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查亚:多极还是多重?互动能力、全球合作与世界秩序
作者:Amitav Achary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教席教授、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研究、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阿查亚教授2014-15年间曾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是史上首位担任该职的非西方学者;Antoni Estevadeordal, 乔治城大学美洲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Louis W. Goodman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SIS)的荣休院长和教授,专注于环境、发展与健康领域。
来源:Acharya, Amitav, Estevadeordal,Antoni, Goodman, Louis W. “Multipolar or Multiplex? Interaction Capacity, Global Cooperation 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6, 2023, pp. 2339–2365.
导读
本文使用了一个新概念——多重性(multiplexity),而非多极化(multipolarity)或自由霸权,来描述和分析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它没有使用经济或军事实力等传统衡量标准,而是将国家之间的“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即各国发挥领导作用和组织合作的相对能力,作为衡量世界秩序的关键标准。该研究通过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条约组成的新数据集来衡量这种互动能力,发现世界秩序正在从美国领导转向去中心化、领导力多元化——大国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中小国家的互动能力增强,国家间合作集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且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一定相近。本文做出结论,虽然全球合作中的领导权正日益沿着行为体和议题领域(issue areas)多元化,但它并没有崩溃或变得过于交易化(transactional)。
本文使用基于互动能力的概念来分析“多重”世界经济秩序的出现,而互动能力又可以通过缔结条约的各个方面来衡量。作者使用了一个新的数据集,其中包括1945年至2017年期间签署的33104项条约,来分析世界领导力和秩序的变化。该数据集包括联合国条约集(UNTC)、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秘书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世界条约索引中的国际协定。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作者认为,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条约合作的核心参与者,但全球合作的结构和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开始使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多中心和多元化,即“多重(multiplex)”。这种多元趋势很有可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概念,方法和数据
传统国际秩序分析依赖于极性概念(polarity)——单极(unipolar)、两极(bipolar)和多极(multipolar)等术语——来描述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虽然这种框架有助于区分由一个、两个或多个超级大国主导的系统,但它也有局限性。极性概念通常只关注特定时刻的物质力量,而忽略了思想、规范、领导力和互动模式等关键因素。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文提出了以互动能力为基础的“多重性”概念,以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多重性概念由阿查亚提出,以强调不存在单一的全球霸主。在多重世界秩序(multiplex world order)中,除大国以外,包括国际机构、企业、社会运动和非国家实体在内的有影响力的行为体也在不断增多。多重性还承认贸易、投资、生产网络以及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全球共同挑战之间存在更广泛的国家间相互依存模式。它设想了一个动态、多层次的治理架构,涉及全球、区域和次国家层面,反映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多样性。
多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多极和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 LHO)。首先,多极强调在少数大国之间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既定的静态分配,而多重性不仅涵盖了大小国家之间的动态互动模式,还涵盖了除物质因素之外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力量。与两极化静态的物质关注点不同,多元性考虑的是动态的互动和思想力量。其次,相较强调美国主导地位、促进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自由霸权概念,多重性强调了大国、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合作是通过更加多元化的双边、多边地区安排实现的。
多重世界如何开展合作? 为了理解这一点,本文在阿查亚早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扩展,加入了“互动能力”的概念:互动能力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衡量该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能够通过国际协议(包括缔结条约)来协商并正式化合作的能力。条约被视为国家在国际法下意志的有力体现,也是衡量互动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多重世界中,影响力是通过互动能力而非物质力量实现的。分析国际条约的制定模式,有助于深入了解世界秩序和互动能力的变化。通过关注条约,本文提出了一种评估国际合作和全球权力转移的方法,超越了贸易和军事实力等传统指标。多重性包括四个决定性特征:(1)它优先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或军事实力;(2)认为全球相互依存本质上涉及越来越多的交叉问题;(3)认为世界秩序的领导是多维的,并针对具体问题而非一概而论;(4)认为全球治理具有可变层面,包括区域和全球层面。表1总结了多极、自由霸权和多重世界秩序之间的主要区别。
表1:世界秩序的三种模式
作者们提供了1945年至2017年期间签署的33104项国际协议和条约的全面数据集,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集合。该数据集纳入了更广泛的条约,并根据经合组织(OECD)代码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将其分为六个功能领域,从而加强了之前的努力。这些领域包括:环境治理、贸易和投资、社会发展、治理和机构合作、安全以及互联互通。作者利用这一数据集,通过“互动能力”的概念引入了四个网络指标,用于分析世界秩序的变化性质。第一个指标是单边互动能力存量,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签署的协议总数,反映其参与国际合作的总体情况。第二个指标是双边互动能力强度,用于评估两国之间的协议数量,反映两国双边关系的紧密程度。第三个指标是网络互动能力中心度,用于评估一国在全球网络中的重要性,基于其与合作伙伴的联系和中心度。第四个指标是网络互动能力集群,通过分析双边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其与第三方的联系,确定联系紧密的国家组。
全球和区域合作:趋势、集群和网络
文章通过分析国际条约的签署情况,以此作为各国合作意愿的指标,来分析全球合作趋势。通过衡量单边合作存量(每个国家签署的协议数量),该研究观察了1945年至2017年国际关系的模式和变化。数据显示,在此期间,条约签署数量显著增加,表明全球合作稳步上升。例如条约签署数量从1960年的5065项条约增加到2017年的33104项,增幅超过6倍。从历史上看,美国拥有最多的条约,这反映了其强大的互动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相对优势逐渐减弱。例如,在1991-2005年和2006-2017年期间,德国签署的条约数量超过了美国。而前十大条约签署国中美国的条约总额份额从 1945-1960 年期间的 37% 下降到 2006-2017 年期间的 17%。
功能分析将条约分为六个领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类与社会发展;治理与机构;和平与安全;自然资源与环境。表2包括特定15年时间段内(从1945年到2017年)签署的条约总数,以及六个功能领域签署的条约数量。如表2所示,虽然所有领域的合作都在增加,但经济协议变得越来越重要,从1945-1960年占条约总数的31%上升到2006-2017年的48%。起初,互联互通、和平与安全条约非常重要,但在1960年后,其重要性并未跟上经济条约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和社会发展条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到1990年已成为第二重要的类别。这些职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不局限于美国等传统强国。例如,德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多元化表明了一种多重性的趋势,影响力在更广泛的国家之间共享,包括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
表2:1945 年至 2017 年期间签署的条约(按条约功能划分)
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合作强度、网络中心度和合作集群。网络中心度根据双边关系的强度和多样性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重要性。虽然美国仍然是中心度最高的国家,但其他国家的中心度得分也有所上升。例如,德国的得分从1960年的0.40上升到2017年的0.73,在1990年后超过了英国。巴西(从 0.14 到 0.31)、墨西哥(从 0.13 到 0.25)、中国(从 0.10 到 0.19)、韩国(从 0.09 到 0.17)、印度尼西亚(从 0.05 到 0.12)和尼日利亚(从 0.004 到 0.03)等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增长,反映出相对权力转移和多重性的增加。
除了实证描绘 1945 年至 2017 年国际合作的数量和速度,以及哪些国家在该合作中占据核心地位所表明的权力转移之外,借助数据集,该研究采用卢万方法(Louvain Method)等社区检测方法,确定了合作更紧密的国家集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集群在组成和领导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主导集群(以条约签署为依据)仍由美国领导,但已扩展到包括英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等非北美成员。同时,欧洲集群最初由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1991年后德国成为主导,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此外,俄罗斯-北欧集群和巴西领导的伊比利亚-美洲集群也相继出现并发展起来。本研究展示了集群内部的变化,美国的合作对象国越来越多元化,而其他集群的领导层则发生变化。这说明无论是集群还是在世界秩序,参与国家都越来越多元化。
这些发现表明,世界秩序正变得更加多重,这主要表现为多个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和集群。但是,国际关系中也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全球合作的增加和稳定集群的形成表明,尽管领导层有所变化,亦有新的有影响力国家崛起,但多边主义仍然是世界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征。总而言之,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1. 全球合作显著增加:自1945年以来,国际条约的数量和涉及领域都显著增加。
2. 合作集群的演变:各国形成了独特的集群,其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反映了超越简单地理概念的区域主义动态。
3. 英国角色的转变:自1945年以来,英国在全球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减弱,其与欧洲的关联性降低,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
4. 美国主导地位的相对下降:从绝对值来看,美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保持主导地位,但从相对值来看,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
5. 职能领域领导力的多元化:不同国家在全球合作的具体领域中脱颖而出,表明多个国家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例如德国、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和韩国在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发挥着作用。
6. 多边性质的稳定性:合作集群的持续稳定表明,多重世界秩序保持了其多边性,将更多国家整合到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体系中,而不是以二战后严格的地理区域划分为基础。
向多重世界转型与其政策含义
作者认为,在一个“多重”世界中,和平、发展和稳定源自分散且多样化的全球结构,而非单一霸权或少数大国。与关注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多极化”不同,多重性强调在广泛问题上进行互动与合作。2017年以来的发展——包括经济持续向亚洲国家转移、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度下降以及涉及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型全球和区域合作的兴起——都支持这一框架。
经济数据凸显了这一转变: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34.6%上升到了2021年的42.1%。预测显示,到2040年,美国和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当的份额,而传统西方大国的份额将下降。经济上的调整,加上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削弱了旧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LHO),引发了关于去全球化和战后多边主义受到侵蚀的讨论。新的区域合作倡议正在涌现,例如金砖国家规模的扩大,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贸易协定的建立。这些发展凸显了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日益突出地位。作为回应,美国和欧洲发起了“印太经济框架”和印太战略等倡议,但由于承诺和愿望有限且区域利益不同,这些倡议面临挑战。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们对美国的稳定性和对国际协议的承诺的信任度下降。美国已经退出或拒绝批准一些重要的条约和组织,影响了盟友的热情和自身的互动能力。总而言之,美国外交政策对多边主义的承诺缺乏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文章最后提出,多重性是定义世界秩序的新方式,其特点是互动能力、多维度相互依存、针对具体问题的领导力和超越纯粹地理区域的国际合作集群。对1945年至2017年期间签署的33104项条约的分析表明,虽然美国一直是缔结条约最活跃的国家,但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提高其能力,到2017年,互动能力的全球分布更加均衡。换句话说,全球合作逐渐变得不那么霸权或以美国为中心。这一转变表明全球秩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在政策领域,文章提出了有关政策制定者应如何看待 LHO 所面临的挑战并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四个主要建议。首先,决策者需要认识到世界走向多重性的趋势。其次,虽然美国建立的 LHO 的某些要素仍将保留下来,但它不会成为霸权,因此促进与新兴大国的合作至关重要。第三,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合作的架构,这有助于非西方国家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最后,作者们主张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指出尽管当前存在挑战,但广泛的条约关系网络为全球合作提供了持久的基础,我们有理由对国际关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词汇积累
Multiplexity
多重性
Proliferation
(数量)激增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
peril
事故、风险
all-embracing
包罗万象的
indispensable
不可或缺的
译者:张睿哲,国政学人编译员,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在读。主要研究兴趣为东亚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周子瑜 王星澳
审核 | 施榕
排版 | 王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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