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余光华 ‖ 双枪女杰杜汝贤

双枪女杰杜汝贤

杜汝贤出生在袁冲乡杜家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清朝末年六月的一天，杜汝贤呱呱出生了，让人惊奇的是，她的第一声哭啼，比别的刚出生孩子，哭声特别清脆响亮，四肢也动弹得格外活泼，有一种男孩子性格，接生婆说：接生了这么多娃子，还没见过这么有劲儿的女娃，都说六月出生的娃刚烈，说的是儿娃子，没想到女娃子也这么有劲儿，看来这娃子长大了肯定是个人物。果然不出接生婆所言，杜汝贤长大后，整天赤着大脚片儿，上树摸鸟蛋，下河捉鱼虾，领着女娃们玩打土仗游戏，连村里的儿娃子们也都喜欢跟着她到处跑，人们都叫她疯女子，那时还是封建时代，女性从小就得包裹脚，成为“三寸金莲”，如果哪个女娃脚大是丢人现眼的，小小的杜汝贤对此恨之入骨。

一年的春夏之交，新一轮的包裹脚又开始了，杜汝贤被列在其中，她知道后，领着几个女娃儿跟大人对抗，硬是不包裹脚，她的行为遭到族长痛骂，骂她触犯了族规，破坏祖宗规矩，要拿她父母是问，父亲把她打一顿关了起来，她竟然用柴刀砍断窗户棍逃跑了，父母呼天抢地的到处找她，她藏在野外青纱帐里，听到了就是不理。在野外藏着饿了吃点豆荚生存了几天才回，父亲拿她没有办法，只有顺从她，但全家遭到了族长驱逐出村，一家人只有搬到河口镇秋树坟杜家祠堂居住，父亲看她是男娃性格，就让她女扮男装跟人习武，自己打猎时带上她，教她打猎物卖了换些钱养家，后来又把她送到附近私熟学堂读书认字，杜汝贤天资聪明，记忆力很好，先生教的课文她都是率先会背，常常被先生夸赞，但由于杜汝贤家景不好，勉强读了两年私熟就辍学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13岁那年，杜汝贤到仁义街天主堂洋人开办的纺纱厂当纺纱童工，断断续续干了好几年。

1927年2月，中共光化县地下党在纺织厂物色积极分子，了解到贫苦出身的杜汝贤在工人中的表现很好，就对她进行教育，帮助她提高阶级觉悟和对共产党的认识，杜汝贤眼前一亮欣然接受，她进步很快，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后经张国威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杜汝贤对党忠心耿耿，她知道党缺乏活动经费，就把自己的每月一半工资节省下来，交给党组织。

在纺纱厂，洋人工头肩上经常挎把手枪，在工人面前耀武扬威，杜汝贤既气恨又羡慕，心想：他就是凭着这个玩意儿欺压我们工人的，非想办法偷走它不可，杜汝贤观察到那洋鬼子有一间卧室，每天他巡视完车间后，就回去睡大觉，把带有皮套里手枪挂在墙上。一次，杜汝贤趁他睡熟，悄悄推开门拿走了手枪，此时姐妹们都在专心致志纺纱的纺纱，织布的织布，机声、梭声有节奏的响着，谁都没注意到这一切，杜汝贤把偷来的手枪用油布包好放在怀里，找了几个地方藏，都感觉不安全，最后看到外面有一污水沟，就出去迅速把枪藏在了污水沟淤泥里。返身回去又干起活来。洋工头睡醒起来后，发现手枪不见了，大惊！暴跳如雷，把工人们集中叫到一起，挨个搜身打骂，姐妹们一个个惊叫起来，几洋人又把车间搜了个遍，还是没找到，急得洋工头团团转，只有报了警，光化县警察局十多个黑衣警察赶来，迅速把工厂包围起来，仔细搜查，照样没查到，最后把女工们都带到警察局，挨个审问，警察局长是个大胡子，他盯上了杜汝贤，提审她时不由分说两嘴巴打在了杜汝贤脸上，然后问：听说你经常带头闹事，手枪是不是你偷的？快说！杜汝贤非常镇定，忍着疼回答说：局长大人，我们女孩子要那玩意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一句话反问的大胡子局长没了话说。便换了别人审问，全部审问完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只有把工人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几天过去了，洋老板到警察局追问情况，大胡子局长说：多关几天，也许有人承认，让他再等等，洋老板不干了，要求放人，因为工厂停了几天工，损失很大，警察局长本想通过这个案子，在工人身上榨出一点儿油水来，人一放就落空了，但又不敢得罪洋人，只有放了工人。洋人并不罢休，很怀疑杜汝贤，就把杜汝贤单独关押在天主堂地下监狱水牢里，逼迫她交出手枪，杜汝贤在水牢中臭水就把皮肤泡烂了，但她死不承认，后来杜汝贤的父亲借了一大笔钱买通了洋教父，才把女儿从水牢中救出了。

自那以后，洋工头再也不敢带枪在车间溜达了。就这样，过了数月，没人注意这件事了，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晚，杜汝贤翻墙进了天主堂，在臭水沟取出这支老式手枪，神不知鬼不觉带回了家，在家悄悄练习射击。

在袁冲，杜汝贤开始苦练骑马射击的本领，一次，在她骑着大马在野外练习射击，突然，一条猎狗追着一只兔子横穿马路，正好跑在了马前，马受惊了狂奔起来，一下子把杜汝贤从马上重重摔在地上，右臂骨折，丈夫袁之合找郎中接上，让她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养伤，谁知没过几天，她就耐不住寂寞了，偷偷起床，忍着右臂吊带的伤痛，用左手练习起手枪射击，杜汝贤练手枪和别人不一样，她练时往往在手脖上挂上一重物，逐渐加重，练习臂力和手持枪的稳定性，最重时能挂一块儿十多斤重里青砖纹丝不动。就这样，这次受伤，竟让杜汝贤学会了左手使用手枪，而且打得和右手一样准，杜汝贤双手会打手枪的消息在地下党组织里传开了，同志们都为之感到高兴。随着局势的发展，国共磨擦不断增加，杜汝贤参加了袁冲门枪队，门枪队是乡下有钱人公开组织的看家护院武装，由于她会使用双枪，东家给她配了双枪，这对敌对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

乡村小麦出穗刚刚没膝。整个袁冲乡就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民团头子袁国缵躲在袁冲小山林的一棵树荫下，正仰着脸闭目思考着怎么躲过杜汝贤的双枪，突然一泡鸟屎从树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嘴里，他一翻身坐了起来：呸呸呸！连连吐了起来。骂道：他妈的，人背时喝口水也塞牙，老子又没打你，你也来欺负老子。说着迅速抽出手枪，举起准备射击但又停了下来，要在平时，他真的要开枪打死这只鸟的，但现在不敢，他现在是在躲避杜汝贤，枪一响，就会暴露。因为双枪女杰杜汝贤在村里贴了告示，说他这个汉奸与日本人勾搭，杀害了袁书堂，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在近几天之内处决他，吓得他总感觉躲在民团里不安全，才到野外躲藏的。

1930年3月，中共鄂北特委移驻光化北乡袁冲，组织襄阳、枣阳、谷城县、陨县、光化县等五县农民暴动。5月4日晚，杜汝贤的堂伯、暴动总指挥袁书堂、鄂北特委军委书记张履中等人正在袁冲一所小学堂秘密开会研究部署暴动事宜。不料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反动民团团长袁国缵得到消息，迅速派民团一帮狗腿子悄悄包围了会场，一阵枪响，暴动总指挥袁书堂当场被杀害，一起被杀害的还有薛一宇、张立忠、薛峰仙等领导同志，致使暴动流产。事件的发生使鄂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瘫痪，特委书记聂鸿钧被迫撤离光化，鄂北革命一时处于了低潮。当天晚上，袁书堂的妻子徐之慧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住万分悲痛，按照丈夫平时交待的，把藏在家里所有党的文件包括党员名单、农会名册拿出来全部烧掉，使后来国民党抄家时一无所获，保护了其他党员同志。袁国缵跟袁书堂本是一个爷的堂兄弟，按年龄排位袁国缵是八爷，袁书堂是十爷，但二人信仰不同，走的却是两条不同道路。以袁国缵为首的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把其他共产党人斩草除根，开始在袁冲查找还没暴露的地下党人。在这紧要关头，杜汝贤和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商议：必须尽快惩办以袁国缵为首杀害袁书堂等党的领导凶手，给烈士报仇，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并争取到了在袁冲徒沟河的国民党团房局当差的进步人士双枪手胡天宝参与猎杀行动。

杜汝贤迅速组织起除奸团，而袁国缵做贼心虚、东躲西藏，严防死守自己的脑袋，一时下不了手，杜汝贤决定先易后难“借刀”杀人，她利用杜仲安在土匪陈别三处卧底当“师爷”的有利条件、策划以胡天保请春客为名，把头号元凶李士铎请到局子里，灌醉杀死。然后又想用同样的办法把袁之芹、孙黑敬两名凶手请到陈别三家吃酒，把二人也灌醉杀死，但由于陈别三不同意在他家中杀人，杜汝贤、胡天保两名神枪手就事先埋伏在凶手必然经过的八里岗庄稼地里，等待他们到来。那天下午袁之芹、孙黑敬挎着枪，哼着曲儿从这里经过，两支神枪对准了他们的脑袋，“啪啪”几枪，两个家伙应声倒下，去了阴间，杜汝贤、胡天保轻而易举将二人击毙在半道上，为烈士报了血仇。

除掉李士铎、袁之芹、孙黑敬后，老百姓拍手称快，国民党却炸了锅，全力追杀“叛徒”胡天保，辑拿“共匪”杜汝贤，胡天保逃进了殷山另一个土匪窝躲藏，杜汝贤被县城地下党组织保护起来。

参与杀害袁书堂的另一个凶手袁良端闻风躲到了襄阳双沟。1932年，杜汝贤又派4人打入襄阳双沟鄂北伪游击队，找机会打死了袁国缵的忠实狗腿子袁良瑞。把这个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凶手打死以后，重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袁冲一带的白色恐怖暂时缓和下来，党组织和党员也得以安全地保护和生存。袁国缵有个侄儿叫袁之方，有点儿学问。也有正义感，在袁国缵民团里算得上个人才，袁国缵非常器重、信任这个晚辈，有什么大事总爱听听他的意见。民团团丁们都称袁之方为“师爷”。

袁冲乡“5.4事件”后不久，反动势力又开始兴风作浪，明目张胆地辱骂共产党，欺压党员家属和穷苦百姓，白色恐怖又笼罩在鄂北上空，恶势力让地下党感到窒息。杜汝贤作为党的负责人、袁氏大家族的媳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在革命力量薄弱的危难时刻，她决定利用袁之方这位自家小叔子重亲情、有正义感和号召力的特点，让他出面传话给袁国缵，不要继续作恶，否则下场死的更惨，杜汝贤要用自己的威信和枪法为革命事业营造一片赖以生存的安全环境。

一天，杜汝贤找到袁之方，以养家糊口借点粗粮为由与他攀谈。袁之方见嫂子提着篮子找自己，心里十分恐惧，虽然她是自己亲一门的嫂子，但还是惧怕她那百发百中的双枪，生怕杜汝贤来要了他的命，便惊愕结巴地主动问道:

嫂，嫂子，你稀客，有事吧?

孩子他叔，家里断顿揭不开锅了，我来问你借点儿粗粮，不知你愿不愿意借给嫂子？

听杜汝贤说是来借粮的，袁之方惊恐不安“咚咚”速跳的心才平静下来。嫂子来借粮我能不借吗，好说！我的为人嫂子你是知道的，别看我现在跟着袁国缵，但我人在曹营心在汉，还知道谁远谁近，谁是谁非。袁之方唯恐说错话，所以表现的十分热情而诚恳。说着就从米缸里给杜汝贤窊了一袋小米问：嫂子够不？够了，够了。杜汝贤答道。

二人接着坦诚布公地谈了起来，杜汝贤从当前的形势，谈到了国家前途以及村子的未来。袁之方认真彾听，不断点头。

就是知道你的为人，才来挽救你的，我借粮到哪儿借不到？袁之方忙说：那是，那是。杜汝贤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听嫂子一句劝，认清形势，为自己留条后路，你记住，恶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天总会晴的。再说对于坏人你嫂子我绝不心慈手软，但冤有头债有主，我也不会滥杀无辜的。说着杜汝贤摸了摸腰间被衣服遮盖住的双枪，望着袁之方。袁之方吓出了一身冷汗，连连点头说：嫂子说得极是！杜汝贤见火候正好，不再多说了，说了些感谢的话，拎起米袋就走。袁之方客气地说：嫂子：我帮你送去。

不用了，再有几个这么多嫂子也拿得动。

过了一天，袁之方见到袁国缵说:八叔，“龙头”已除(指袁书堂)，其他人不足为患，不要伤人过多为自己树敌还连累家人，最后落个都得死。袁国缵认为很有道理。一方面他看到参与杀害袁书堂的狗腿子接二连三死去，说不定哪天轮到自己，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整天龟缩在家中，让人保护着不敢出大门一步，长期下去不是办法；另一方面自从他以为做了件震动鄂西北的大事后心安理得了，但总是提心吊胆，感到双枪女杜汝贤要找自己报仇，终日吃不香睡不着。加上村里人都说八爷杀死了十爷，太恶毒了，骂他是六亲不认的畜牲，让他难以做人，虽然他在村子里对乡民们解释说：我和袁书堂咋说也是堂兄弟，我是不会杀他的，当时我叫手下李士铎只杀别人，不准杀袁书堂，谁知子弹不长眼睛，杀死了我的兄弟。以此话来洗清白自己。但没人相信他的一派谎言和鬼话，骂他的人更多了，袁国缵也暗骂自己这么胆小，除掉了眼中钉，肉中刺，应该是高兴的事，咋就寝食不安呢?。这些心理压力舆论压力，使得他不得不答应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杀共产党了。

袁国缵害怕的事终于又发生了，儿子和妻侄相继被双枪毙命为自己敲响了丧钟。为了安全，他终日更是闭门不敢出，宅子24小时不离兵，还里三层外三层加强了岗哨，自己也枪不离手，夜间不断被恶梦惊醒，搅得他不得安宁，患上了恐吓病。最后借治病去老河口镇躲灾避难，从此在惊怕中度日如年，不久，死在了病床上，便走完了他的罪恶人生。

解放后，杜汝贤任袁冲区委书记。她早期创建的杜家庄党支部，党员越来越多在村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55年，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时，杜家庄党支部被错划为“假支部”,造成大冤案。一次，组织上通知杜汝贤到省委党校学习，她按时报到了。会场规定，到会的同志进会场时都必须主动交出随身携带的武器，杜汝贤视双枪为命，不愿交出，但看到大家都交出了，只交出了一支，另外一支别在腰里带进了开会地点，谁也没注意到她还有第二支枪，会上的“肃反”非常激烈，有问题的交待问题，有疑问的要说清疑问，杜汝贤的问题是：有人举报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成立的支部也是假的，要她“重新入党”，杜汝贤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她实在想不通，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假的，这比打脸还难受，这位叱咤风云的女共产党员，个性太刚硬，利用上厕所之机开枪自尽，倒在了血泊中，以洗清白。杜汝贤的自杀，让参会的人们都为之一惊，但当时“左”的思想并没因她自杀深查原因，反而不放过她，说她畏罪自杀，不与惋惜，在光化县曾与她在一起工作过的人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她的县长儿子袁良栋、亲属、部下等几十人，都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这一冤案，直到1981年，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直接干预下才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在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张体学(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讲话中说：“她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革命的功臣！”1983年，袁冲乡党委及袁氏后人在袁书堂的墓旁为杜汝贤立了碑，永久纪念。杜汝贤也应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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