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维浩
四十年前,我在一本《世界文学》杂志里读到萨特。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在阅读萨特。在枫木岭,我却是唯一。读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之前,我从来不会去想:人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人?我的亲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都是人。这是一个不用解读不用阐释的名词。直读到“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形成自己。人,除了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时,我才明白:人原来是可以被定义的!我完全被镇住了!萨特重新定义的“人”,与“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不同,与“人定胜天”的“人”也不同。没有人跟我讨论过什么是人。我在食堂打了饭菜,没再与其他老师蹲在屋檐下吃饭,而是回到房间,一边吃一边反复琢磨萨特的句子。真是太牛了!萨特,这个“不断地以个人名义和人们自由的名义向现代世界提出抗议,想恢复人的价值”的哲学家,还曾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夜里,我跑到学校后山篮球场旁的草地上走来走去。草地上有一些凸起的坟堆。我却在“找人”。第二天,我满怀敬意地用毛笔把这个句子抄下来,贴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那一年,如果有一位西方记者,跟随着大开领的西装与存在主义哲学由北京出发,跨越万水千山,抵达距北京1800公里的湘西南枫木岭,发现一切都被枫木岭的年轻化学教师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时。他一定会发问:这说明了什么?中国人想干什么?
此前我只学过一种哲学:唯物主义。在政治课和哲学的问答题里,我反复背诵那些题目: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是一元论的世界。精神是物质作用的反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作为典型的唯心主义论断受到批判和嘲笑。在一本《通俗哲学》书里有一幅漫画,笛卡尔两眼朝天,念着“我思故我在”向悬崖走去。对我来说,这幅漫画有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你不思,悬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忽视它,你会掉下悬崖。但是萨特却认为“作为出发点来说,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为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理。”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有分析认为: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终结的开始,现代时期的到来,人进入历史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他也同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分析有点拗口。在我看来,那时候,中国正在反思过去,个人崇拜、集体主义话语、强调利他的价值观已经或正在消失。中国正在寻找与世界对话的新方式,正在设计更好的未来,并务实地寻找通向这个未来的路径。年轻一代需重建世界观和话语体系。无论人们是否认同,存在主义确实契合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阅读和关切。
周末,一群少年在黄土飞扬的球场打篮球,我穿着四十二元钱买来的灰色西装坐在草地上,看存在主义。背景是马尾松、牧童和牛。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图景之一。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策划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6月所撰写的献辞里,编者激情四溢:“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变化万千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两年后当我陆陆续续读到这些书时,感觉正是为我编写的。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是《人的发现》,介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第二本是《增长的极限》,第三本是《激动人心的年代》。
四十年过去了,“献辞”里所预言的“迅速而深刻的改变”已经发生。人们一起“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变化万千的未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9·11恐怖袭击、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新冠病毒、贸易战……中国GDP已稳居世界第二,都在这些年里发生了。未来已来!网络无处不在。信息无处不在。机遇无处不在。当有人谨慎而不无炫耀地宣布基因编辑婴儿已经诞生,当马斯克正在组织研发脑机芯片时,我无可奈何地发现:什么是人?人在哪里?仍然没有解决。人会不断被改造,不断被定义。【摘自曾维浩《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被中国作协评为2022年的十大好书之一。其长篇i小说《弑父》被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普通高等学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列为90年代重要长篇小说,并载入多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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