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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进入午夜 书店就是灯火
史语所考古组在南京所址前合影
后排左起：董作宾、梁思永、李济、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
前排左起：王湘、石璋如、刘耀、郭宝钧、李景聃、祁延霈
刚刚过去的11月13日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梁思永先生（1904-1954）诞辰120周年。
梁思永是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的获得者，是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张忠培先生曾这样评价梁先生：“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中国的第一批考古学者，梁思永先生的贡献不仅于在中国建立了考古地层学的典范，撰写成熟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在于他主张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奉献一生亲身投入其中。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李济应邀加入中研院史语所，接替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的殿墟发掘工作，1930年，梁思永正式加盟史语所考古组。
夏鼐管说：“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他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他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
自从梁思永加入之后，殿墟发掘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考古学是如何在中国孕育而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又由哪些人带领中国考古学走上了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
作者陈洪波在这本《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书中，站在百年前考古学“国家队”的角度，系统勾勒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从萌芽至壮大的轨迹，为读者们呈现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1935 年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同仁合影
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陈星灿为该书作序，强调史语所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中的标志性地位，指出研究史语所考古活动，不仅是对中国考古学新生面貌的描绘，也是对近代中国科学蹒跚前行的写照。书中通过“了解之同情”的视角，聚焦于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展现了那个时代考古人的艰辛探索与风云变幻。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序言
文/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始很晚。地质学算是起步最早的一个学科，也不过百年；考古学是在地质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晚了十来年。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做“有规模的系统研究”，也就是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学科——地质学和考古学，就是因为分别有了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成立，以下简称“史语所”）这两个专门的国家研究机构，才脱颖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耀眼的明珠。
民国十八年春 田野工作人员全体照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先生说：“登山必到顶峰，调查不要代步。”史语所的创始人傅斯年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都是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而不要靠书本吃饭。史语所，就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在短短的21年间（1928—1949），不仅十五次发掘殷墟，向世界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非凡成就，还发现了城子崖、两城镇等龙山文化遗址，揭示了中国东部平原存在着一个灿烂的、跟商文化关系更密切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战争期间，史语所的同仁们，又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修正了西方学者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和关系的某些结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史语所秉承的科学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它成为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史语所虽然在1949 年初南渡台湾，但它的研究人员却做了不同选择。本来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们，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到台湾岛，另外一部分则留在了大陆。曾经代傅斯年主持所务（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先生赴美治病期间）的夏鼐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长主持大陆考古凡35年。他开创的考古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可以看作史语所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很多方面又有不同。
YH127于南京室内发掘情形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中国今日之考古学，是可以从史语所在大陆期间短短21年的历史里发现线索的。比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学情结，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考古学界对追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持续不断的偏爱；又比如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慢慢开始的中外合作，在重要考古遗址建立工作站的做法，国家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学术团体的矛盾等，都可以在史语所田野考古的实践中找到渊源。
史语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陈洪波博士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把史语所最初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他不仅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还到台北南港的史语所查阅了大量档案，观摩了当年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在细心体会诸考古前辈筚路蓝缕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光荣和挫折的同时，又把他们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对他们作“同情之了解”，因此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都会被我们接受。
这部以史语所大陆时期考古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把考古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我读书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算是非常稀罕的，现在却已是寻常之事，虽然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部加起来也还凑不足两位数。而以有代表性的某一个考古研究群体的某一个时期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陈洪波博士的论文更是头一份，也可能还是唯一的一份。不过他现在看到的材料，比我当年看到的要多得多，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洪波的勤奋、聪明，加上这“形势比人强”的材料的累积，使这本著作形神兼备，异彩纷呈。相信读者会跟我一样，拿在手上，就会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跟洪波算是文字之交，现在他的大作出版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很高兴写几句话以志同声之欣悦。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
陈洪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11
ISBN：9787559873644 定价：118.00元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系统阐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28—1949年以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为代表的重大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展现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田野工作的流程与技术，还深入探讨这些活动背后的学术理念、组织策略、政治斗争以及与各方力量的博弈。特别是对史语所在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影响、局限，包括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方法的探索和应用，以及如何利用考古成果重构中国古史，进行客观讨论。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也对当前的考古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28—1949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及成就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详细呈现了史语所这段时期的考古活动和贡献：对史语所的成立背景和组织情况进行了介绍，为理解该机构的考古活动提供了背景资料；详细梳理了史语所在大陆21年的考古活动，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鼎盛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活动和成果，包括发掘的遗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取得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通过对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综合分析，揭示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动因，深入探讨史语所的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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