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力量：宗族如何影响中国的环境治理？｜ World Development顶刊译评

本研究结合了1990年之前的家谱数据和2007年的企业污染数据，以实证检验宗族密度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强大宗族力量的地区，企业污染往往较低。使用历史上的战争作为工具变量可以巩固本文的结果。初步分析表明，宗族通过组织协作和文化教育参与环境治理。此外，本研究还表示，在缺乏正式权力的地区，宗族能够补充正式权力的环境治理效果。总之，作为一个非正式组织，宗族对环境治理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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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超过95%的人口暴露在超标的空气污染中，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这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污染排放量靠前的国家，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于减少全球污染至关重要。

鉴于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通常在污染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非正式的监管也是一种有效的污染控制手段，非正式监管也可以成为正式监管的有效补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非正式监管为污染控制做出的贡献值得探索。

历史上，宗族（clan）通过建立非正式制度主导了中国的基层社会。宗族是前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因为它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协调者和维护者。此前的研究表明，宗族进行的非正式监管主要是通过组织和文化机制来实现。一方面，作为一个组织，宗族可以有效地协调其成员，削减潜在的内部冲突，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此外，宗族的组织协调功能，将个人依家族纽带聚集起来，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宗族也可以作为文化实体发挥作用，教育其成员并培养社会规范。这种基于家庭和地理纽带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社区意识，而对家乡的认同使得环保行动的频率增加。此外，宗族文化产生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可以推动对公共事务的自愿参与，并对社会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这些研究证明了宗族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宗族可能影响污染的潜在方式。然而，作者没有发现其他文献直接研究宗族对环境监管的影响。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宗族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作者利用《中国家谱总目》中的数据来衡量宗族，并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获取企业污染数据。然后，作者探讨了地方宗族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然而，与以前的研究不同，作者的研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由于使用了横截面数据，作者无法排除地理因素的影响，也不能使用固定效应来控制区域地理因素。另一个挑战是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关于宗族的现有研究通常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来处理内生性，这通常需要特定的实验设计。因此，缺乏此类条件的研究可能无法充分解决内生性问题。为应对这两个难点，本研究使用历史上的战争数量作为宗族的工具变量，并试图在随后的测试中证明其有效性。

本文对宗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并观察到它们可以有效遏制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作者的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巩固。此外，作者检验了可能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的潜在遗漏变量，并测试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并且，对机制的探索表明，在宗族存在较强的地区，个人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环境保护成本，并更频繁地参与对抗环境破坏的集体行动。当面临当地宗族强加的环境压力时，污染企业通过减产增效来应对。最后，本研究发现，在宗族较强的地区，中央的环境政策得到了更好的执行，并且宗族驱动的污染控制的有效性相对不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这表明宗族可以有效地补充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

本文以两种方式为现有研究做出贡献。首先，在宗族文化方面，有相当多的文献探讨宗族的起源、演变和功能。借鉴宗族的社会治理功能和文化功能，作者试图探索宗族作为非正式监管的组织载体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正式环境治理的情况下。其次，在环境治理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强调了非正式环境监管在构建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效果。强大的人际和制度信任有助于建立合作机制和促进环境治理。通过关注宗族，作者研究了宗族通过合作和文化教育等渠道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作者还将宗族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扩展到现代环境治理领域。

2.1 中国的宗族

宗族是由具有共同祖先的家庭形成的亲属网络，因此，宗族依靠家谱编纂和祭祀仪式等活动将具有共同祖先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人们相信崇拜可以获得祖先的祝福。家谱或祠庙通常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大多数关于宗族的研究都是通过使用家谱和祠庙的数量来衡量宗族实力。在本文中，家谱密度也被用作宗族实力的衡量标准，这在第3.1节中有详细描述。

在传统的中国，由于在宗族中的极高威望，一个宗族的族长成为了皇权与人民之间的纽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宗族数量显著减少。然而，宗族并没有完全消失，其继续保持着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改革开放后，家族经济发展，宗族再次繁荣。当时，人们重建了家谱，重建了祖庙，这导致了宗族演变成具有新特征的现代形式。因此，宗族不再是父权制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由普通村民组成的基层组织，它可以提高其成员的社会资本。宗族目前继续在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宗族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宗族文化的影响延伸到教育和规范等领域。

鉴于宗族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许多学者研究了宗族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首先，一些研究人员探索了宗族的文化属性，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次，一些学者将宗族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形式，研究宗族网络对其内部成员的影响。最后，一些研究侧重于宗族作为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中国的一种组织，宗族能够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并补充正式制度。这使得人们在宗族发达的地方更容易为公共物品付费，从而增加了乡村的公共物品，也使得人们在外部压力下更容易联合起来。

然而，强大宗族的影响力不完全是有益的，大量文献强调了宗族拥有过多权力的弊端，这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几项研究表明，宗族作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可能偶尔会阻碍新思想的推广。此外，有研究证明，强大的宗族文化会阻碍城市化进程。更关键的是，宗族通常主要在其集体内部赋予利益，这可能会使集体外的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小团体内部的这种高度凝聚力可能会升级为不同宗族之间的摩擦甚至暴力冲突。此后的研究表明，宗族作为非正式的监管系统，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然而，过强的宗族影响力会阻碍国家治理，并可能破坏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

综上所述，上述讨论表明，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组织和文化的共同作用，而宗族同时具有组织和文化特征。 

2.2 宗族如何影响环境治理

本文旨在研究宗族如何影响环境治理，重点关注图1所示的三个具体方面。首先，宗族可以通过在文化上灌输集体利益和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成员中培养环境保护的动力。其次，宗族的组织结构使其可以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压力来减轻污染，促进了宗族成员的集体行动，提高宗族的环境保护能力。最后，企业可能会通过减少生产、提高效率或搬迁来应对这种外部压力。

图1 宗族如何减少污染排放

2.2.1 文化教育

宗族建立社会规范，并通过教育机制将这些规范代代相传，从而影响个人观念。具体来说，在污染控制方面，宗族强调集体利益的重要性，而环境代表了集体利益的一个具体方面。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宗族成员对环境恶化的容忍度较低，从而激励他们参与环境保护。这是社会规范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具体表现。除了这些直接影响之外，文化的教育作用可能也很重要。现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塑造了中国人对社交互动、消费、冒险和其他行为的看法。保护环境也是宗族要求的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此外，宗族文化在血缘和遗传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小社会，增强了集体意识。这导致维护宗族的共同利益被更多地强调。为了维护这些集体利益，宗族文化发展出了一套全面的奖励和惩罚机制。相反，对宗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会受到其他宗族成员的赞扬。如果贡献很大，它甚至可以记录在家谱中或用石碑来纪念。此外，这些利益不仅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声誉。

2.2.2 组织协作

其次，宗族通过亲属关系有效地组织个人。具体来说，在面对企业污染时，个人的努力往往是不足的。此外，由于环境的公共性质，搭便车行为会大大降低个人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然而，宗族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的协调，采取集体行动来对抗环境恶化，从而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能力。

宗族倾向于促进内部合作以维持兴旺并防止集体行动困境。研究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强大宗族的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宗族也可以补充正式制度，帮助地方政府克服集体行动问题。此外，从其他宗族成员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反映了宗族的内部合作。相比之下，宗族在外部协调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重大危机，同族人更可能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提高生存率。此外，强大的宗族网络的存在可以减轻政府决策不当造成的损害。这可以通过提高宗族内人们的政治参与率来实现。按照同样的逻辑，当遇到鲁莽的排放时，宗族的组织协调更有可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对污染排放进行抵抗。

2.2.3 企业回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具有强大宗族实力的地区可能具有较低的污染排放水平。这可以用两条可能的路径来解释，如图1所示。一方面，宗族文化的教育功能提高了个人对保护集体财产的认识。它不仅增加了当地居民保护环境的宗族性，而且还增加了破坏当地环境的成本。另一方面，宗族组织的协调能力促进了当地人民的联合行动，从而加强了保护当地环境的能力。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如何应对来自宗族的外部压力来减少污染排放。首先，宗族对污染排放的限制可能导致高污染企业的产出下降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反映了企业对污染控制措施的有效回应，并说明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其次，减少污染排放也可能来自企业效率的提高。最后，由于宗族施加的压力，企业可能会搬迁。因此，如果宗族对污染企业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这些企业可能会搬迁到宗族影响力较弱的地区。在以下各节中，本文将实证研究宗族如何影响个人行为以及企业如何应对宗族施加的压力。

3.1 数据测量

3.1.1 中国的宗族

家谱记录了宗族的兴衰，对宗族成员具有独特的意义。遵循流行的研究，作者采用家谱密度，即每10,000人家谱记录的数量，作为衡量宗族实力的指标。作者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中获取家谱记录的数量。它完整地揭示了国内外收集的中国姓氏家谱的基本情况，以及现存的中国家谱的状况。

图A.2 宗族的时间分布

根据图A.3，尽管家谱数量在1949年后减少，但家谱的空间分布与1949年前的分布高度一致（相关系数=0.73）。这表明家谱数据仍然可以作为城市宗族实力的代表性指标。此外，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本文利用1949年之前的家谱密度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如第4.3.2节所述。

图A.3 1949年前后的宗族分布

作者收集了从家谱开始到1990年的地级市家谱数据，并通过将其与1990年的人口进行匹配来计算家谱密度。作者选择了1990年的人口数据，因为它更能代表该市的土著人口，特别是考虑到1992年南方谈话后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选择可以更好地评估当地宗族的影响力。

3.1.2 污染

空气和水污染是最突出的污染类型，也受到公众的最大关注。然而，鉴于水污染的影响可能因城市河流的条件而异，本文主要关注空气污染。由于工业排放是污染的最主要贡献者，作者特别关注工业污染。作者以工业企业空气污染物的总排放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水平的指标，用Pol表示。作者使用特定污染物（如SO2、NOx、PMx和工业粉尘）的生产和排放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中使用的污染指标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CES）数据库，也称为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库。鉴于其全面可靠的性质，CES数据库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广泛的企业污染微观数据库，并被广泛用于中国企业能源状况的相关研究。

3.1.3 主要的控制变量

为了解决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潜在偏差估计结果，本研究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首先，作者将有关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作为控制变量，例如企业规模、企业在当地的停留时间和人均资产。其次，作者考虑企业的财务特征，包括利润、收入结构和创新，因为它们也会影响排放。此外，作者考虑了企业所在的地区，认识到排放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作者控制工业比例、污染监管、政府权力、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等变量。最后，作者考虑了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影响。不同行业和地区（包括不同省份和城乡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可能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引入了行业、省份和城乡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作者能够减轻这些差异的影响。本研究中使用的企业控制变量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建立，包括所有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由于其广泛的覆盖范围和丰富的样本，它被多个相关研究机构广泛使用。

3.1.4 数据清理

本研究主要依赖于四类数据：首先，地级市级的家谱数据，通过家谱密度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家谱总目》。其次，企业的污染数据，通过输入污染排放量来衡量，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第三，从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获取的企业控制变量。最后，地级市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者需要将这些数据匹配到一个数据库中。本文通过模糊匹配法、排除异常值等方法将异常值排除在外。

3.2 数据描述

3.2.1 数据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2007年之后进行了更新，但由于两个原因，作者将重点放在2007年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由于校准变化和统计误差，知名学者以前所做的研究采用了1998年至2007年的数据。此外，作者对宗族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属于历史因素的范畴，其影响往往是长期的。因此，作者认为从2007年的数据中获得的结果是密切相关且信息量丰富的。

为了初步了解数据分布，作者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表A.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结果。根据表A.1，宗族权力的平均值为0.88，而标准差为1.06，揭示了中国各地宗族权力分配的显著程度不平等。从各种污染等级指标来看，总污染水平最高的企业比平均值高出约1.5个标准差，总体分布显得相对均匀。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历史上宗族组织集中在农村地区，但对地级市的研究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可信度。此外，本文研究的工业企业主要位于宗族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城乡边缘地区和乡镇地区。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基于血缘和地方纽带的熟人社会与基于商业纽带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激烈碰撞和适应过程。在199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期间，许多农民工搬到城市，将宗族功能扩展到城市地区。这些工人建立了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融入了城市社区，甚至形成了城中村。城市化改变了物质条件，但并没有消除宗族及其关系网络和价值观的影响。

表A.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3.2.2 宗族和污染

在正式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在企业层面对宗族力量与各种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调查。与东部和南部地区相比，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宗族力量普遍较弱，这些地区的污染水平相对较高。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宗族力量较强的地区往往表现出较低的污染水平。然而，这种判断是主观且不准确的，因此本文根据宗族的存在与否将样本分为两类，并对其均值进行t检验。图2显示了结果，表明与没有宗族地区的工业企业相比，位于宗族力量较强地区的工业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两个类别之间的平均值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尽管观察到的样本均值差异仅具有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但这种显著差异强调了宗族的存在作为工业污染排放的潜在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图2 无/有宗族地区的污染和控制变量的样本均值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利用2007年工业企业和城市信息的相关数据，作者建立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第i个城市，j表示企业编号。Pol_ij表示i市企业j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总强度，Clan_i表示地级市i的宗族密度。为了说明这些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在将数据加1后对Pol_ij和Clan_i应用了对数变换。Firm_ij和City_i表示控制变量集，分别代表在企业和地区层面可能影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一系列因素；ε_ij是未观察到的随机误差项。

4.1 宗族对污染的影响

宗族是一个历史变量，可能会缓解逆向因果关系问题，因为2007年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污染状况不太可能影响1990年的地方宗族实力。然而，在实践中，作者不能完全排除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由于遗漏变量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因此仍然存在内生性问题。由此，作者必须采用适当的手段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4.1.1 历史上的战争

在本小节中，作者选择历史上战争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结果。作为工具变量，历史上的战争的使用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

首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历史上的战争的数量会显著影响宗族实力。纵观历史，一项相关研究表明，战争和宗族迁移是宗族势力南移的主要原因。因此，历史上的战争极有可能对一个地区的宗族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口流动相对较弱，大规模人口迁移往往是由于地区战争的出现。在稳定性强的小社会中，宗族力量很容易积累和发展，但在战争中，原来的大宗族被迫分散，宗族的力量被削弱。此外，对于战争频繁的地区，中央经常派遣军队，加强管控。中央权力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为补充权力的地方宗族实力。基于以上原因，可以认为地方宗族势力的实力会受到战争次数的影响。

其次，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要求历史上的战争不能通过宗族以外的渠道影响污染排放。现有研究广泛讨论了战争的潜在影响，表明战争会影响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就业结构和农业生产。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的潜在影响，指出清朝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产业集群。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的短期影响上（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内）。此外，本文将在随后的第4.2部分通过讨论控制其他变量、带有子样本的安慰剂检验，以及对历史上的战争的可能影响的直接观察，讨论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最后，有鉴于此，作者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2003年）（以下简称《年表》）收集了历史上战争各个地区数量的相关资料。它按年代顺序编纂，并参照《二十四史》《左传》和《资治通鉴》等相关史书，记录了中国历史时期的战争时间和地点等基本信息。

4.1.2 工具变量的基准估计

在本文中，作者计算了从记录到清朝的战争各个地区的总数，并将其用作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表1中。表1的第（1）列表示的是没有控制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面板数据B表明一个地区战争越多，宗族力量越弱，结果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具体来说，历史战争的数量每增加一次，当地宗族的力量就会削弱1.4%，这与作者的理论预期一致，即频繁的战争会增加人口流动性并抑制地方宗族权力的发展。而且，据统计，战乱最严重的地区经历了60次左右的战争，而最和平的地区从未经历过任何战争。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争数量最高和最低的地区之间，宗族力量存在大约84%的差异。面板A是使用历史上的战争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的结果。结果表明，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宗族力量对污染的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来说，不添加其他变量时，宗族力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2.077，表明宗族力量每增加1%，工业空气污染排放就会减少2.077%。在控制了第（5）列中的剩余变量后，尽管系数已缩小到-1.168，但它仍然处于显著的1%水平。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结果可能因为工具变量估计而被高估。因此，可以初步认定宗族减少了污染排放。

表1 基准回归结果：宗族对污染的影响

4.2 因果识别

尽管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需要进一步讨论所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4.2.1 遗漏变量的讨论

在本节中，作者考虑了可能影响宗族和污染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变量。此外，通过控制这些变量，作者可以观察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是否受到影响。本研究提出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战争这一工具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

具体来说，本文借鉴了现有的研究，以控制地形坡度、农业适宜性和历史人口密度（明清时期）作为分别代表地理禀赋、自然资源和历史经济的变量。坡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地理孤立程度，这可能会影响当地宗族的形成，崎岖的地形可能会导致更具战略价值的区域，从而影响战争的频率。另一方面，农业适宜性反映了农业社会的土地资源，因此具有较高农业潜力的地区更有利于宗族形成，也是战争期间争夺的主要地区。此外，历史人口密度可能反映了当地宗族和历史冲突的综合影响。

表2 宗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完整的模型设定

表2展示了添加上述可能省略的变量后的结果。第（1）列至第（3）列分别是添加地理禀赋、政治集权和历史经济的回归结果。作者发现宗族力量的系数低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并且在5%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负。最后一列是同时添加所有可能省略的变量的回归结果。宗族力量的系数为-0.825，低于基准回归，说明上述遗漏的变量导致宗族力量系数被高估。在控制了被遗漏的变量后，地区宗族权力对企业污染的抑制作用减弱，但仍然存在。

4.2.2 子样本和安慰剂检验

根据本文的相关分析，历史上的战争主要通过历史上的宗族组织的形成，进而通过宗族的组织功能、文化灌输和内化的规范来影响区域环境。在那些战争没有带来宗族组织形成的地区，作者预期战争与环境污染没有关系，亦即历史上的战争频率没有通过其他机制影响当下的环境污染。作者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传统宗族文化的特性，将少数民族（一般无宗族）和非少数民族（汉族）地区进行子样本回归。考虑到少数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划分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者也以宗族的存在与否作为分类标准。作者试图检验战争是否对历史上不存在宗族组织的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如果有效果，则表示工具变量不满足排他性条件，战争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环境；否则，这意味着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条件。表3显示了分类回归结果。

表3 排他性检验：按民族与宗族分类的子样本

表3中的第（1）列表示全样本的回归分析，表明企业的污染水平与各自地区历史上战争发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战争可能压制了宗族力量，从而促进了污染的增长。其次，战争可能影响了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了污染。因此，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然而，在第（2）和第（3）列中将样本分为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后，发现历史上战争的数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污染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这可以归因于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宗族，使得历史上战争的数量与宗族力量的强度无关，因此，区域污染的程度也与其无关。此外，第（4）列和第（5）列显示了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有宗族和无宗族两组的结果，这再次表明历史战争次数对污染水平的影响仅存在于具有宗族权力的地区。这部分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如果战争→其他因素→污染的假设是有效的，那么有宗族或无宗族的地区之间的结果应该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回归结果中的第（2）到（5）列都应该是显著的。但是实际上，第（2）列和第（4）列的结果并不显著，而第（3）列和第（5）列的结果都是显著的。这个结果部分消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支持了战争、宗族和污染是主要因素的结论。综上所述，作者发现，历史上的战争数量对污染水平的影响只能通过影响该地区的宗族实力来实现。如果它不能影响宗族组织的形成，战争就不会对当前的环境污染产生直接影响。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已经满足。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和无宗族地区的回归结果不够显著，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过小。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作者将样本基于宗族力量划分成四等分。结果在这种划分下仍然稳健（详细结果见表A.3）。

表A.3 排他性检验：按宗族力量分类的子样本

4.2.3 战争的可能影响

尽管本研究采用了过去3000年每个地区主要战争的总数作为一个工具变量，这可以部分减轻战争的短期经济和社会影响，但一些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战争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冲突可能仍然对当代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处于更近时期的战争，可能会通过鲜有发现的途径影响当代企业污染行为。

表A.2 稳健性检验：污染和宗族指标的测量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明清之前引入了历史战争作为回归分析中的一种新的工具变量。鉴于这些朝代与现在相隔了700年，这一时期之前的战争似乎不太可能影响当前的污染排放。然而，宗族早在汉朝或宋朝就开始形成，他们的世袭性质表明他们可能是由早期冲突形成的。实证结果表明，即使排除明清时期的战争，污染排放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系数为-1.301（如表A.2第8列所示），在5%的水平上仍然显著。接下来，基于既有文献，本研究回归了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和明清时期的人力资本等因素作为战争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在表A.4中。这一发现表明，本研究中使用的历史战争不会显著影响历史或当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或人力资本，但它们与宗族密度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表A.4 历史上的战争的潜在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在这个小节中，作者通过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种方法有助于消除测量误差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4.3.1 污染指数的测量

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库还提供NOx、SO2、PMx和工业粉尘的产生和排放数据，除了聚合指标外，我们还使用不同的子指数来确定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并使用分类核心独立变量。其中原有的控制变量继续保持不变，结果显示在表A.2的第（1）到第（4）列中。它使用各种污染物的排放作为污染水平的度量来显示回归结果。在列（1）至（4）中，虽然各列的回归结果具有不同的系数，但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无论测量何种污染物，宗族的实力都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综上所述，上述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污染物测量误差造成的干扰，而且证明了宗族对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抑制作用，以及在宗族实力较强的地区的污染治理效果较好。

表A.2 稳健性检验：污染和宗族指数的测量

4.3.2 宗族的测量

各个地区的宗族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家谱汇编的数量也各不相同。作者认为宗族测量越古老，可能的测量误差就越大。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作者构建了三个宗族指标：

1.Clan1：1644年到1990年的家谱密度

2.Clan2：1912年到1990年的家谱密度

3.Clan3：1440年到1949年的家谱密度

作者使用上述这些不同的变量来衡量宗族力量和企业污染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表A.2的第（5）列到第（7）列中。第（5）和第（6）列是分别使用1644年至1990年和1912年至1990年的家谱编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获得的回归结果。这再次证明了宗族力量的增加对污染有抑制作用。虽然与基准回归相比，（5）（6）两列的系数有所下降，但总体波动约为1%，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接下来，第（7）列是使用1949年前的宗族实力进行回归的结果，与前两列类似，结果仍然显著为负。结果在显著性和系数方面都是稳健的。这与第3.1.1节中的分析相同，尽管1949年以来宗族力量有所减弱，但它对本文中的数据使用没有显著影响。

在第2.2节中，本文讨论了宗族如何影响污染排放。总体而言，作者认为宗族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并且宗族组织可以协调个人间的集体行动以促进对环境负责的行为。为了应对宗族施加的外部压力，企业可能会通过减少生产、提高效率或搬迁来做出反应。这种关系如前文图1所示。

5.1 宗族对个人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来探讨宗族如何塑造个人观念并影响个人行为。具体而言，CGSS-2010提供了有关个人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包括：

L12a：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付出更高的代价来保护环境？

L12b：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付更高的税收来保护环境？

L12c：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生活水平以保护环境？

D14：如果儿童破坏您所在社区或村庄的植物或公共财产，您会阻止他们吗？

D12：在过去的三年里，您身边有什么集体活动或行动吗？

L7c：您或您的家人是否采取了任何行动来解决您或您的家人遇到的环境问题？

通过使用上述变量作为因变量，并根据受访者的地级市将它们与宗族力量水平进行匹配作为自变量，我们可以检验本研究中所说的宗族意识。结果如表4所示。在表4中，数据表明地区的宗族实力与当地居民的环境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具体而言，在第（1）到第（3）列，宗族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并显示出正向影响。这一关系可能来自强调集体利益，以及维护例如人与自然的和谐、风水等儒家价值观的宗族传统。因此，一个地区影响力的宗族越强，居民环境意识越强，居民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来保护环境，这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一致。此外，第（4）至第（6）列提供了有关宗族如何刺激个人的环境行动的证据。第（4）列中的结果表明，当公共财产受到损害时，宗族影响力较强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干预。由于污染本身就是对公共物品的损害，宗族影响较大的地区的居民很可能会反对企业在当地排放污染。此外，第（5）列表示在宗族影响大的地区发生集体行动的发生率较高，例如联合抵制和请愿，这些行动是居民与当局接触和动员反对企业污染的有效渠道。最后，第（6）列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宗族主导地区的个人在面临污染时更有可能参与环境行动。总的来说，这些发现为本研究中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表4 机制检验：宗族、个人感知和经验

5.1.1 企业对宗族压力的回应

此外，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对宗族压力的潜在反应，这有助于阐明基于宗族的污染控制的后果。根据之前的分析，当企业被迫解决污染问题时，他们可能会通过减少产出、提高生产效率或搬迁到环境法规不太严格的地区等方式来应对。减少产出意味着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进行权衡，这反映了社会福利的削减。提高效率意味着对宗族驱动的污染管制行动做出积极调整。然而，搬迁可能会导致污染转移，从而加剧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为了检验这些潜在的渠道，本研究采用企业产值和员工人数作为产出的指标、作为效率衡量标准的每一单位产出的污染，和企业在当地的停留时间作为搬迁可能性的指标。这些变量被整合到回归分析中，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宗族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的结果

在表5中，第（1）至（3）列中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表明宗族通过迫使公司减少产出和提高效率，有效地减少了企业污染排放。这表明，宗族驱动的治理可能会以牺牲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为代价来实现环境目标。相比之下，第（4）列中宗族对企业在当地停留时间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宗族对企业停留时间的影响微不足道，这表明企业在宗族所在地的时间并没有明显缩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与减少污染相比，搬迁涉及更高的成本，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搬迁是一个不太可行的选择。此外，一些公司可能会选择建立子公司来减轻与宗族相关的外部压力，本研究没有考虑到这一策略，这可能会导致对回归结果的低估。

由于宗族可能会独立影响企业产值、员工人数和污染密度等指标，这些总结可能没有完整反映企业对外部的宗族压力的回应。因此，进一步的分析将企业样本基于其排放量分为高污染和低污染组。如果一个企业的总排放量在污染企业的前50%中，或者其排放的任何一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均位于前90%，那么这一企业就被归为高污染企业；剩余的企业则被归为低污染企业。使用低污染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宗族对排放强度不同的企业的影响

图3中，蓝色空心圆圈表示表5中的全样本回归结果，高污染和低污染企业的回归结果分别使用红色实心圆圈和绿色十字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观察到宗族通常对低污染企业的工业产出、污染密度或企业有显著影响。反之，宗族对高污染企业的效果与基线回归结果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宗族在低污染企业中略微减少了员工人数，但与对高污染企业的影响相比，这种效果要明显有限得多。因此，仍然可以推断出高污染企业更容易受到来自宗族的外部压力。作为回应，高污染企业倾向于提高效率并减少产量，使得污染排放减少。

5.2 进一步的讨论：宗族、企业与政府

以上分析表明，宗族的发展会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基本上，宗族力量越强，企业的污染就越低。同时，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体现的行政权力不容忽视，它通过行政命令和市场规制，为减少企业污染做出了很大贡献。

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规制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对污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政府不仅负责保护环境，还负责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例如促进经济发展和确保就业，这可能导致其环境监管角色的扭曲。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可能会走向腐败或优先考虑自己的政治晋升，这可能导致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的失败。那么，宗族在政府对企业污染的监管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本节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尽管环境保护早在1983年就正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往往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直到2003年我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才开始逐渐突出。2006年，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将环境保护作为官员晋升评估的关键标准，从而显着改善了环境结果。本研究关注的2007年是我国环境监管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国家政策缺乏地区的异质性；其次，中央监管相对较弱，可能允许地方政府和企业“共谋”。根据现有的研究，本研究以生态环境部建立的环境保护监督中心作为外生冲击，来考察宗族与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关系。2006年，我国政府在南京、广州、西安、成都和沈阳五个城市设立了环境监督中心，以解决当地的环保问题。具体来说，构建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Post_t是政策实施的时间变量，在2006年及以后，值为1，否则为0。Treat_i使用每个城市到环境监督中心的距离的倒数来衡量政策强度，并假设距离越近表明中央政府的污染控制越强。以政策实施前一年即2005年为基准年。宗族力量和污染密度用Clan_i和Pol_ijt表示，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控制了个体、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宗族对排放强度不同的企业的影响

在图4中，蓝色和红色表示在有着不同宗族力量的区域中，企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外生冲击下污染治理设施数量的回归系数。可以观察到，在政策实施之前（2005年及以前），Treat_i × Clan_i对企业污染总排放量和污染治理设施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该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较强的地区越来越明显。这可能表明，在区域污染控制方面，宗族和政府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宗族可以更好地监管企业并减少企业的不当行为，从而促进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组织，宗族缺乏执行权，只能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有限的干预，而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颁布为地方宗族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工具，增强了其遏制企业污染的能力。综上所述，可以说，宗族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在环境治理中是政府治理的有效补充。

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的集体性质意味着它不仅依赖于正式机构，还依赖于非正式规制，需要各种参与者的参与。在中国，中央政府层面信息不足、地方政府层面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政府与企业“共谋”、正规环境监管机构独立性的丧失，进一步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本文基于此背景，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宗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家谱总目》和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宗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宗族实力与该地区企业排放的污染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宗族密度增加1%会导致污染减少0.825%。此外，通过替换变量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有效。此外，我们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进行了检验。一方面，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包括了一些可能影响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将样本根据其是否有宗族来分类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基于宗族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理论假设部分，本文提出宗族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和组织协调来影响人们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对环境产生非正式的调节作用。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来探讨宗族实力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宗族存在较强的地区，个人更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更高的成本，并且更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以防止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此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宗族驱动的污染控制行为既会导致企业产量下降，又会导致生产效率提高。最后，本文讨论了宗族、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还以环境保护监督中心的建立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在宗族较发达的地区，中央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得到了更有效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宗族和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合作治理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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