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帝国”、“霸权国”还是“弥赛亚国家”?
作者:Adarsh Badri,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博士生。
来源:Adarsh Badri,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essianic state: rhetorical roots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1,”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4, published online.
导读
冷战的终结以及之后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不仅让美国承担起领导全球的责任,也得以让其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调整大战略(grand strategy):借助“民主和平论”与“美国例外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和人权”。
对于美国的行为,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帝国”行径,另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霸权”。作者认为,“帝国”论与“霸权”论能够解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和行为,但并不能清晰阐明其行为的意识形态根源。基于此,本文提出“弥赛亚国家”的概念,并认为,这种国家行为模式所代表的弥赛亚主义能够反映出美国对外干预的意识形态根源。而在2015年之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弥赛亚主义在逐渐衰退。
对美国行为的解释:“帝国”与“霸权”
(一)“美国是一个帝国”
“9·11”事件及其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进一步激发了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学术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美国是一个帝国”。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帝国是一种具有特定组织逻辑的政治形式。比如,美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前哨和军事基地,以及通过全球化、麦当劳化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在地方确立主导地位。
第二种观点将“美利坚帝国”视为特殊存在。这一派学者认为,美国的“帝国”不同于罗马和英国以征服为手段建立的传统帝国,美国承担着“解放”世界的角色,是一个“被召唤”来服务世界的帝国,行使着惠及全球大多数人的“仁慈霸权”,是唯一能够管理世界秩序的国家。
第三种观点否认“美国是一个帝国”。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帝国”这一定义本身存在模糊性和目的性,难以准确适用于美国的行为。而美国的实际表现也并不完全符合帝国的特征。
(二)“美国是一个全球霸权”
在涉及大国关系、冲突与合作、身份认同及国家利益的研究中,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和解释美国的行为。围绕“霸权”的讨论,主要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持现实主义视角。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追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大国,例如“霸权稳定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霸权。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美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体现出了其自由主义霸权特征。
第三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亦是构成美国霸权秩序的基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秩序不仅是权力或规则的体现,也是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投射。
总之,“帝国”论与“霸权”论有助于理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帝国”论关注美国对全球政治结构的一种历史性塑造,“霸权”论关注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具体表现。然而,这两种理论在解释美国行为的意识形态根源时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本文提出“弥赛亚国家”的概念,并认为,这种国家行为模式所代表的弥赛亚主义能够反映出美国对外干预的意识形态根源。
与“帝国”论和“霸权”论不同,弥赛亚主义并不试图去客观地解释世界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能够在弥赛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形成霸权或者帝国;而一个作为帝国或者霸权的国家,能够用弥赛亚主义为其行为辩护。
美国作为弥赛亚国家的具体实践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弥赛亚国家”(messianic state)的概念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用以理解美国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话语与修辞的要素,理解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意图与意识形态根源。
(一)关于弥赛亚国家的概念
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政府状态、秩序、利益和对外政策,都能够追溯到其神学渊源。同样,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成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理论基础。
“弥赛亚”一词源于亚伯拉罕宗教,意为“受膏者”、“救世主”和“解放者”。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所谓“弥赛亚国家”是指以救世主自居的国家,其目标是拯救那些处于迫在眉睫威胁中的社会。弥赛亚国家有三个特征:第一,弥赛亚国家“例外论”的背后,隐含地假设自身具有相对优越感;第二,弥赛亚国家秉持着一种全球性的利他主义愿景,这种想法往往源于其对其他社会所面临的威胁的主观判断;第三,弥赛亚国家倾向于在话语上强调一种仁慈之心,为其行为辩护。总之,弥赛亚国家的前提基础是:它们被神或自然赋予了拯救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免于持续堕落的使命。
对于美国来说,其优越感体现为在实践中对“美国例外论”的贯彻,全球性的利他主义愿景通过积极推广民主的行动体现,而“仁慈”的话语叙述则反映在美国领导人对政策意图的公开论述中。
(二)自身优越性的隐含假设——美国例外论
概言之,美国例外论主张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优越性。具体来说,美国例外论具有三个含义:第一,美国与旧大陆(Old World)的其他国家不同;第二,美国在全球扮演着“独特角色”;第三,美国将“挑战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帝国衰落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自身的定位——“地球上的最后希望”、“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和“自由帝国”等,均是美国例外论的体现。
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例外论表明美国是一个“异类”,即它优于其他社会,有着更高级的文化,肩负着改变世界、实现天下大同的独特使命。这一理念的根源甚至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之初,托马斯·杰斐逊曾将美国设想为最伟大的“自由帝国”,是其他社会的“光明灯塔”。
而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例外论在公众话语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最典型的例子即为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及其女儿利兹·切尼(Liz Cheney)合著的《例外:为什么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正如林肯所说,我们是‘地球上的最后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亦不是国际舞台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对于自由的维护和进步至关重要,领导我们的人必须像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那样提醒我们,我们是独特的。他们和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确实是例外的。”
(三)全球性的利他主义愿景——推广民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层重新意识到在全球传播自由民主的重要性。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宣告自由民主对其他所有意识形态的的胜利:“我们所目睹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历史某一特定阶段的终结,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态的普及。”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民主和平论”的热情高涨,民主和平论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肩负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价值的独特使命。
基于此,福山的论断以及民主和平论成为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清除专制势力影响的重要工具。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美国领导层公开倡导推翻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权。而布什总统则进一步鼓励“伊拉克军队和人民采取行动,将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直至1993年,民主和平论完全渗入至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美国已对索马里、纳米比亚、贝宁、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蓬、刚果和南非等国家进行干预。
克林顿在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从根本上说,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并建立持久和平的最佳策略是支持其他地区民主的推进。民主国家不会相互攻击,它们在贸易与外交上是更好的伙伴。”随后,克林顿在1997年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将引领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而这一愿景早在1994年的战略文件中有所体现: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主要大国都实现民主,同时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共同体的世界”。由此可见,民主和平论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及其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有着深远影响。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后,布什总统宣布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并由此塑造了阿富汗此后20年的局势。在“9·11”事件的影响下,布什政府将传播民主视为维持全球和平的关键举措。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指出:“我们终将记得,全球反恐战争是在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
进入21世纪,推广民主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这一理念的主要倡导者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公开支持美国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促进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四)在话语上强调“仁慈”——政策文件与领导人的公开演讲
除了上述两点以外,美国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仁慈”的话语修辞亦是其作为弥赛亚国家的一个表现。在这种语境下,推广民主被塑造为实现全球更美好未来的手段。1992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世界的保护者》的文章正是这种“仁慈”的体现:“美国的历史经验和道德基因决定了我们不仅相信自己可以拯救世界,还相信世界是可以被拯救的。”
1993年,这种“仁慈”类的话语出现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仅仅几年前,中美洲、东南亚、南部非洲和中东还陷入难以化解的暴力与人类苦难的循环之中。而今天,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些地区都走上了和平之路”,“贫困者、受压迫者和弱者总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能力和关怀......他们依赖我们引领方向,而我们也的确引领了他们”。类似“美国的帮助”、“依赖美国的力量”之类的字眼反映出美国自身所既定的等级观念,以及一种利他的仁慈。这类修辞在政策文件这类修辞在政策文件和领导人演讲中屡见不鲜,意在传递美国的救世情结。
2001年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类似的“仁慈”话语再次出现。例如,布什总统曾在2001年表示:“阿富汗受压迫的人民将见证美国及其盟友的慷慨。在我们打击军事目标的同时,我们将向饥饿和受苦的男女老少投放食品、药品和补给。”而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布什总统称:“我们的任务是......结束萨达姆·侯赛因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解放伊拉克人民。”尽管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径遭致广泛批评,但2006年的战略文件还是宣称,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经“用民主取代了暴政”。
弥赛亚国家的衰退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弥赛亚主义开始逐渐衰退。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决定结束“看似无休止的反恐战争”,甚至决定停止使用“反恐战争”这一说法。2010年,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5月,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击毙了隐藏的本·拉登。
此后,美国着手向阿富汗的民主政府移交权力。但在权力过渡尚未完成之际,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便于2011年干预利比亚,最终导致卡扎菲的死亡。直至2013年,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利比亚均处在“伊斯兰国”组织的控制之下。美国也因此无法摆脱“永无止境”的阿富汗战争。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弥赛亚主义进一步式微。特朗普曾宣称“迅速彻底炸平伊斯兰国”,并确保“没人敢惹美国”。与之相应的是,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逐步从外交转向内政。例如,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的繁荣”、“通过力量维护和平”和“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同时,体现弥赛亚主义的政治修辞也大幅减少。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批军队,结束了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
随着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弥赛亚主义也几近尾声。2015年之后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关民主推广的内容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激情,而这一变化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使美国将大量精力、资源转向应对中国;其次,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注重国内事务。
结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关于“帝国”和“霸权”两种概念的含义与讨论。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两种概念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弥赛亚主义是美国对外干预中意识形态的根源。
“弥赛亚国家”是指扮演救世主角色、拯救那些处于迫在眉睫威胁中的社会的国家,并具有例外论、提出替代性的全球愿景以及在话语中展现仁慈三个特征。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与美国例外论构成了美国弥赛亚主义行为的基础,使将自身视为肩负更高使命的国家,目标是创建和平的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民主政体以及拯救世界。而从2015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弥赛亚主义已逐渐式微。
词汇积累
Unipolar Moment
单极时刻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
Old World
旧大陆
译者:杨梦婷,国政学人编译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梁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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