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以来，僵化古板的奥斯曼帝国内部虚弱不堪，为此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开启了坦志麦特/坦齐马特改革，但虚弱的帝国还是被俄国人给惦记上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挑起与奥斯曼的争端，双方于1853年开启了第九次俄土战争......
战争背景
第九次俄土战争中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都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的，所以这场拿破仑战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后来就被称之为“克里米亚战争”。而在俄罗斯，这场战争则又称为东方战争（俄语：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
所谓的“东方”指得是西欧国家的东方，包括近东和中东部分地区，而在19世纪，东方则专指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东方问题”最早在维罗纳会议上开始使用，此后成为外交上一个专有名词，“被用来概括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它被假定即将瓦解中所造成的各种国际问题”。
马克思形容东方问题是19世纪西方各国在革命和表面安定之后总会出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无尽的困难之源”，并把东方问题形象归结为“对土耳其怎么办”。而东方问题始于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终于一战后协约国与土耳其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
东方问题的漫画
在整个19世纪，东方问题总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欧洲，时不时就浮出水面，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19世纪中期东方问题的一个直接产物，也是东方问题的一个高潮。“东方问题”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提出和讨论，解决方案也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展开的，东方问题显然是欧洲国际局势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而对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它不仅要面对地缘上近邻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的挑战，还要应对来自距离遥远的帝国如英国、法国海上的威胁。东方问题表面上是由于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所引起，其实质是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各存觊觎之心，各国担心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引起。
但奥斯曼帝国毕竟不是被瓜分的波兰，其领土面积更为庞大、人口更多、民族宗教成分更复杂，英、法、俄、奥等国即使对奥斯曼帝国达成瓜分协定，日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纷争再度引起战争。
所以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几大国便致力于维持欧洲均势，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则是一位独断专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专制君主。从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同时一直对西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以促成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尼古拉一世
1844年，他正式访问伦敦，第一次向英国人抛出了这一话题。但英国人不置可否，表示不愿探讨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圣彼得堡与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Sir Hamilton Seymour）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又一次提出了这一话题。
汉密尔顿·西摩爵士
但英国坚决而有礼地表达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问题的态度。不久之后，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接替约翰·罗素勋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职。他在发给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最终指示中十分乐观地重复了英国政府此前的观点：
克拉伦登勋爵
“土耳其仅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损苏丹的尊严和独立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就像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土耳其期望从强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如此，土耳其不仅可以继续存续，还可以不再对自己会否消亡而感到担心。”
英国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声称与奥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又来拉拢英国，无非是想要孤立法国。法国人显然是俄罗斯公开的敌人。两国都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有关巴勒斯坦圣地保护权和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问题的谈判，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导火索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仑三世，一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保护者，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两者之间的外交冲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拿破仑三世
基督教的《福音书》记载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遗迹及其周围救世主耶稣走过的土地，那些遗迹曾激发了十字军的骑士精神，对于基督教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来说，这些地方也都是朝圣的中心目标。
而土耳其人现在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奥斯曼政府负责在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会之间分配朝圣收入和朝圣活动控制权，而这种分配成了长期的矛盾之源。到19世纪，希腊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而天主教会的势力则日益衰减。
在俄国的强大压力下，东正教大牧首的选举地点从伊斯坦布尔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过去几个世纪大牧首选举受控于奥斯曼帝国的局面。于是来自俄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涌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涌来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朝圣者，他们带来的金钱成了圣墓教堂（Churchof the Holy 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
圣墓教堂
对俄国人来说，圣地及其诸多神圣的遗址成了他们获得神圣的宗教体验的源泉。对俄国统治者而言，圣地已经成了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渠道之一。因此俄国与法国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无解矛盾。
法国人在俄国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权，然后又在俄国日渐强大的过程中轻率地将这种特权拱手相送。一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夺回特权，采取行动改变不幸的现状。
1850年，时任法国总统、有志加冕称帝的路易·拿破仑急于寻求天主教党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给他的大使，让他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严格按照1740年的条约给予天主教会应有的特权。
路易·拿破仑
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取消给予希腊东正教会特权的承诺，因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两国之间的争端最终归结到这样的几个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拥有通往伯利恒圣诞教堂主门的钥匙和通往马槽的两扇大门的钥匙，以便他们穿过圣诞教堂进入其地下室；他们是否可以在法国武装的保护下，在圣诞教堂的圣所放置一颗银星；
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在客西马尼园保有“圣母墓的一只橱柜和一盏灯”的所有权。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却让欧洲的外交家们焦头烂额，成了可能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大事。
奥斯曼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直到一位带有反俄情绪的大维齐尔上任。他对希腊人做出了表面上的让步，实际上却对法国人做了实质意义上的让步。他允许法国人庄重地安放伯利恒银星，还把通往圣所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会的主教。
移交钥匙的公开仪式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行，清楚地表明优势地位已经从一个教会转移到了另一个教会。对希腊人来说，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羞辱，对俄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法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
1852年年末，沙皇尼古拉轻蔑地拒绝承认新近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的帝位，还在比萨拉比亚的多瑙河河畔动员了两支军队，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开进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此同时，他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也做好了准备。
沙皇尼古拉
1853年2月，他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一位特命大使——缅什科夫大公（Prince Menshikov）来进行“调解工作”。此人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将领，他对土耳其人的蔑视和对英国人的反感尽人皆知。他行事粗鲁，喜欢吵闹，把战场上粗暴的战术风格带到了外交场合上。
缅什科夫乘着一艘名字颇具恐吓色彩的战舰（“雷神号”）而来。缅什科夫表明他是带着“礼貌的恶意”而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土耳其人，而是要逼他们就范。他不仅提出了宗教方面的要求，让奥斯曼帝国政府重新确认苏丹颁布的给予希腊人在圣地权利的诏书，还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
缅什科夫
他要求苏丹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颁布第二道诏书，确认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地位。俄罗斯想要强迫奥斯曼帝国签署一项条约，将这一协议纳入其中，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秘密的防御同盟关系。
面对外国势力对本国内部事务的这种干涉，奥斯曼帝国政府十分警觉惊愕。法国做出的反应是派遣一支舰队。英国人的反应比较克制，英国政府把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派了回来，让他重新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1853年4月，一艘战舰正从马尔马拉海驶来，到了晌午时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再次走进了英国大使馆。现在，缅什科夫大公迎来了一位值得敬畏的对手。斯特拉特福德立刻证明了他是一位干练的战略家。
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把当前争论的两个议题：对圣地的争夺和暗藏的对保护国身份的争夺分开处理。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解决，天主教会的特权诉求获得了确认。
而作为争斗中的两大国之间的调解人，他彬彬有礼地应对着傲慢自大的大公，而且乐于承认俄国对圣地的主张有其合理性。这一下子就让大公失去了动武之念。斯特拉特福德也表示了类似的尊重态度。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国际争端，他建议他的法国同僚们采取温和的态度。
最终，双方只在一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到底是西欧人还是希腊人应该承担修缮教堂（特别是圣墓教堂穹顶）的重责大任和相关费用。西欧人强烈要求从希腊人手中拿走教堂的修缮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