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动女工到被家暴的群体,她记录困境中的人10年|一五一十

文化   2025-01-03 17:03   北京  

在《中国人的一天》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推出“一五一十”系列策划。我们拍摄了四位坚持长期主义的纪实摄影师。今天推出第三期——朱玲玉。她以女性视角和十几年的纪实摄影经历,展现了困境中女性群体的真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从关注流动女工,到看见女性生育背后的故事,朱玲玉说,希望困境中的女性“学会大声说话”。让我们一起走进她镜头下的女性故事。

我是朱玲玉,我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个单亲妈妈。从事纪实摄影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关注生活在困境中的群体。早期我和《中国人的一天》合作发表过一组流动女工的图片故事,这和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上初中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堂姐堂妹全都辍学去外面打工了。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去供养家里的哥哥弟弟读书,甚至是娶妻生子,她们很多人就是一路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时只剩我一个女孩儿还在上学,后来我又到了县城上中学,到了省城上大学,我其实是脱离了很多农村女性的人生轨迹。我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独一份的眷顾,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也是唯一幸运的那一个。所以我拍摄流动女工的选题,是有一种责任或者说使命感的,想去关注我这个群体。

2018年,来自云南的蒙石芬52岁,彼时已打工16年。摄影:朱玲玉

那些流动女工,其实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和我老家姐姐妹妹的故事很相似。我当时是在深圳城中村里认识她们,她们之中,有的可能去过东莞,有的去过中山,然后又来到了深圳,一直在很多个工厂间不停地流动,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一直在漂泊的状态。

2018年,42岁的彭小青来自湖南人,彼时已打工25年。摄影:朱玲玉
比如像彭小青,她的婆家一直在催生,她在生过两个女儿之后,就不想再生了。但是丈夫、家庭又不断给她压力,导致她后来特别想逃离这个婚姻,就去了深圳打工。彭小青跟我讲的一句话,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她说:“逃离了婚姻,逃离了家庭,但是逃不出贫困。”
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我的一个堂妹也会和我说,如果把婚姻比喻成一条船,她就是想把那艘船沉掉。她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船,自己能掌控的一艘船。彭小青她们其实也是这样,在找自己的那艘船。这艘船,可能它也风雨飘摇,但至少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2018年,流动女工谢春莲(化名)的离婚证。摄影:朱玲玉
我拍摄的时候,希望尽可能把她们真实的现状呈现出来。她们居住在那些握手楼里,我跟她们说话时,甚至有种都看不清的感觉。当我去看她的眼睛,会发现好像被一层黑色覆盖,很朦胧的感觉。所以,那些肖像完全是她们自己房间里原有的光线条件,很粗糙,但是这种粗糙,其实就是她们生活里真实的样子。

2018年,52岁的万新岸坐在出租屋的双层床上,她来自湖北,彼时已打工12年。摄影:朱玲玉
2017年,我刚刚生完孩子。第一个向我分享生育经历的是我姑姑,她说,在最后一次生孩子之前,她其实经历过12次怀孕,6次流产。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是非常惊人的,我当时很受冲击。姑姑看着我长大,但我从来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经历。
我意识到,对于生育和流产的经历,其实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面,是不太被讨论和谈及的,甚至有的女性会把这件事自我羞耻化。这个时候,我决定要拍她,女性生育的项目第一个拍的就是她。

2019年,朱玲玉的姑姑元花。摄影:朱玲玉

后来通过征集,我听到了很多很多女性,她们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生育体验。她们有不同的身份,来自不同圈层,有城市、农村的,也有主流一些和边缘人群。当我听到她们的经历之后,我认为女性生育可以呈现出一些社会根源性的原因,它是值得去探讨的。

在拍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先问我的拍摄对象一些问题——

“你的子宫经历过什么?”

“如果把你的子宫外化,你会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
其实子宫如果不痛的话,你也感觉不到它经历了什么。所以我就想让她们打开一个意识,当时每个参与拍摄的女性都会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像高小君就回答,她觉得她的子宫就像一个细胞囊,一层一层地被挖,最后挖得越来越薄,然后就被戳破了。所以当时我就选了一个非常薄的西瓜皮,然后用一把手术剪刀把它戳破。拍摄时她46岁,经历过四次流产,而且是不同年龄阶段,从20岁、30岁到40岁,最后一次流产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对生育彻底绝望了。

图说:多次流产对女性子宫带来的伤害,就像一把手术剪,尖锐地刺破了薄薄的西瓜皮。摄影:朱玲玉
后来我把这项目命名为《子宫叙事》。因为子宫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容器,但它承载了很多女性的生理感受、性体验,还有内心情感,它甚至就是女性身份的一个注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女性沉默的身体是会说话的。
因为我跟她们之间有一种比较相似的边缘处境,我其实是很能共情的。当你在社会上被定义了一个身份,又因为生活方式和传统不一样,而被视为一个异类,这样其实就会带来很多不被认同的、边缘性的体验。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者说在社会中也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语境,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失语。我认为边缘群体其实更需要一些公共的叙事。

在拍摄这些群像和个体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在承接对方的创伤时,你也要干预自己的创伤,这其实是很容易崩溃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会遗留在你的心里面,无法忘记。当你接触到更多的相似的群体,这时候会产生一种创伤的连接,一方面它会让你感受到别人创伤,另外一方面她们会给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会有一种彼此抱持的心理状态。

王华会,曾遭丈夫多次家暴。2018年被丈夫用泼橡胶水并点燃,致重度烧伤,面容尽毁。摄影:朱玲玉
还在坚持记录、反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那些创伤,表面上看着好像是过去了,但其实还在一直在影响你后来的生活,影响你的人格,甚至整个生命的状态。那我能做的,其实只有直面。加上我的生命还在走,我的生活也还在走,慢慢的我才可以真正走出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被拍摄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都很大。
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来讲述女性的身体史,不管是家暴、性侵,还是生育、流产,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史。而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个个私人的历史,它也是一个社会史。所以我觉得它需要更多地放到公共空间里,来被看见、被讨论。
图说:十几根孕棒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被丢在了某个阴暗的角落,如同女性的身体史,不被看见。摄影:朱玲玉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连接到了她们,会希望其他个体也感受到这种连接,至少让她们得到一些善意的理解。我的作品可能影响不了整个社会,但是我能影响那么一小撮的个体,让她们之间产生这种连接,我觉得就足够了,至少大家不再那么孤单。
摄影,是我的一个媒介、一个工具。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说,大家很容易把“女性摄影师”这个身份标签化。在纪实摄影的领域,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表达视角是男性的,所有宏大的题材都是由男性去构建。我想打破那种男性视角,回到自己身上去表达女性的境遇,我不希望摄影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我就是想多一点声音、多一个维度。
我和《中国人的一天》比较契合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一直在关注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刻意的拔高或者仰视,就是一些非常亲近、很真实的人。我跟我的拍摄对象,大部分也是因为能够共情到对方,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个都想表达的欲望。其实就是我想说话,同时我也想替你说话,是一个很单纯的举动。我虽然一直在拍摄这些边缘群体,但这些边缘群体,她们最渴望的也只是被常态化的对待。就是我渴望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我要被特殊化,所以内核还是普通人。
2018年10月1日,万新岸和工友们在KTV为一个工友庆生。摄影:朱玲玉
面对一些困境中的女性,我想告诉她们的是——学会大声说话。

第4107期

策划|田野  导演|杨深来

口述|朱玲玉  编辑|田野 董硌琦

传播|肖郅皓 祝子媛 

摄影|徐楚云 杨振康  剪辑|巫祖松

出品|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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