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凭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和豪情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最终赢得胜利，为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也有很多黄埔师生，知名或者不知名，都成为长征队伍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如今，斯人已逝，这些黄埔师生的长征故事永远流传，他们的长征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再次重温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以此缅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的黄埔革命先烈！
陈赓：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御林军”总指挥
1903年，陈赓出生于湖南湘乡。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编成干部团，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1000余人。陈赓和宋任穷分别任干部团团长、政委。干部团的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干部团人数虽然不多，但兵精、将猛、装备好，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而且每名指战员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再戴上缴获国民党军的钢盔，在长征行军队列中十分显眼。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
1935年1月24日，红1军团进占土城。27日，当红军主力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时，川军4个团尾追而来。中革军委遂决定发起土城战斗，消灭追来的川军。但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川军依托有利地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发起反扑，步步进逼土城，甚至一度突破了红军防线，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实施反击。
陈赓临危受命，亲作动员，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1营担任主攻。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1营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接近山头时，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干部团当时装备了冲锋枪和钢盔，川军从没见过戴钢盔的红军。更令他们胆怯的是，干部团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冲锋。毛泽东在看到川军凶猛的进攻被干部团压下去后，高兴地称赞道：“这个陈赓行，可以当个军长！”
土城之战，干部团伤亡近百人。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也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土城之战，干部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真正让干部团一举成名的，是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激战狮子山一战。
干部团分成先遣营和后梯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宋任穷率3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直奔皎平渡。为了争取时间，出其不意，先遣营一律摘掉帽徽等红军标志，伪装成国民党军，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野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60多公里。晚上就在一片小树林里露营，睡到半夜爬起来，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前进。
金沙江皎平渡口
当时，干部团各营营长、政委以上干部都配有马匹。然而，马都用来驮运伤病员了，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每个人都在和闷热、饥渴、疲惫搏斗。最终，先遣营克服重重困难，一昼夜强行军80公里消灭了皎平渡两岸的守军，控制了两岸渡口。事后，刘伯承感叹道：“干部团的同志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他们走到了，还打了胜仗，靠的是什么？靠觉悟，靠党。”
干部团后梯队过江后，陈赓亲率两个营急行军，去夺取位于金沙江西岸20多公里处的通安州。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段路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国民党守军据险以密集火力射击，使得干部团前进受阻，形势严峻。陈赓沉着镇定，命令部队分路迂回，终于打垮了凭险据守的国民党军，直插通安州。
接着，干部团鏖战狮子山，大破国民党军的“滚石阵”，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占领了山顶隘口和临近高地。干部团第2营第5连连长郑士志等10多人牺牲，第3营第8连指导员孔开先和2排长等近百人负伤。狮子山战斗是一场险战，干部团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伤亡100余人。因不明敌情和地形，在进占通安镇后又主动退出，回防狮子山隘口，主力退到江边大沙坝露营一夜，次日再进占通安镇。
在通安镇，干部团又与从会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遭遇。为了给身后数万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干部团指战员，在陈赓的指挥下，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敌三，冲上国民党军已经占领的一把伞梁子和寒扑岭梁子。经过艰苦激战，陈赓指挥干部团以少胜多，攻克寒扑岭、一把伞梁子，相继占领通安州，俘获国民党军600余人。
干部团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被人们称为“铁帽子部队”，红军“御林军”的声威大震。自此，川滇边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铁帽子”红军的厉害，说子弹像蝗虫一样飞也打不倒他们，刀枪不入。而川军一听到头戴钢盔的红军和那个戴眼镜的“陈司令”，更是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会理县党史与地方志办公室撰著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会理历史》写道：“狮子山、阴架河、一把伞——寒扑岭攻击战是关系红军渡江后北上生死存亡的关键战斗。如果失败则会被敌人压回大沙坝-中武山，红军1、3军团和中央纵队等部队则有全军覆灭的可能。”红军如果不迅速占领狮子山隘口，就会有被赶下金沙江背水一战的危险。所以说，狮子山战斗堪比激战娄山关、腊子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然而，在以往的长征史书中，却忽略了这场战斗，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或许是因为巧渡金沙江的重大行动遮掩了狮子山战斗的重要性。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撑不住，连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部肿大。医生诊断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需要立即排脓。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陈赓在危急关头自告奋勇：“我当过医生，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上海开过医院，除了拔牙和接生，我都干过。”“首先要降温，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赶快弄些雪来，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兴许有救。”他带人到山背阴处找来雪，装入几个油布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额头及肝部等处。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苏醒，呻吟肚痛，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高烧渐渐退了。
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已经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毛泽东非常着急，再三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彭德怀命陈赓从迫击炮连抽出1个排组成担架队，并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大炮，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陈赓亲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坚持要参加担架队。陈赓的双腿都受过重伤，尽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仍坚持一步也不离开担架。
周恩来不忍心让战士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几次硬要挣扎着下担架改骑马，但都被陈赓按住：“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上边交代了，你得服从我的指挥。”就这样，陈赓、杨立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7昼夜，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这深厚的战友情谊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1954年，杨立三病故，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给陈赓夫人傅涯送去，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