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过“紧日子”，谁最受影响？

国家这么一出手，“县城豪门”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热词——县城豪门。

很多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回到老家后发现，自己从收入到吃穿用度，甚至不如留在县城的同学。

在县城里总有那么一批人，他们住别墅、开宝马，吃的是山姆代购、穿的是上千块钱的衣服。

让自以为见过大世面的城市白领们，相形见绌。

而这一批人，也被称作“县城豪门”、或者“县城婆罗门”。

你可能会好奇，“县城豪门”这个特殊阶层，究竟是怎么来的。

国家现在，怎么就盯上了这一批人呢？

一、县城豪门怎么来的？

前些日子，一篇名叫《北漂十年，输给了县城中产》的文章刷屏了。

文章中说，一个叔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老家找了工作。家里的茶几上摆着满满的车厘子，盘子里的干果也是山姆代购的。

这些北漂们返乡后发现，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县城亲戚的家里，根本堆不下。

原本以为自己是城里人回村，结果回来后发现，自己才是乡下人进城，是最穷、最土的那一个。

这篇文章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很多人都发觉：那些曾经学习不好、留在小城市的同学，他们过的比自己滋润多了。

“县城豪门”一词，也因此应运而生。

但是从数据上看，县城里却并不富裕。

根据2021年清华大学和58同镇的调查报告：县城里80％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

那就奇了怪了。

在县城里，究竟是谁在支撑着这么高的消费呢？

在柏年看来，其实就是两拨人。

第一批，是县城的“体制内”人群。

中国有超过1300个县，大部分县城经济产业单一。

但是，包括公务员、教师、银行职工等在内的体制内群体，收入却相对稳定，支撑起了县城内的高消费。

去年，三农学者李昌平的一篇名为《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屏。

文章中提到的“公仆经济”，就是指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为主体的县城消费经济。

文章指出，虽然今天很多县城的工业园区和房地产都冷冷清清，但县城里的吃吃喝喝还是热热闹闹的。

正是因为，县城里有大量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群体，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而且收入基本不依赖当地经济，而是靠中央的转移支付。

再加上体制内福利很好，医疗、教育这些都不需要操心，所以“体制内”的消费能力非常强。

此外，还有另外一批人，也推动了县城的高消费。

这批人是做政府工程的老板，他们依附于第一批人生存。通过基建、政府外包等项目赚钱，例如土石方老板、IT老板等。

虽然现在政府外包，都要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乍看上去是公平竞争。

但很多时候，一些官员可以对招标条件“量身定制”，例如通过低价中标、审核“放水”等方式，在工程招投标的时候，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过往涉及外包工程的贪腐案件中，项目的承包者往往是这些官员的亲属。这些项目资金庞大，带来的利润也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在县城内掌握话语权的体制内人群，又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创造另一个隐形富豪群体。

而除了上述两批人外，县城里8成的人口，都是刚才讲的年收入不过10万的普通家庭。他们主要以农业、餐饮、小商贸为生，门槛低、挣不了几个钱。

他们，才是县城经济的“底色”。

那么我反问大家，这样的经济结构正常么？

当然不正常！

本质上，前两批人的富裕，是依靠国家转移支付、而不是自身努力实现的。

从数据来看，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的大关。

分地域来看，2022年全国31个省份中，有22个省份的转移支付，占地方收入的比重超过50%，其中西藏、青海、吉林、甘肃、黑龙江五个省份的比重，更是超过了70%。

这意味着，相当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自己的财力，基本靠中央的输血来维持运转。

但是从结果来看，“县城豪门”的存在告诉我们：

有一部分转移支付的资金，并没有用于地方发展，而是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落到了一些人的口袋里。

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批人的阶层还非常稳固。

我们都知道，小县城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些地方体制内的家长，在子女婚姻问题上，往往也会选择体制内的对象结婚，强强联合。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体制内的“闭环”。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阶层障碍难以逾越。

网民们称作“县城婆罗门”，这不仅仅是一种调侃，更是一种讽刺。

所以，国家有必要对“县城豪门”动手了。

二、政府过紧日子，影响谁最大？

在今年的两会上，财政部部长明确表示，今年各级党政机关都要过紧日子，要用好转移支付的资金，将资金更多用于民生福祉之中。

这个“紧日子”该怎么过呢？

具体来看，首先是削减三公经费和体制内福利，而且不排除会继续降薪。

之前，柏年给大家介绍过，浙江在去年推行的“公务餐改革”和“公车改革”。

近期，厦门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持续压缩政府办公经费，将2024年专项业务费、公用经费，分别按照10%和20%的幅度压减。

这意味着，未来基本堵死了各种不合规的公务报销要求。

此外，厦门还要求“各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长期聘用的编外人员，提高经费标准”。

不仅是编外人员，编制内群体，也面临清退或缩编的风险。

例如像山西，早在2020年4月，就便将其下辖的6个人口小县陆续列入试点，大力裁撤事业单位、削减编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破中国人对“铁饭碗”的幻想。

除此之外，体制内的降薪潮，也在涌来。

例如有媒体报道，2023年深圳中小学教师薪资普遍下降，幅度在2成到3成之间。

许多曾经在深圳学校当老师的清北大学生，因为没了高福利，都开始逃离教师岗位。

像厦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尚且出现了过紧日子和降薪的现象。

那对于经济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县城而言，体制内必然面临更大的改革压力。

例如今年两会过后，贵州省长已经率先表态，今年贵州省级机关事业单位，按照15%的比例，统一压减公用经费，压减预算资金100亿元左右。

贵州省长还一锤定音地表示：政府“过紧日子”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常态。

那在这样的改革大背景下，县城豪门们所享受的“体制内高福利”，怕是持续不了多久了。

其次，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削减不合理项目开支的背景下，“县城豪门”里的第二批人，也必然会受到打击。

例如刚才我讲了贵州，该省省长还表示，接下来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领导要求：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严禁盲目上马政府投资项目、严禁违规超概算、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等。

此外近期还有很多文件要求，欠发达地区、高债务地区，地方政府除了学校、医院等民生设施和中央重大项目外，像高速、地铁等地方项目统统都不再上马。

这意味着，曾经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基建狂潮”逐渐落下帷幕。

“政府外包团体”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将彻底遭到摧毁。

但是对普通人而言，政府的“紧日子改革”，却是一个好事情。

这是因为，削减了不合理的项目资金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保障上，增加对于老百姓的农业、医疗、教育、消费的补贴。

例如在今年两会上，财政部长明确表示：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紧接着3月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这一轮方案，不禁让我们联想起2009年的“家电下乡”行动。

在那一轮家电下乡行动中，老百姓购买家电——如电视、冰箱、洗衣机、手机等，可以直接享受13%的财政补贴。

家电下乡行动持续2年，其间政府累计补贴超1500亿元。

柏年预计，在今年新一轮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中，政府还会继续加大财政的补贴力度。这对于普通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三、结语

最后柏年还想说一说，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发现的一个现象，令我感触很深。

在我国云南的部分城市，当地的米线分为两种。

一种是普通米线，基本没肉，便宜但能吃饱；

另一种则是米线上堆满了肉和料，价格是普通米线的2-3倍——当地人称它叫“公务员米线”。

一碗小小的米线，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更映衬出了一二线城市之外，更广袤的中国社会现实。

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体制内可以是“中间阶级”，但绝不应该成为“上层阶级”。

盛了肉的米线，如果只有公务员能消费得起，那这和我们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悖的。

所以今天，一场有关体制内和财政的改革，一场能决定中国县城未来的改革，已经不能再等待。

有关体制改革，近两年我写了十几篇文章，如果对该主题感兴趣，想要理清本轮体制改革的前因后果，欢迎加入我的私密粉丝社群【柏年的财富圈】观看往期文章合集，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