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冠病疫情后成为移居的热门地点，越来越多东南亚以外地区的人通过中介，提出申请永久居留权，甚至不惜付出比官方申请费高20倍的费用。
（吴先邦摄）
受访中介说，新加坡在处理冠病疫情时的表现及疫后社会及经济的恢复力道，成为许多海外高净值人士和有意移民人士迁移的首选目标。付费通过中介申请者近年有所增加，主要是不谙英语者或想省去处理资料麻烦的申请者。
2019年至2023年
年均3万2600人获永久居留权
虽然申请人数众多，但移民与关卡局和《2024年人口简报》上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2023年，每年平均约有3万2600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只比2014年至2019年的年均约3万1100人略高，获得批准的人数长期维持稳定。
《2024年人口简报》也显示，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在2023年增加了5%，其中主要是工作准证持有者，永久居民则增加了1.2%。
安迁移民顾问创始人何芊卉在移民领域有10余年经验，她说今年咨询永久居留申请的人数比去年多，平均每个月会收到200多个咨询，对比过去只有100多个，增幅接近一倍。她观察到，过去来咨询的客户可能多来自印度，从事银行业。近年则有更多中国和欧美籍客户，多数是国际企业高管或初创公司的专业人士。
成立仅一年多的移民中介PR锦鲤联合创始人张晨说，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出海来新加坡，它们聘请了不少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权的S准证或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持有者，是申请永久居留人数大增，竞争更激烈的原因之一。
其实，从移民与关卡局官网上申请永久居留权，只需90分钟就能填写完毕，而申请手续费为100元。但语言不通和不想处理繁琐的文件要求，以及相信中介提供的“增值”服务，例如写推荐信、安排做义工等会提高成功申请的概率，因此不少人宁愿支付500元至超过3000元，来请中介代劳。
张晨说，多数客户的痛点是准备文件时遇到困难。“例如当局要求出生证明，但1996年前出生的中国人是没有出生证明的。或户口本上的信息没有更新、同一家庭有多个户口本，以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没有资料等。”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个人情况复杂，例如涉及多次婚姻和子女，或持有多家公司等，需要大量时间梳理相关资料，因而选择收费更高的高级配套服务。
张晨直言，新加坡政府不公布具体的审批准标，让一些中介伺机利用申请者的焦虑心理来夸大成功率，从而抬高收费。“例如一些机构和其他保险或留学机构合作，告诉申请人可以通过买保险或升学来提高申请成功率。但这些都是无法获得验证的。”
何芊卉则会直接告诉客户，个别申请者的情况不同，因此无法保证成功，因为是否批准永久居留权的唯一决定权，是在移民与关卡局手上。
当碰到一些条件明显不达标的客户时，何芊卉会建议他们改善条件后再提出申请。一些申请者也愿意参考中介的意见，将申请的时间线拉长，先花半年到一年做社会融入的准备工作，再提出申请。
移民局在官网写明，了解到有商业机构或顾问声称能够帮助申请者，提高获得新加坡长期移民身份（如公民、永久居留和长期准证）的成功率。
移民局：不监管、支持或认证中介
促公众谨慎选择
不过，移民局没有监管、支持或认证这些业者，因此促请公众谨慎选择。若发现有公司发布虚假或误导性的广告，应该向新加坡广告标准管理局举报。
移民局指出，当局会对所有长期移民申请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且不会对申请者聘用这些商业机构或顾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学者：选择中介申请永居
对初来乍到者有实质帮助
中介虽无法保证申请永久居留权成功率，但对初来乍到者仍能提供实质的帮助。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社会凝聚力研究主管梁振雄博士说，政府没有公布过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具体申请数据、评估标准和通过基准，但各界普遍认为申请竞争性极大。
“一般相信，申请人的潜在贡献能力和稳定收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他还包括是否有家庭关系（例如配偶是新加坡人）以及社会融合程度（例如是否在本地上学），还有申请人的品行等。”
梁振雄认为，中介服务对不熟悉新加坡社会的外籍人士在申请做永久居民时，能提供实际帮助。
“例如，长期在新加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马来西亚人可能不认为需要找中介，那是因为他们对我国的系统非常了解，能更好地应对语言要求，也理解社会上一些细微的差别。对于其他国籍的人来说，初接触一个新系统可能令人生畏，提交申请材料也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因此中介服务对他们的实用性较大。”
永久居民申请指标
不曾完全公开
工人党议员蔡庆威今年10月在国会提问，在新加坡居留时间的长短，是否对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有作用，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当时回应，移民与关卡局会根据多项因素来评估申请。
尚穆根说，移民与关卡局会根据一系列因素评估每份申请。申请人的居住时长只是考虑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与新加坡公民的家庭关系、经济贡献、教育资格、年龄及家庭状况、融入社会的能力，以及在新加坡扎根的意愿。
但为了避免潜在申请人调整申请策略来钻空子，或被外国以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方式使用这些数据，因此政府虽然会公布部分指标，但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做法符合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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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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