时举行，也可以针对长期信访未解决的案件召开专项会议，由与信访工作相关的领导召集当事人及律师、诉求事项涉及的部门到现场。各部门负责人与当事人可以面对面沟通，共同研究对策，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防止问题升级。如果部门间相互推诿，则需要召集会议的领导判断责任归属、指导工作。

4．表态型现场办公会：展示对问题的重视

表态型现场办公会是一种任务相对缓和且主要面向社会群众的会议形式。这类会议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决紧急的具体问题，而是更侧重于展现政府部门对群众关注问题的重视，通过公开、亲民的方式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会议内容可能涉及一些政策宣导、成就展示或是对民众关切问题的回应，更多表达官方的态度、立场和未来的规划方向。与督办型和接访型相比，表态型现场办公会较少进行紧急决策或处理具体事务，更多是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或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展现出开放、负责的行政作风，是一种政府透明化运转的体现。这类现场办公会通常邀请媒体参与，以增加会议的透明度和公众可见度。以贵阳“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为例，在媒体的见证下，市级领导、区政府、街道、相关公司等方面的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共同参会，并邀请律师现场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总结来看，无论是督办型、协调型还是接访型、表态型，都是在实践摸索中形成的。现场办公会类型的划分在实践中并不严格，一场协调型现场办公会可能在了解情况后直接转变为督办，对发现的问题立即布置解决。在督办过程中，领导的亲自参与不仅是对工作的监督，也是对政府负责任态度的展示，体现出表态型的特点。而展现积极姿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具体问题的督办。因此，现场办公会的几种类型在实践中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同时，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处置、多方联动等方式，各类现场办公会可以协调多部门、多主体，整合资源、共同行动，也可以缩短决策链条，强化执行力度。

四、“看得见”的过程与治理有效的逻辑

（一）现场办公会的运行过程

基于长期实践摸索，现场办公会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步骤，包括动议、召集、考察、汇报、讨论、决策、反馈等基本环节。这些环节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动议、召集的启动阶段，二是考察、汇报、讨论的会商阶段，三是最后的决策阶段。

1．问题驱动：看见治理需求

问题被看见，是“看得见的治理”的基础。现场办公会的启动通常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由发现或识别到具体问题、需求的领导或部门动议。当某个地区发展迟滞或某个议题久议不决、项目进度缓慢，主要领导通过提出召开现场办公会的动议，使问题明确地出现在治理视域当中。之后按照议题召集会议、确定参会人员名单。一般情况下，参会人员包括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涉及的利益方代表等。有时，领导为突击检查项目进度会先行到达现场，临时通知相关负责人到场。一些比较正式的现场办公会也会与常规会议一样，制定下发正式的会议通知文件，内容涵盖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及议程安排，明确要求相关单位提供详实的工作报告和现场展示内容。

2．前台会商：看见治理过程

常规会议一般由“后台区域控制”和“前台表演”构成，“形不成共识就不会让上会”，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并不是参会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现场办公会通常没有幕后准备的脚本，一切以现场为准，将形成共识的过程“前台化”。在了解现场情况的基础上，参会各方进入交流和讨论环节。此阶段鼓励开放对话，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或为自己辩护工作进展慢的原因，或提出当前无力解决的问题。多方因立场不同，可能形成意见碰撞。现场办公会的会商是一种当面表态的协调方式，有关方面在会议现场当面磋商，明确目的，并现场表态。讨论过程也可能涉及跨部门的协同合作，需要明确分工，提高工作效率。

3．现场决策：看见治理权责

常规会议上形成决策通常要经过漫长的会前酝酿，在工作方案自下而上、层层报批、不断修改完善之后，才能在会上议决，时间成本较高。现场办公会具有更强的行动力，决策者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决断。这些决策可能包括：确立新的阶段目标、调整原定计划、部署具体的落实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等。多数情况下，领导会在现场直接“拍板”，这实际上考验的是会议召集人的能力与经验。现场会的局面常常不可控，有受访者提到现场接访办公会上并不知道信访人会突然提出什么诉求，这种情况就需要领导临时反应。拿不准或是较为复杂的事情，领导也会表态回去继续研究，等下次会议再决定。同时，为了确保现场办公会形成的决议得到有效执行，会后会形成书面会议纪要，记录各项决定及跟进措施，对政策执行的推动有着重要作用。这些会议纪要就是现场办公会参会方的“军令状”和“尚方宝剑”，参会方既要遵循会议达成的决策共识，也可以据此向其他部门协调资源、要求配合。

（二）现场办公会效力实现的机制

在现场办公会的治理逻辑中，“看见”这一核心要素由参会各方共同完成，包括上级领导识别问题并召集会议、观察干部能力；下级官员对治理“信号”的捕捉、参与信息沟通等。会议中不同面向的行动被各方“看见”，由此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制。

1．注意力被看见：纵向推动治理资源整合

在中国层级治理的场景中，政策执行关键在于纵向上“依靠党委”的高位推动和中间层级的协调。现场办公会从开始启动到最后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层领导的主动作为，要求高层级权力主体作为政治力量直接嵌入政策执行过程，发挥引领决策、统筹条块协作和强化压力责任的作用。会议召集人的身份决定会议的权威性。现场办公会由哪一级别的领导召集，直接影响会议的决策效力。高级别的召集人拥有更强的决策权和资源调配能力，由他们召集能够使执行者更清晰地看到领导注意力的倾斜，进而确保会议决定得到有效执行，同时也可能吸引更多部门积极参与和配合。

首先，现场办公会是一种注意力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领导的承诺和注意是官员能够得到的最有力保障。现场办公会由高级别领导提出动议并召集，本身就是一个注意力配置与显示过程，意味着领导对某项工作、某个地方的“重视”。下级官员对这种“信号”有着敏锐的捕捉能力，“上级注意力的纵向传导，使得下级注意力配置的既有平衡状态被打破并向特定方向倾斜。”其次，现场办公会上，高级别领导可以凭借自身的正式权威和影响力，迅速凝聚共识、明确目标。领导的现场决策能够消除决策层级过多导致的延误，推动政策和项目的快速落地执行。纵向推动还强化了责任落实，领导对下级单位和人员的直接要求，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有效规避执行中的拖延推诿。第三，高位推动能够突破“条块”壁垒，有效整合跨部门资源。比如，县委书记赴乡镇召开现场办公会时，有权要求县级财政部门、交通部门等相关职能单位充分发挥作用。尽管乡镇与职能单位之间可能条块关系紧张，但领导的介入可以促使资源跨条块整合。现场办公会成为整合“碎片化权威”的一种工作机制，避免了低效沟通和扯皮。

2．能力态度被看见：横向竞争激发治理效能

现场办公会也是触发地方官员进行横向竞争的场景。参与同一个现场办公会的地方官员通常级别相同或相近，面对政策执行任务会自发形成竞争态势，使得现场办公会成为展示能力的舞台。政治评价“依任务提拔人”“以事评人”的价值取向契合了党选拔干部“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重点任务构成了组织部门判断各级党政干部能力的关键事件。现场办公会高度聚焦于重点任务的推进，使其成为一个上级领导评价、识别干部和地方官员展示能力的鲜活场景。比如，组织部负责人也会参加各类现场办公会，个人晋升与任务进展之间微妙的联系被摆上台面。官员间的竞争，尤其是基于政绩考量的竞争，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首先，为在办公会中给上级领导和同级官员展现自身工作能力，地方官员会致力于提高自己管辖范围内任务执行的速度和质量，力争在项目推进、任务完成等方面超过其他部门，赢得上级的认可。这种地方官员之间展开的横向竞争可以带来政策执行进展加快、效能提高的效果。第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地方官员可以通过现场办公会了解其他部门的策略和工作进展，找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以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在竞争氛围中，官员们更愿意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先进做法，同时借鉴他人经验，努力提高自己在政策执行中的表现。第三，召集人的态度对会议氛围影响明显。如果召集人展现出郑重其事的姿态，参会人员往往会展现出更积极的竞争意识，观点碰撞更加明显。反之，如果召集人态度比较轻松，参会人员也会相应放松。事实上，宽松和谐的氛围不必然带来充分的协商。受到人情社会的影响，参会官员可能选择互相“给个面子”。紧张、充满竞争意味的会议氛围会迫使参会官员将人情世故放在一边，在责任划分、任务进展上慎重其事，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3．信息被看见：沟通协调优化治理效果

现场办公会通过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在问题发生的实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有效地将问题公开化、透明化。这种直接交流的方式可以让各方将问题的核心要素、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清晰地摆到台面上，推动信息流通。面对面的互动不仅增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加速了决策过程，确保了所有相关方都能全面了解情况，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从而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和效果。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需要多部门协作、快速响应的复杂情境，展现了现场办公会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独特价值。

首先，现场办公会作为一个沟通平台，所有相关方得以在同一空间内直接对话，实现信息的即时共享与反馈。面对面的交流模式显著提升了沟通效率，减少了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的延迟、衰减、扭曲和误读等问题，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深层次的理解和同理心，与会者能通过非语言信号，更全面地把握当事各方的情绪和意图，从而加深相互间的信任。这种深度沟通有助于迅速建立共识，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第二，现场办公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结果导向性，即会议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并取得实效。会议进程中与会者的每一项讨论都被期望转化为可执行的行动步骤。这种集中注意力于治理结果的做法确保了会议的高效。现场办公会结束时，会制定出详细的行动计划，包括具体的执行步骤、时间表和责任分配。这些计划将会议讨论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种闭环式的管理方式，不仅强化了参会者的责任感，也大大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和质量，体现了现场办公会作为结果导向型治理工具的优势。第三，以沟通为基础，现场办公会成为一种集决策与行动于一体的实质性治理机制。在会议中，各参与方共同剖析问题根源，探索并制定出的解决方案既包含明确的行动计划，也包括资源分配策略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措施。通过现场办公会，决策者能够迅速整合各方力量，调动所需资源，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这种机制不仅加快了问题解决的速度，也提高了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众的信任度。

五、总结与讨论

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现场办公会起到将治理过程“可见化”和加速化的作用。在各治理层级或治理领域中，围绕各方关注、难以解决的问题，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方在同一个时空中沟通交流，形成治理聚焦，既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缩短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更有利于提升治理者形象。现场办公会语境中的“现场”除了指具象化的空间现场，如项目工地、信访一线等，更有多方“在场””协同、“即刻”行动的意义。与常规会议相比，现场办公会将协调、沟通、分工、确责、督办以及决策过程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中国治理体系纵向推动与横向竞争相结合的特征（见表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是转化为制度的执行能力。释放治理效能，就是提高通过制度执行来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场办公会这种工作方式在深层逻辑上与“中国治理效能实现”的理念紧密相连。凭借情境感知与即时响应，缩短了信息传递链条，提高了治理效率和适应性。跨部门间的沟通合作有助于整合资源，形成治理合力。体现了制度设计中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视，通过机制创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推动治理结构和过程的现代化。

在实践过程中，现场办公会也具有局限性。首先，现场办公会有沦为形式主义的风险。一是，现场办公会召开的随意性。在特定情境下有效的现场办公会，如果未经审慎评估就被过度、普遍地推广应用到大部分场景，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会议增多，更会使原本可通过常规渠道解决的问题也被拉入现场办公会中，降低整体工作效率。二是，现场办公会举行的过度“程式化”。现场办公会的效能来自它的灵活性，在现场办公会场景中，尤其是脱离会议室场景的现场会，领导及负责人的讲话通常是撇开文件的，“或是即兴插话，或是领导个人讲话，这些讲话的意义及重要性依人依事而定，并无定规。”若现场办公会被提前“排练”、固守程序，就会丧失其当面沟通、灵活应对和即时决策的作用。只注重形式上的到场、汇报和拍照留痕，不仅会议效果会大打折扣，也会加深官僚主义的印象。

其次，现场办公会存在决策随意的隐患。一是，灵活的会议形式虽具优势，但也容易诱发决策仓促。通过现场办公会决策，会造成对复杂议题的讨论浅尝辄止，忽略深入剖析与细致规划，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二是，缺乏稳固且长效的运行机制，为现场办公会的效能发挥埋下了隐患。若单纯依赖现场办公会推进工作，忽视构建常态化的督办与反馈体系，可能导致问题在会议结束后无人问津等情况。三是，如果现场办公会的决策过分受领导的偏好影响，不仅会加剧决策的随意性，还会使决策难以有效落地实施，削弱执行力度。因此，在运用现场办公会这一高效沟通平台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健全的决策支持体系、督办反馈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持续性。

会议是推动工作、凝聚共识的不可或缺工具，但各类会议的不断增加也成为治理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地引用一副对联，批评了这个现象。“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来落实”。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从中央层面做起，层层大幅度精简会议，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严禁随意拔高会议规格、扩大会议规模；提高会议实效，防止同一事项议而不决、反复开会。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要求提高会议质量，不开应景造势、不解决问题的会议。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列入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这些规定并非反对会议本身，而是反对无实质内容、效率低下的会议形式，强调会议应当是高效、有针对性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增加治理负担的来源。因此，如何提高现场办公会的治理效能，依然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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