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东楚禅诗九佛山笔会]高柳：禅与诗的哲学表达
文化
文学
2024-10-24 01:0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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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诗的哲学表达
高柳
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佛学的体系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迅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特殊基因。中国的佛学，是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混成，它直接催化了中国独立佛学的建立。我们之所以彪炳“独立”，是指早在公元一世纪中国精神的生命力和兼容性对外来文化的强势切入精准而生猛，因而中国佛学几乎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迅速崛起的高度本土化的显学。而后，在中道宗（即空宗）与道家哲学的交融共通及相互作用下，中国又一充分独立的佛教宗派体系应运而生，这便是延绵至今的中国禅宗。禅宗自诞生以来，对中国哲学特别是文化艺术的影响堪称巨大而深远。一部中国诗歌史，诗歌的禅和禅的诗歌以及诗歌的自然主义血脉，几乎贯穿于历史和当代文本的始终。禅宗不是一种理论的哲学，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作为东方直觉哲学的典型代表，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哲学方法论之一。按照中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哲学的方法论无疑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正负两极:一种是以假设得到概念并依推理所演绎，另一种是以直觉得到概念并依直接领悟所获得。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哲学中的禅，正是依照"直觉”所获得的超验智慧切入凡尘继而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同时引领“知者”和诗人们在通往“不知之知”的幽经中不懈抵达真相和公理。 禅看似在哲学方法论上坚持了一个负的方法，实则为世界哲学提供了一个“负负得正”的机括。黑格尔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禅在哲学终极的顶端打开了一道旁门，它以不清晰的似是而非的面目指认了那个“不在之在”，这便是古典哲学演绎见顶的极端转捩，就好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若莎在探索正极的顶端所遭遇的弥漫无际的哲学神秘主义。当哲学家、宗教家乃至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神及“终极存在”的失语无助之时，禅却以“无可言说的静默”一举登顶，达到了与“无”同一的“第三重境界”。这种境界足以让一个坚守独立的诗人参悟超越天人的妙境，保持精神自由运动的天性和文本的天然敞开。虽然禅与诗歌并不提供知识和生活的奖赏，但它无疑为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给予了足够的开悟和启迪。 我们说禅在理性之上，是指禅反对理性，又超越理性。这一特征正好与现代诗歌的本质内核高度一致。机械生活的正面总是力求凸显它的清晰性，模式性，严密性，规律性，而诗歌在表达这一既定秩序时从来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这一秩序的反自然、反天性特征，即便诗人以终生的艺术实验也难证其伪。很多时候，禅的“负负得正”更像一场终极救赎，诗人正是从这种窒息的断裂中得以负向重生。 禅与诗歌是嫁接于哲学的形而上系统：它先从正向出发，再从负向切入，继而于负向中完成终结。它如果不“负负得正”，它就无法抵达哲学与诗性的最后顶点。因而在我眼里，现代禅诗就是“神秘主义”的哲学观照。中国禅诗以简一单纯为特色，在世界诗歌中遗世独立。回顾中国禅诗的历史正如回顾中国哲学的历史：即在达到哲学的纯粹性之前，必须经过哲学的复杂性。诗歌也同样会历经旷日持久的复杂，方可一语成偈，达到言约义丰的简单。 禅是复杂顶端的简单。禅诗说白了就是简单的诗。在这个简单背后，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负向显现：写未可未有，写可有可无，写不写之写，写不尽之言。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一句名言，他说：一个人，必须先说许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这也许正是一个与禅同行的诗人心历路程的生动写照。早在20世纪初，冯友兰先生就把中国的禅宗命名为"静默的哲学”，他还揭示了禅道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关联以及出世的诗人所拥有的天人相应的超然品质。我的理解：如果说哲学的对象是宇宙的全体，那么禅与禅诗的对象就是人与自然的末端。禅不是大，而是小；不是多，而是精；不是繁，而是简。或者说：禅是小，小到尘埃，小到不可言喻。 禅的"不可指明”是一种哲学境界。禅及其禅诗的表达，通常是在一个普遍的肯定中添加了一个精彩的否定。而这个否定，正是对人类思维混沌状态即"不可说”的寓言式表达。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从来都是充满暗示而鲜有明晰，禅的发生恰恰是光大了这个一以贯之的哲学方法论。 禅是同一性的直觉思维，是典型的东方世界观，因而它始终坚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呈现方式。禅甚至可以作为东方智慧的出发点，因为禅更接近于中国国粹的"天地之心”。 禅诗以最从容的姿态且在充分自然主义的土壤中无限接近禅宗第一义“不可说”。这个“不可说”，应用到禅诗的有限表达，正是“不说之说”，而“不说之说”与现代诗歌的直觉、抽象、反转、象征以及意象的行走正好天然对接。禅宗有曰：脱口而出的，是禅；非脱口而出的，非禅。 禅是“不可说”之说。当诗歌开始表达时，意味着诗人在说“不可说”。 我理解的这个“不可说”，也许正是一个大智者心灵深处所隐藏的可怕的无言的沉默。因此，就禅诗而言，诗写者也许只是人类智慧的接力者，他最多只能充当智慧的代言人。在诗歌的禅房，每一条偈子背后都站着一个高人。我认为，在未来宗教走近科学哲学之前，让诗歌成为新世纪的偈语，也许正是当代禅诗的现实使命。 禅宗的诞生，源于佛法的“教外别传”，亦即佛教经典教义之外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释迦摩尼直传到菩提达摩已是第28代。达摩于梁武帝时（约公元520至526年）到达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初始。当然，这只是史籍的记载,这些记载或正在被新的考证所颠覆。 今天我们之所以标榜“中国禅宗”，是因为早在僧肇和道生时期（约公元400年前后），中国本土的禅宗基础理论就已经创造出来。僧肇是老庄的继承者，其《肇论》第二论《不真空论》说，“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象形不即有，非真非实有。然而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45）。僧肇开创了真谛与俗谛论、般若无知论。他认为“涅槃不是可知之物，般若是不知之知”，因而在“二谛”即真谛与俗谛的最高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于是，他最早发现了“保持静默”的命题。 道生是“顿悟成佛”的提出者，他的“善不受报”、“无心而为”是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学说后来成为中国禅宗所遵循的基本要义。特别是关于“悟”超越“有”的过程，道生将其归纳为越过鸿沟，万滞同尽，刹那成佛。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参禅实践以及禅诗生成机理的形成具有独到的开创之功。 自此，中国禅诗也从“渐修成佛”的传统中不断更迭革新，最终完成了“顿悟成佛”的关键一跃。“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诗人们正是在道生的“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法华经疏》）的召引中返迷开悟，归极得本，进而从古典诗歌“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拈须苦吟中解放出来。 道生认为：佛无“净土”，佛与禅的世界就是眼前的世界。所谓“在眼曰见”，亦即禅在俗世，禅落红尘；人皆可以入禅，物尽可以入诗。这一主张，令禅的世俗性与诗的民间性得以充分拓展。 道生的众生“顿悟”理论，在中国历代诗人的灵感运用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智与理冥，境与神会”。通常来讲，诗人作为一个驻足于无穷经验的反经验者，他已完全摒弃了知识和意义。因为顿悟，每个诗人都能坐地成佛；因为灵感，每一首诗都是天启神予。或者说，无论对于于“无我”之中修行的禅客，还是对于站在顿悟边缘的诗人，他们遭遇的每一次“棒喝”都是灵感，他们脱出的每一个偈子都是诗歌。而且，在顿悟与灵感的双重加速中，由禅而生发的任何一首好诗都是一气呵成的不选之选！ 摘自长篇思想随笔《虚无志》
2024.10.17.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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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柳，男。1980年代从事编辑与写作。历任《中华传奇》《华语文学》编委会主任兼总编辑。主要个人著作有诗歌、长篇小说、思想随笔《蓝色的幽默》《伸出五指或看不见的真》《沙城》《深渊传》三部曲（《地老天荒》《极夜永驻》《光明乍现》）《圣的恋季》《世纪之渊》《逝者如斯》《虚无志》三部曲（《玫瑰与愤怒》《真理与创伤》《勇于为无》）《轻浮纪》三部曲（《在眼曰见》《空色赋》《丛林偈》）等；主要编著、编译、合著类作品有《纸兵》《全球跨文化沟通》《中外诗人代表作》《新西兰诗人代表作》《好世之徒》三部曲等。主持、主编《中国诗人丛书》《中国思想史丛书》《全球多元文化研究丛刊》《现代哲学论丛》《中华传奇：作家文库》等系列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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