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伟大的思想家来说，理解其特定著作中的具体内容的前提，在于对他的整个思想世界有一个清晰的总体把握。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外。在描述与总结大贤的思想历程方面，中国古人曾有过这样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说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年龄是虚岁，而非周岁）有趣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竟然与此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出生于1818年5月5日的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尽管他直到读大学时（1835年10月）才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保存自己的作品。1833年，15周岁的马克思在其阅读的大量人文经典的“塑造”下，写下了题为《人生》的诗歌，初次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时光带走的一切，／永远都不会返回。／生就是死，／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志于学”时便领悟到“向死而生”这一哲学终极命题的真谛。基于时间长河来观照有限的生命，再来思考人生的追求与意义，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所苦苦追求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恰恰遗忘了欣赏人生短暂路途中的那些绚丽多彩的风景。这就正如少年马克思所说：“人贪婪追求的目标／其实十分渺小；人生内容局限于此，那便是空虚的游戏。”
1836年的马克思画像
这些出自一个少年之手的诗句，对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与追求个性发展相伴随的、陷入追名逐利“病态”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一剂“醒世良方”。长期以来，接受过正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们，何曾想到马克思会有这样的人生观。殊不知，这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思想家思想起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观，少年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的幸福和个人自身的完美视作选择职业的指针。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不是个人追求与人类幸福的相互排斥，也不是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相互冲突，而是他们的有机融合。“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这种追求促使马克思“回到”表征着“真”、“善”、“美”的古希腊的城邦时代，通过对“原子论”哲学的深入探讨，表达了对打破既有体系束缚的自由理性的向往。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此时理解的自由理性，绝非外在于人的世界的抽象原则；相反，它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彰显，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化身：绝不对“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抱有幻想，“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
对自由理性的美好向往不可避免要遭受现实无情的“打磨”与“摧残”。甫一接触社会现实中的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便发觉现实中充斥着各种反理性的事物，认识到不是自由理性而是物质利益支配着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行为，并最终导致普遍自由的沦丧。
正所谓“不破不立”，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这一“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转变了自由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开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在上述过程中，他不仅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哲学（副本批判），揭示其“思辨结构的秘密”，从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真正进入市民社会内部；而且还反思了其思想起源期的“引路人”，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全面清算自己旧的哲学信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最终能够“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彻底扬弃了自我意识如何观照现实世界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和新的历史观。
1847年，而立之年的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通过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式，对其“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第一次科学的概述，从而标志着他的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为马克思重要批判对象和思想对手的蒲鲁东，在其具有理论基石意义的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标榜的也是“不破不立”（Destruam et oedificabo）。
1848—1849年爆发的欧洲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理论研究工作，投身于云谲波诡的革命斗争中。遵循其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入手论证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普遍贫困导致的政治革命，再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变化来分析政治革命的走向，最后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政治革命的前景。但事与愿违，政治革命的具体时机与最终走向都偏离了马克思的预期。1850年，随着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此时，马克思正面临着唯物史观之于现实的解释力的巨大困惑。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从而能够真正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够达到的界限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机。
1857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正值不惑之年的马克思看到了欧洲革命的新希望，促使他决定立即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纲，并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约50印张的内容，以便在革命的“洪水期到来之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
尔后，经历了十年磨一剑，品尝到各种人生的艰辛，甚至牺牲掉个人的健康、家庭和幸福，马克思于知天命之年即1867年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他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逻辑，揭露出维多利亚时代新兴资本家的世界的实质，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力求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围绕这一主线，马克思探讨诸多与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重大思想议题，如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资本的本性，资本拜物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等，从而达到其思想的又一座高峰。
伴随着《资本论》的影响力日趋广泛，逐渐步入耳顺之年的马克思对外界的各种批判的反应，也不再像早年那样立即作出猛烈的“批判的批判”。例如，杜林曾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上撰文攻击《资本论》，说它是对黑格尔式诡辩的拙劣模仿。对此，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通过强调他的学说的新唯物主义性质以作简单回应，并没有写出类似于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样篇幅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受包括新兴金融资本主义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问题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中断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工作，转向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基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来找寻引导世界发展走向的其他因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此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广度，不正说明了马克思朝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方向在迈进吗？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