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今天先不评论结果，但周伯通看到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妖魔化竞争对手。大家不是靠自己的政治主张拉拢选票，而是通过抹黑对方制造对方阵营上台后的恐惧。恐惧比希望更有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相互攻击愈发激烈。
早在 2016 年，希拉里在竞选期间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为 “一篮子可悲者”，暗指他们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者等，这一标签化言辞激怒了大量选民。虽然她事后道歉，但 “可悲者” 的标签成为特朗普支持者反击的口号之一。特朗普则反复称希拉里为 “邪恶希拉里”（Crooked Hillary），指责她腐败、撒谎，称她不配担任总统。
到了 2020 年，选举言辞愈加激烈。特朗普频繁使用带有侮辱性的绰号攻击拜登，如 “嗜睡的乔”（Sleepy Joe），讽刺他的年龄和反应迟缓。拜登则指责特朗普煽动白人至上主义，甚至称其为 “极右翼支持者” 的同盟，将其形象塑造成一个危险的分裂者。
而上述言论在 4 年后的现在看来，真是太 “含蓄” 了。
今年拜登直接攻击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 “垃圾 (garbage)”。马斯克转发了相关报道，并拱火称：“拜登刚刚骂一半的美国人是垃圾。”
对于这个外号，特朗普倒是幽默了一把，开着个垃圾车上街了，他的支持者也欣然接受，仿佛在说 “我们都是垃圾，你能拿我们怎样？” 这正好印证了他们心中 “精英抛弃人民” 的想法，这波操作还为特朗普圈了粉，涨了支持率。
此外，希拉里和拜登多次指责特朗普是 “法西斯” 或 “纳粹”，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回击，称民主党人为 “卖国贼”“叛徒”，特朗普还马上回敬称哈里斯是 “法西斯主义者”。要知道，这样的指控，在民间是极其严重的，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程度的诋毁都可以以诽谤定罪的，或者一拳打过去都可以算正当防卫，在美国大选时这样的言论竟然登堂入室，周伯通也是大开眼界。
美国大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不断加深，特别是在移民、种族、枪支、堕胎等热点问题上，两党立场对立，无法调和。为了巩固支持，候选人加剧对对方的攻击，用标签化的语言塑造 “敌对者” 形象，以此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还有推波助澜的因素，那就是媒体和自媒体。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 ——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指出，随着选民越来越依赖定制化的信息流，他们更倾向于接收符合自身观点的消息，形成 “回音室效应”。自媒体自不必说，原本有新闻底线的传统媒体，现在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党派倾向，一些新闻机构通过夸大报道、简化立场来迎合特定受众，将对手塑造为 “邪恶”“无能” 的形象。这种环境鼓励候选人强化攻击性言辞，以争取更多的媒体曝光。
这种效应使得中间选民的比重减少，极化言辞成为党派内部的主要动员手段，候选人逐渐转向激进化的语言，以激发选民的情绪化支持。你看这几届美国选举的参与度越来越高，2020年疫情已经创了新高，今年更是前所未有，都是选民被媒体不断激发，从而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此时的投票，不是基于对支持对象的认同，而是出于对对方胜出的恐惧。
《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说过，当政治人物利用身份认同来划分阵营、攻击对手时，社会就容易陷入文明的冲突。乔治・奥威尔在其作品中提到，政治语言往往被用来掩饰真相、误导民众。当政治人物开始使用极端、侮辱性和标签化的语言时，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腐败。这种腐败的语言破坏了理性的讨论环境，使得民众被情绪左右，而真正的问题被忽视，政治走向极端化和分裂。“客观真理正在从世界消逝，谎言将被载入史册。”
历史上，有不少语言腐败不断升级最后酿成流血事件。在法国大革命初期，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都是推动革命前进的重要力量，二者的差异只是吉伦特派在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力度上相对温和。一开始，双方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讨论，言辞虽有分歧，但尚未出现攻击性言论。随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局势日益紧张。雅各宾派指责吉伦特派是保王党、反革命分子，而吉伦特派则攻击雅各宾派过于激进、血腥。这种相互攻击随着革命局势的紧张而不断升级，从最初的政治理念分歧发展到对对方人格的诋毁，最终导致了法国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和残酷的政治斗争。
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将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描绘成破坏南方生活方式和经济基础的 “暴徒”，北方则指责南方是违反人道的 “奴隶制捍卫者”。这种极端的相互妖魔化加剧了南北矛盾，为南北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使得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机。
更近一点的，还记得 1994 年非洲中部国家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动吗？卢旺达境内的 “胡图力量” 拿起砍刀等武器，屠杀自己的邻居图西族人，约 80 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而这所谓的两个种族，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已经无法按照外貌差异严格划分，完全是欧洲统治时期殖民者为了分化阶层，根据肤色、鼻梁高低等划分出了两个种族。
胡图族和图西族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中世纪的猎巫行动、二战前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的屠杀，都是先将对方妖魔化，然后实施暴行。
2023 年最后一天，隔壁家半岛北边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个言论，认为朝韩关系 “再也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敌对关系。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这是否是同族关系难道不应该是科学家来判断吗？妖魔化对手，往往是冲突升级的思想准备。
这种互相打压在中国的商业界也时有发生。
2020 年，拼多多在广告中抨击淘宝存在假货问题，试图塑造自己为 “更安全、更可靠” 的购物平台。淘宝则对拼多多的低价策略进行了批评，指责其破坏市场秩序和侵犯知识产权。双方都在媒体上发布了大量关于对方的负面信息，试图争取用户信任。
2021 年，腾讯曾对字节跳动的内容监管提出批评，暗指抖音上存在大量低俗内容，同时字节跳动也通过媒体反击，指出腾讯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存在不足。
2021 年，媒体报道了饿了么针对美团的负面宣传，指责其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美团也反击称饿了么的服务质量较差。
以上还只是明面上的情况，暗地里发动水军进行攻击的现象更是防不胜防。
极端言论通常利用恐惧、愤怒等情绪，引发用户的强烈反应。这种情绪驱动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点赞、分享和评论，从而形成病毒式传播。短视频往往以简化的信息呈现复杂事件，使得受众在没有深入了解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和反应。这种简化的方式容易导致误解和偏见的加深。
对于这些极化的言论，我现在越来越支持言论不能极端自由，应该有边界。国家有义务进行监管，平台有责任进行审查。这种极端言论传播速度之快、杀伤力之大，令人担忧。一个 20 秒的短视频，如果能很快激发人内心的恐惧、愤怒等多种情绪，而世界又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怎样仔细地甄别、小心地求证，才能获得一点真相呢？
各国也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里不提龙国了，许多欧洲国家对极端言论（特别是仇恨言论、种族主义和纳粹言论）采取严格的法律措施。例如，德国有反纳粹法，禁止宣传纳粹思想和仇恨言论。
在欧盟，数字服务法案要求社交平台对有害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和管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容忍度要高很多，社交媒体平台在应对极端言论时主要依赖自我审查，平台制定了社区准则，允许用户举报违规内容。
当然，什么是适当的言论也是两党的一个分歧点。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常常强调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查和内容管理政策可能侵犯了个人的言论自由。特朗普认为，社交媒体巨头（如 Twitter、Facebook 等）在处理用户内容时，存在偏见和不公正，尤其是对保守派言论的审查更加严格。在离任后，特朗普启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以应对他在主流社交媒体上受到的审查和屏蔽，试图为保守派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交流空间。
哈里斯在社交媒体言论自由方面的立场相对温和，支持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适度监管，尤其是针对假新闻、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内容的审查。她认为，社交媒体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同时，也有责任防止有害内容的传播。
但无论怎么监管，在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极端言论变着法来进入我们的视线。对于个人而言，我们看到这些极端言论的时候，感觉一股情绪油然而生，这时候，让我们停下来再想一想，我们感受到的，是不是真相，还是我们被操弄了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