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鲁之交,蜿蜒南来的卫运河经四女寺枢纽被一分为三,北侧为南运河,中间为岔河,南侧则为减河。这条减河,自挑挖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这便是四女寺减河。
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决口北泛,影响张秋运道。九月,户部侍郎白昂负责修治黄河河道,并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地,择机修浚运河。次年,白昂调集民工25万,修筑阳武长堤,以防洪水冲击张秋运道。同时,在山东鱼台、德州和北直隶吴桥修运河旧堤,又在会通河东平至南运河兴济段开减河十二道,下经大清河及黄河故道入海。十二道减河引水口分别修建石堰,按时启闭。
四女寺减河正是这十二道减河中的一道。对此,清代吴邦庆所撰《畿辅水道管见》也说:“恩县四女寺减河,始于明弘治,于德州西南之四女寺,凿里河至九龙口,归老黄河入海。”对于这条行水路线,《畿辅安澜志》亦有相似记载:“都御史白昂复于德州之南四女寺,凿里河至九龙口,入旧黄河归海。”其中提到的老黄河、旧黄河,均指四女寺减河下游利用的黄河故道——鬲津河。
重建卫河减水四闸碑记
明清易代以后,社会政局趋于稳定,南粮北运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补充运河水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又引漳河经广平、元城(今大名西北),自馆陶入卫以济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后,漳河逐渐结束多支分流的散漫状态,集中到馆陶一带入卫济运。但漳河水大沙多,清廷又重建四女寺减水闸,以减水排沙,保障运道通畅。数年后,又在四女寺、哨马营各增建一座减水坝,“约令运道水深七尺,过此则减之”。也就是说,运河保持水深七尺,既能保证运道通航所需水量,又使沿河州县再无水患。
清雍正三年(1725年),直隶大水,各河相继泛滥,灾患严重。次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何国宗建议疏浚四女寺减河,并基于快速泄洪的考虑,将减水闸改为“宽八丈,坝脊高河底一丈一尺”的减水坝。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又对四女寺减水坝以下河道进行疏浚。清乾隆八年(1743年),总河白钟山也对四女寺滚水坝进行整修。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山东巡抚阿尔泰会同查勘四女寺减河,认为吴桥县严家庄至玉泉庄河段、南皮县冯家口淤滩及霍家园至姚家口段河道应进行疏浚。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宣泄洪水,清廷又将四女寺减水坝拓宽四丈,达到十二丈,并落低一尺六寸。这年,南运河“水皆满岸”,但得益于减河分洪,南运河的堤防均安全。次年,工部尚书阿桂、户部侍郎裘曰修、直隶总督方观承联合上奏折,建议再次加宽四女寺减水坝,并挑挖疏浚下游直隶吴桥、宁津、南皮、盐山、庆云五县境内河槽,补筑堤岸缺口。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直隶总督温承惠查勘四女寺减河淤塞河段后,认为四女寺减河水道绵长,山东、直隶两地应按统一尺寸进行疏浚。清道光三年(1823年),工部左侍郎程含章建议:“四女寺减河下游直隶、山东两地,应同时并办,一气呵成,庶不至旋挑旋淤。”可以看出,为保障运道通畅,清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四女寺减河引水口闸坝工程进行改建,对减河河道进行疏浚。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对四女寺减河引水口工程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原减水坝被“移置内部,距河岸约半里许”,并改建为总长“三十五公尺六”“深为四公尺四七”的五孔大石闸。其底部基础为密集排列的柏木桩,“上筑一公尺厚之糯米浆三合土”,再垒砌十二层条石。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停止漕运,四女寺减河逐渐淤废。
民国时期,四女寺减河虽偶有疏浚,但多数年份处于淤废状态。民国6年(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水后,四女寺减河下游河道再被疏浚,但很快淤废。1930年,德县、吴桥、恩县、故城、庆云、景县、东光等沿河十余县召开联合会议,拟再次对减河河道进行疏浚,后受战争影响并未施行。1933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派员对卫河进行查勘并编写了《测量卫河报告》《查勘卫河报告》。此时,滚水堰及两端闸墩虽然坚固,但“闸墙埋没于土中者四公尺余”,露出地面的“闸顶残毁,仅敷土厚一公尺余”。可以看出,漕务废弛后,地方民众基于拓荒垦殖的目的,对引水口闸坝工程进行了肆意填堵,这进一步加快了四女寺减河的淤废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四女寺减河迎来新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于1955年疏浚了四女寺减河及其以下河道,并于1958年建成四女寺枢纽。20世纪70年代,为增加泄洪流量,国家又对四女寺至曹村及其以下哨马营减河故道进行疏浚,并将其命名为岔河。自此,四女寺减河、岔河及其汇合以下至无棣入海河段统称漳卫新河,成为漳卫南运河的重要分洪入海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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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恒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