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尔·别特连科（Kirill Petrenko）从2019年8月开始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
别特连科1972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一个犹太音乐家庭，自幼学习音乐。18岁时，他与家人移民到了奥地利最西部的福拉尔贝格州，在那里的音乐学院他以钢琴荣誉学位毕业，后又前往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学习指挥。
1999年至2002年，他担任了德国迈宁根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02年至2007年，他担任柏林喜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13年至2021年，担任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别特连科为人低调，职业生涯中从未接受过外部采访。但与他合作过的乐手，往往惊叹于他对作品全面、透彻的分析，正如与他有着多年合作友谊的女高音狄安娜·达姆娆（Diana Damrau）评价道：“基里尔挖掘乐谱中的一切，打通音乐中的所有层面，就像制作拿破仑千层酥。”
正值别特连科任职柏林爱乐首席指挥5周年，在本乐季，柏林爱乐的工作人员与他多次对话，前不久发表了一篇专访长文。别特连科谈到了他与乐团的相处、成长经历、与马勒同为“异乡人”的共鸣、指挥的成长经历和对柏林爱乐未来的展望。
别特连科先生，过去的五年来您一直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这对您来说漫长吗？不，完全没有。在我上任之前的三年里，我已与乐团开始了密切合作，但对我来说，至今一切仍像第一天一样新鲜和令人惊喜。我不认为我该有“我和乐团有着长久不变的关系”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合作总是发生在当下。每一天，我们都在重新挑战彼此。我必须要让乐团离开舒适区，探索极限。但在音乐会中，我们可能会退后一步，关注全貌。但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乐团的不竭潜力。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柏林爱乐&别特连科
每一位乐手都有自己的诠释方式。对于如何演奏一个乐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位乐手可能喜欢花更多的时间演奏这个乐句，另一位乐手可能想把它演奏得更令人印象深刻。我面对很多诠释的可能性，而我必须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以反映乐谱中的内容。我会带着精心准备的想法来参加排练，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在这些出色的音乐家面前迷失。然后是“合成”的工作：我得到乐团成员们提供给我的诠释可能性，我们会在排练期间或之后讨论它们。每个参与其中的乐手，都应该感到舒适，并且有“我的价值被认可，我有机会展示我的能力”的感觉。我必须将这一切融入到作曲家的意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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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连科 图片：resmusica.com
在迄今为止的合作中，是否有一些时刻，你们接近了理想中的诠释？这常常会出现，有时是在排练中，有时是在音乐会上。我对这些音乐家们有着很高的期望，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有时我对美和整体性的期望还是会被超越。重要的不是某个乐段演奏得完美无缺，而是作曲家的要求与音乐家的能力能够完全契合——这是脆弱的幸福时刻，当然不是每个晚上都能经历到的。
柏林爱乐演奏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
最近在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结尾，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一直渴望那种在超弱音（pianissimo）中渐渐消失的效果，但在排练中我们从未有时间打磨这个部分。然而，就在系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它不仅达到了我想象中的效果，甚至更美。一种诠释需要有成熟的过程。我们通常用两天时间来准备一部作品，时间并不算多。然而，随着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乐团对作品的演绎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巡演结束时，当我们已多次演奏同一套曲目后，就会出现那些令人难忘的夜晚。
2024年9月别特连科指挥柏林爱乐
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
您以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开启了这个乐季，五月您将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许多前辈指挥家要么专注于布鲁克纳，要么专注于马勒。您是怎么做的呢？由于我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我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马勒一直十分亲近。然而，我的第二故乡奥地利为我开辟了另一种视角——我年轻时曾在福拉尔贝格州居住过，那里远离奥地利的大都市。我不仅在维也纳学习过，还在费尔德基希（Feldkirch）学习过。我和家人曾在布雷根茨（Bregenz）和霍恩埃姆斯（Hohenems）居住过。（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和霍恩埃姆斯均为福拉尔贝格州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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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拉尔贝格的达拉斯 图片：indebergen.nl
你可以从他的音乐中听出这一点。他的交响曲是宏伟的音乐风景，你可以听到山谷、山脉、冰块和雨水。如果你了解像福拉尔贝格州这样的地区以及那里的人们，你会更好地理解这些。那时我经常在山里，学生时代我也去过许多小镇。那些地方与帝国首都风格的维也纳完全不同，是一个与自然紧密相连、简单而恒久的世界。每当我指挥布鲁克纳的作品时，我总会回想起在福拉尔贝格州的那段时光。
马勒《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
别特连科&巴伐利亚国立管弦乐团
当我来到维也纳学习时，马勒对我来说变得重要起来。在音乐协会大楼、维也纳音乐厅和国家歌剧院，到处都能感受到马勒的精神，这当然加深了我对马勒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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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图片：Peter Haas
音乐协会大楼的金色大厅、国家歌剧院以及维也纳的声音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这种醇香、病态、令人疯狂的声音，总让人感到心慌、起鸡皮疙瘩。我听过无数场演奏马勒的音乐会，当然也听过不少演奏布鲁克纳的音乐会。在这种经历中，你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声音印象（Klangbild），音乐的一切——交织的乐器、声部和和声在这种印象中慢慢溶解。在这种声音中，有种新艺术风格（Jugendstil）的颓废之美，这你在维也纳的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比如在听完一场马勒音乐会后，路过分离派展览馆，还有马勒本人曾担任过总监的国家歌剧院本身。这些地方让你真实地感受到：你正身处音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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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派展览馆
图片：cafa.com.cn
他的犹太身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当然与我自己也有关。尽管我在苏联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家庭并没有与犹太教建立任何联系。我们了解一些习俗和节日，但那也只是从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那里听来的。我自己并没有建立起与这种宗教的联系，这让我现在感到非常遗憾。但我曾有那种对宗教性的渴望，这一点我在马勒的音乐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宗教性并非是教派意义上的，而是对神圣本身的渴望，是对马勒《第八交响曲》中所呼唤的“创造精神”（Creator
spiritus）的渴望，这种渴望体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
马勒《第六交响曲》别特连科&柏林爱乐
马勒的音乐中包含着他身为“异乡人”的感受，我对此感同身受。马勒曾说过：“我是三重的无家可归：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我在离开苏联后也曾体会到这种“异乡人”的感觉。
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
别特连科&福拉尔贝格交响乐团
在马勒的作品中，犹太性不仅仅是宗教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传统。是的，这是非常明显的。有些人认为马勒创作的都是犹太音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然，他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些克莱兹默的元素，这些是他童年在波希米亚，从犹太舞乐队那里听到的，他在后来的作品中运用了这些元素——比如《第一交响曲》中的管乐。但这些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马勒的音乐不是犹太音乐，而是普世的音乐。
2023年11月3日别特连科指挥柏林爱乐
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
我们可以回到您在福拉尔贝格和维也纳的学习经历吗？成为指挥到底要学些什么呢？首先是指挥的技巧——这很重要，但两三次课后你就能掌握了。指挥只能通过实践来学习。当然，你不会一开始就站在一支交响乐团面前。在福拉尔贝格，我担任过声乐指导，也为所有你能想到的乐器担任过钢琴伴奏，还指挥过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业余合唱团。我抓住了所有的实践机会。在维也纳，我观看了一些伟大指挥家的排练。可惜我没能见到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但我见过哈农库特、阿巴多和穆蒂的排练，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穆蒂指挥《阿提拉》序曲
有一次当我已经是一名指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客座登台时，里卡尔多·穆蒂正在那里排练威尔第的歌剧《阿提拉》。我观看了他的每场排练，看他如何让乐团熟悉理解音乐非常有趣。他把一切都回归到声乐元素上，回归到音乐的节奏弹性上，回归到优雅的分句上。正如刚才说到的：指挥在于实践，理论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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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Monika Rittershaus
这也意味着，只有在舞台上，指挥才能检验自己的诠释方法。是的，作为指挥，演奏中你当然不会自己发出声音，你得取决于乐手们。如果我在钢琴上以五种不同的方式弹某个乐段，我立刻能知道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然而，作为指挥，我无法直接验证我的想法是否是好的。所以我得在乐团面前才能验证自己的想法，有时我会惊恐地发现，某个想法其实并不是正确的。因此，你会不断地质疑自己以及自己的诠释。那如果一个想法行不通时该怎么办？第二天再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吗？我会尝试利用排练中所获得的经验，如果某个速度不合适，也许我会尝试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指挥总是在和自己较量，不断地否定自己，说服自己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这种自我审视永远不会停止，当然这并不容易。
别特连科指挥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博物馆乐团
汉斯·普菲茨纳歌剧《帕莱斯特里纳》
您的职业发展路径与赫伯特·冯·卡拉扬和克劳迪奥·阿巴多相似，他们都与您一样从歌剧指挥起步，后来成为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那么，歌剧院的工作如何帮助了您在这里的工作？我很幸运能在年轻时就进入歌剧院工作，然后在迈宁根真正地磨练我的技艺——这不仅包括指挥技巧，还包括对剧院这个“有机体”的理解。你需要同时关注许多非常不同的东西：乐池中的乐团、舞台上的歌手们、音响效果，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指挥的技艺远远不止于打拍子。它还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比如与歌手们和乐团的关系，你会获得心理学和冲突管理的经验。如何化解冲突？什么时候你需要表扬一位歌手，哪怕他表现得很糟糕？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歌剧院里学到。如果一个指挥在这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受益终生。
莫扎特和西尼加利亚小提琴与乐团作品
指挥：别特连科 独奏：Noah Bendix-Balgley
我仍然非常尊重这个乐团，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音乐家。当你站在他们面前时，你必须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但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乐团成员们常常告诉我，他们觉得某场音乐会很棒，这帮助我消除了心中的许多疑虑。当然，我希望自己能与乐团相处时更加从容放松，但坦白说，我在这方面是有局限的。无论我们未来还会合作多少年，对我来说，站在这个乐团面前永远不会成为一件平常的事。
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 别特连科&柏林爱乐
您和乐团的合作中，是否也有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力量在起作用？是的，与这个乐团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当我们取得美好的进展和成果时，我就会感到愈加幸福。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工作能够为乐团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据我的印象，乐手们基本上认为情况确实如此。否则，我无法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哪怕一天，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乐团，你不能敷衍了事。我最大的愿望是，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发展。我们越是达到新的高峰，我就越高兴。
本文节选自柏林爱乐乐团文章“Jeder Tag mit diesem Orchester ist ein besonderer Tag”（Every day with this orchestra is special），作者：Malte Krasting、Tobias Möller 编译者：Sh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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