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澄清一些文章里面，关于戚本禹和关锋的不实描述
文摘
历史
2024-09-23 14:10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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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先生，和戚本禹、关锋二人的渊源颇深，1961年，阎长贵从中国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在关锋担任组长的哲学史组工作。对于这个新来，又是个正经科班出身的年轻后生，关锋甚是喜欢。因此，关锋基本上不让新来的阎长贵参与杂志的正常编撰工作，而是让他心无旁骛的学习如何写文章。关锋虽然不是正经的哲学科班出身，但他的文笔老练，常年的钻研，让他对哲学有着属于自己独到的研究，以及下笔的框架和笔法。如何把自己脑子里的哲学理论，倾注于笔尖，这正是当时刚参加工作的阎长贵，所欠缺的能力。他和戚本禹的渊源，也是从工作中产生了交集，让戚本禹也青睐于这个年轻人。六十年代末的时候，阎长贵曾在戚本禹手底下工作，1966年的下半年，也正是因为戚本禹的推荐，阎长贵才于1967年的1月，成为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因此，阎长贵认为有的文章里面，关于“戚、关”二人的描述，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存在出入和错误，他这个和这二人有着颇深渊源的过来人，其所言的可信度，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细节上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不实的呢。
戚本禹被停职的时间，以及他有没有揭发“王、关”
有的文章里，记述在1967年8月30号晚上，钓鱼台的一次晚间会议上，王力和关锋被当场要求“请假写检讨”，这一点是符合史实的。但是，当时在场的戚本禹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一并要求他写检讨。虽然，“王、关、戚”三人的仕途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一人受难，其余二人也是难以脱身的。但是，即使是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于同年的10月1号，作为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于国庆日这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且，1987年10月2号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报道和照片。根据阎长贵先生的回忆，戚本禹的仕途结束，是过了四个多月之后的事了。除了上面这个小细节的出入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实之处。有的文章里描述，在王力和关锋出事后，戚本禹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主动写了好几份材料，把锅都甩在了“王、关”二人头上。并且，他还强烈的批判了“王、关”二人，直言他俩是“野心家”，想借此淡化自己和这二人的捆绑影响。关于这些描述内容，阎长贵认为是无稽之谈，是一些没经历过的人，根据自己的臆想写出来的。“据我们了解，戚本禹没有写过这样的材料，也没见和听说他有过王力、关锋是野心家这种言论”。
这方面，我个人是倾向于阎长贵的表述，其实，只需要稍微的想一想，戚本禹压根就不会这么操作，至于原因，文后我再阐述。![]()
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戚本禹出狱后住在上海，阎长贵和他也有着往来。就这个问题，两人也进行过简单的谈话，那么，戚本禹自己是如何解释的呢，我们来看看。按照戚本禹当时私下的说法，王力、关锋出了事，他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来源：“我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戚本禹的这个解释很准确，也说明了他为啥不会糊涂的、主动的去揭发了。要知道，“王、关、戚”在六十年代，就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提法了，在大众的眼中，这三秀才就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假设一下，戚本禹倘若真的主动去揭发，甩锅过去。那么，在大众眼里，其余二人干过的错事，你肯定也跑不了。我也有幸曾读过类似的文章，说戚本禹写了不少揭发甩锅的材料，当时就觉得有些发笑，正常人的思维，当时肯定是淡化低调处理，为何自己还会跳出来折腾这些事，揭发别人，不就等同于揭发自己嘛，自己仔细琢磨，这作者也写得太过于臆想了。根据阎长贵先生的回忆，戚本禹当时也确实写了一篇检讨，不过是一篇自我检讨，这封检讨信写于1967年的9月4号。这封信不知道是谁让他写的，可能是他主动写的。在这封信里，戚本禹除讲“王、关”犯的错误和思想根源外，还检讨说，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来源：“我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关锋在《红旗》杂志社拿工资，不干实事？
有的文章里，说关锋在拿着《红旗》杂志社的工资，但是却不干事，相当于摸鱼吃空饷，白拿工资。这描述是有些放大了，当时，《红旗》杂志社里面流行这么一句话：这话针对的对象并不完全是关锋，而是针对当时关锋所管理的整个哲学小组。至于这话的原因嘛，文后咱们再来聊聊，先来简单的聊聊关锋的工作履历。
出生于山东庆云县的关锋，一直生活工作在山东，他在山东搞了多年理论研究，也算是有了小名气。五十年代的时候，被当时政研室的胡绳发现是个人才，就于1956年，把他从地方上调进了北京，在政研室工作。后来，这政研室搞了一本刊物，名为《思想界动态》，为此，也成立了一个名叫“思想界动态”的小组，关锋被提拔为组长。可以说，这本刊物和关锋是相得益彰，关锋本就是搞理论研究的一把好手，这本刊物完全符合他的口味。在这个小组工作了差不多两年，关锋的名气进一步上涨，被陈伯达看中，于1958年的年底，把他挖到了《红旗》杂志社。并且，让胡绳和邓力群专门给他搞了一个哲学组。那么，关锋在《红旗》杂志社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阎长贵这个直接下属就最为清楚不过了，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描述的。“关锋除了参加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些文章，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编务（他领导的整个哲学史组也这样）.......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当时，《红旗》杂志社还有其他不同领域方向的小组，他们不管是组员还是组长，都会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务工作中。唯独关锋领导的哲学组，只有两个工作内容：写文章、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当然，之所以会得到这种特别的待遇，也是经过陈伯达、邓力群首肯的，他们认为关锋有才，没必要为了具体的编务工作分心，他只需要负责两项工作就行：因此，整个哲学组的成员，也都不用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务工作中，只需要一门心思的，跟着他们的老师关锋学习，怎么写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即可。这才在杂志社当时内部流传这句话了：享受《红旗》的待遇，不做《红旗》的事。![]()
而有的文章里面，就抓住这点进行放大性的错误表述了。最后，关于关锋的描述，有的人在文章里，说他六十年代中期热衷于抛头露面，那段时期他所写的文章，就没什么分量了。这段叙述值得推敲和斟酌，首先，文章分量的评价标准是受时代制约的，特别是政论性的文章，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文章分量的轻重，很难有一成不变的标准。
这话说得倒是比较在理，三秀才当时所写的文章，大多都是政论性的文章居多，真正学术性的文章反倒是十分罕见。也正是凭借着一篇篇的政论文章，这三个笔杆子才能崛起，只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也害了自己。关锋和戚本禹出狱后，晚年在家写的文章和著作，倒是有了学术味道。后记
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解，我得声明，我写这篇文章，并非是给他们翻案，也并不是给他们洗白。“王、关、戚”三人有才学是真，以手中笔杆子划破不少人的鲜血和家庭，这些也是真；功和过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有的文章为了黑而写的内容，就有些过了。还是那句老话，一刀切要不得，值得继承的就继承，必须改正的就得改正，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