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当权之后，一直在背后所支持它的军队指挥官——塞夫凯特帕夏，就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并实行军事管制。而在戒严状态下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实际上成了一位军事独裁者。塞夫凯特帕夏塞夫凯特帕夏的权威迅速超越了战争部和内阁，可以指挥所有的武装力量，甚至还涉足了财政和经济领域。不过，他并没有滥用这些权力。塞夫凯特充满爱国热忱，相信宪政理想，与民政部门里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所以在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开始为帝国制定新的法律。首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在1876年宪法里添加、修改了一些条款，确认了近来发生的一些政治上的变化。他们确认了众议院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终结了苏丹传统上的权力和特权。苏丹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尊重神圣法和宪法，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如有违犯，他的主权将遭剥夺。苏丹不再享有任免部长级官员的权力，在提名其他高级官员人选的时候也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规定。当然提名大维齐尔和谢赫伊斯兰的权力仍然握在苏丹手中，但内阁人选完全由大维齐尔本人任命，苏丹只做象征性的批准。与此相类似，众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由议员们选出，也只需要苏丹象征性的批准。苏丹原本有权缔结条约，现在则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方才有效。最后，苏丹将他人放逐的权力也逐渐被废除。就这样，苏丹在政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只负责批准议会的决议，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下的“橡皮图章”。而作为立宪君主，苏丹依旧君临天下，只是不再执掌国家实权。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各部大臣要对众议院负责，如果众议院对他们的工作不满，可以迫使内阁成员下台。因此，最后的决策权就落在了议员们的手中。同时奥斯曼帝国还以实现民族和宗教平等的名义，第一次开始征召非穆斯林入伍。但此时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的理念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所以打造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梦想最终无法实现。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领袖中，塔拉特（Talaat）最肯直面现实，他在与委员会在萨洛尼卡的委员的一次秘密会议中坦承，奥斯曼主义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试图将异端改造成忠实的奥斯曼人的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巴尔干半岛上那些小小的独立国家还继续向马其顿的居民宣扬分离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塔拉特因此，“奥斯曼化”就换了一种新的形式。时任英国大使在写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信中说道：“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看来，‘奥斯曼’的含义终将演变为‘土耳其’，而他们现行的‘奥斯曼化’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将非土耳其人的族群改造成土耳其人。”爱德华·格雷爵士而土耳其化就迫使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学习土耳其语。在这个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败、泛伊斯兰主义也日趋衰落的时代，崛起了一种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类似的新情绪——既激进又植根民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在政治和文化运动中体现为泛突厥主义.......
政治道路
19世纪奥斯曼的改革派还主要依赖少数统治精英的支持。但现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运动则源自本土，其成员自视为土耳其人而非奥斯曼人，其主张源自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主张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其力量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得到多个阶层的支持。青年土耳其人在国内获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此外土耳其大众也支持他们，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他们之中播撒了参与政治的种子，这个世俗政府也十分重视普通人的力量，时常动员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有组织的游行，以支持其颁布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本身就能得到直接的利益。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者们在拥有了宪法之后，就不再设想构建什么新的社会秩序、推翻什么旧的体制了，他们更愿意维护、改造旧有的体系，将其变成自身的政治力量的源泉。与青年奥斯曼人和坦志麦特时期的改革家们不同，他们在政策和方法方面更信赖实践经验，而不靠意识形态的指导。他们当中很少有理论家或知识分子，主要都是些实干派，因而并不重视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而更在意实际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帝国的剩余领土。所以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奥斯曼帝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未来的土耳其是究竟是要演变成伊斯兰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呢？对此青年土耳其人没有正面回答，但土耳其民族理念却已经悄然发展成熟。19世纪末奥斯曼诗人穆罕默德·艾敏（Mehmed Emin）就曾说过：“我是一名土耳其人，拥有伟大的信仰，属于伟大的民族。”他还写道：“我们是土耳其人，流着土耳其人的血，以土耳其人之名为人所知。”穆罕默德·艾敏而欧洲新兴的突厥学，则让土耳其人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在亚洲草原上迁徙的岁月。他们认为，自己起源于“图兰民族”（Turanian，一种假说，认为图兰民族包括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或者叫“图兰—雅利安民族”。这种观点抽象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泛图兰主义。一些人开始梦想，要通过种族上的亲缘关系来团结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并最终实现这些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不仅包括中亚以远、远达蒙古国和中国的一些民族，甚至涉及俄罗斯以西的欧洲，诸如匈牙利和其他一些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国家。不过，真正得到青年土耳其人推崇的是更现实、范围也更有限的泛突厥主义，或者简称为突厥主义。突厥主义要将奥斯曼帝国尚存的部分在根本上土耳其化。一开始，这还只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潮流，但很快就发展到了政治层面。主张土耳其化的社会团体发行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宣传突厥主义。1912年，人们还成立了一些名为“土耳其壁炉馆”（Turkish Hearth）的非政治性的俱乐部，其主要目标是“增进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语言，倡导民族教育，提高土耳其人——伊斯兰民族中的翘楚——的科学、社会和经济水平”。土耳其壁炉馆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层的内部和外部，逐渐出现了意见分歧。1911年出现了一个可以对委员会构成威胁的反对党。这个反对党被称作“新党”，持保守观点，公开批评委员会的宪政程序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新党提出，要在宪法的框架之下维护“奥斯曼的历史传统”，修改宪法的部分条文以加强“哈里发和苏丹的神圣权利”；不过，他们还提出在保留“宗教和民族道德准则”的同时，在帝国内更多地运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新党的一位领袖认为，这个国家有三种可能的趋势：或滑向反动的宗教狂热主义，或进步改革进行得过快，或在保留现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同时实现文化的进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党代会上（这是其党代会最后一次在萨洛尼卡举行），代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不同意见。最后，大会只是做出了软弱无力的妥协。不久之后，在达马德·费里德帕夏（Damad Ferid Pasha）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个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自由同盟吸纳了大部分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力量。在一次增补选举中自由同盟的候选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达马德·费里德帕夏有鉴于此，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解散了议会，随后在1912年的春天举行了大选。这是一次在执政党的强压下进行的大选。贿赂、交易、限制反对党集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用种种手段无耻地操纵了选举，确保了本党大获全胜，而自由同盟只有六名候选人当选。这次选举在土耳其的历史上被称作“大棒选举”。原本人们还只是通过合法手段来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但遭到了委员会鲁莽粗暴的扼杀；在这次选举之后，反对派开始诉诸更加凶险的非法手段。曾经，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马其顿以反抗压迫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一群年轻军官则跑到阿尔巴尼亚支持当地的叛乱，通过军事手段来反抗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这些军官出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名为“救世军官团”的自由派组织。由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已经变成了类似曾经的苏丹政府那样的压迫者，救世军官团矢志夺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权力，通过自由、合法的选举重建宪政政府。此外，救世军官团还认为，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军人就应当远离政治，救世军官团里的军官也不得出任政府官职。阿尔巴尼亚事变发生之后，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引咎辞去了战争大臣职务。接着，众议院近乎全票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这意味着对政府不满者完全没有得到安抚。于是，救世军官团决定采取行动，公开进行军事准备和活动，同时在媒体发表宣言，还向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发表了一份声明。穆罕默德五世随后，内阁全体辞职了。救世军官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由苏丹任命一位大维齐尔，同时由救世军官团提名两名大臣在大维齐尔手下服务。穆罕默德五世苏丹选择了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khtar Pasha）。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此人向来远离政治纷争，以军功闻名遐迩。后来，他的大维齐尔职位又交给了前任大维齐尔——自由派的卡米勒帕夏。戒严状态解除了，但不久之后又被恢复。所有现役军官都要发誓，既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也不干预国政。议会被解散，苏丹下令举行新一轮大选。不过，就在内部党争不断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外国人陷入了战争：意大利成了新的意欲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北非则成了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