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成中国”的关键节点 | 叶舒宪、刘斌对谈回顾

对谈嘉宾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刘斌，考古学家，良渚古城发现者，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玉，为何能帮助我们

认知更早的中国？

主持人：首先有请本书的主编叶舒宪老师来谈谈本书的主要观点“玉成中国”。

叶舒宪：2013年，《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的作者之一孙周勇先生（当时是石峁考古队的队长），在陕西的北部（即靠近长城的黄河边上）发现了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头城（石峁遗址）。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联合考察石峁遗址，聚焦其大量玉兵器生产材料的来源情况。经考察发现，陕西、内蒙古、山西附近都没有玉矿。那石峁遗址大件玉器批量生产的玉料是从哪来的呢？当时大家认为，石峁和中国文明起源之际的玉料开采、运输和传播有密切关联，这就把史前中国的一条重要的文化脉络呈现了出来。

石峁遗址皇城台远眺，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外瓮城墙基内玉铲出土情况，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考古中国》这本书的封面上“中国”两个字，采用的是“中国”二字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金文写法。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一句，即“中国”二字最早出现的写法。甲骨文“中”字是一个旗杆，如今封面设计把玉琮套在旗杆的中间了。“国”的繁体字“國”从“或”，中间的圆圈就像一只玉璧环。如此来看，如果没有汉字记载，除了玉礼器以外，没有更合适的载体或者符号来帮助我们认知更早的中国。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书封

《考古中国》这本书利用从北方到南方再到中原的重要史前遗址，呈现出了甲骨文汉字出现之前玉文化是怎么样先统一中国的，其大致关键节点在良渚遗址，该遗址于5300年前兴起，终结于4300年前。良渚文化结束200年后才有所谓的夏朝。良渚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玉礼器首先变成建构地方性王权国家的重要符号。那时没有金属，没有青铜礼器容器，没有文字，但城有了，玉和城刚好构成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地中海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玉礼器的符号到良渚时期已经传播了将近5000年了。

良渚反山M15出土的玉冠形器，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在安徽含山县距长江约20公里的凌家滩村发掘出的凌家滩文化，2007年出土的最大的玉器，是一件80多公斤的玉猪，它也是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玉器。5300年前80多公斤的玉猪，到距今2000年之际的汉代变成了汉代贵族丧葬用玉的标配——玉手握，即墓主人两手各握一只玉猪。这些现象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文明中很多事物都是“上五千年”就已经“规定”好的。说到一万年，就要提到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哈民玉器研究》中采用的一张图，图中有一个接近白玉的扁珠或者叫扁环，距今已有1万年。更早期的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出现在中国吉林省；再晚一点是黑龙江的小南山玉器，距今9200年，一个遗址出了将近200件玉器，数量非常惊人。所以玉成中国一万年的说法，是根据考古发现最新的数据来定的。

吉林双塔遗址距今一万年的玉扁珠，邓聪/摄，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一万年以来，中国的玉文化脉络

主持人：下面有请刘斌老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谈谈玉文化的交流互动如何呈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进程。

刘斌：考古学在中国刚刚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在100多年前我们是不了解中国4000年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东西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传承？是玉。中国从一万年前开始用玉，到现在还是喜欢玉，这跟一万年以来的玉文化影响是有关的。

从考古的发现可以看出一万年以来，中国文化是从多元逐渐走向一体的。9000多年前黑龙江饶河流域的小南山遗址出土了戴在耳朵上的带缺口的玉珏，还有玉管。玉珏的造型非常有特点，从最早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到8000多年前的内蒙古、辽宁的兴隆洼文化，玉珏的造型在东北地区开始流行。到7000多年前传播到了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都有玉珏；同时也有跟东北相似的玉管，还有弯形的小挂件。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玦，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玦文化圈示意图，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玉珏不仅仅是耳朵上的装饰，还具有某种观念形态，它的传播从兴隆洼文化到长江下游地区直线距离大概是1500公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在长江下游地区，玉珏仍然流行，但从山东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再往南，出现了玉璜。玉璜开始是一个窄窄的长条形，从6000年前开始在长江下游流行，后来在长江下游、黄河下游普遍流行，逐渐发展，（形制）越来越宽，玉璜发展到5000多年前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宽扁的、半璧为璜的物件。其流行地域很广，是女性贵族的身份代表。在胸前佩戴玉璜，是600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标识。

凌家滩文化双虎首玉璜，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这时东北红山文化的玉龙，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它和红山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在靠近长江中游的安徽凌家滩文化也有，从东北红山文化到凌家滩文化，再到良渚文化的早期，都有玉做的物件。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雕龙，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我们还可以看到玉人，这在凌家滩文化里面有典型意义。玉人在凌家滩文化里边有两个造型，一个是站着的，还有一个坐着的，都是当年的首领和巫师的形象。（玉人）是一个祈祷的样子，双手在胸前，后来在红山文化也发现了这个，其造型跟凌家滩是一样的。从考古发现来看，我们相信在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东北的红山文化应该有着直接的交往关系，才会出现这样玉器上的共性。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再往后到53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就成为中国玉器的集大成者。当时没有金属，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玉，玉就成为用来标志身份和用来祭神的载体。

说到良渚文化，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良渚的历史。良渚文化1936年被发现，1959年被命名，人们真正开始认识良渚的玉是在1973年发现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考古学者第一次发现了随葬玉琮、玉璧的墓葬。后来在江苏常州的寺墩遗址，上海的福泉山，浙江余杭的反山、瑶山也有发现。反山的23号墓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玉璧最多的墓葬，里面出土了54件玉璧，是当年的一个贵族女性的墓葬。反山发现之后，我们对良渚玉器就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认识。

良渚遗址分等级墓葬，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良渚文化里边的玉器，将其归纳出来，主要是象征身份跟阶层的玉礼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玉琮，最早在草鞋山遗址发现，后来在寺墩遗址、上海福泉山都有发现。玉琮有一个逐渐简化的过程。在良渚文化发现之后，玉琮最初是刻了很多神像的，到后来它只有横线、竖线，到了良渚文化的最晚阶段，就没有纹饰了。例如龙山时代的距今4300年以后的文化，广富林遗址里面出土的玉琮的分界线只有横线、竖线，没有刻神的面具、神的脸等纹饰了。

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在距今43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玉往北方和往南方的传播态势。往北是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的玉琮，往南就传到了广东的石峡文化，再往北就到了陕北和山西的陶寺遗址。在这个时期，该地出土的玉琮完全就是广富林遗址的造型，可见文化之间的交流。

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的玉琮纹饰似为良渚文化同类玉琮神徽的极简形态，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广东石峡遗址出土的玉琮也有类似良渚文化简化的神徽图案，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再往北到陕北，在延安边上有个遗址叫做芦山峁遗址，里面出土了良渚文化的玉琮，应该是在良渚文化的晚期传过去的；除了玉琮还有石刀，也是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产物。从这件玉琮的材料、造型来看，都可以看出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在4000多年前就传到了陕北。

在近些年石峁遗址的发掘过程当中，人们发现在墙上镶嵌的石雕，其神面纹初看有点像良渚文化，但是实际上是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最像。可以看出当年陕北榆林石峁遗址应该是一个圣地，山东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湖北地区，还有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等，都到那里去朝圣。再往西北到了青海、甘肃、宁夏，也发现了很多的玉琮，大部分没有纹饰。从5000多年前一直发展延续到4000多年前，我们可以看到玉琮在中国的版图上，从东南传到广东，到陕北，到甘肃青海，人们都在崇拜同样的东西。

齐家文化素面玉琮，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再往后，我们发现良渚的玉琮在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被发掘出来了）。这是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传到古蜀国的时候，仍旧被当作一个神圣的东西。古蜀人做了很多的仿制品，所以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都有很多的仿制品。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主持人：刚刚刘斌老师提到良渚玉器对全国的辐射影响。叶舒宪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个独到的观点：五千年前玉文化首先统一长三角，继而在四千年之际统一全国。接下来就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这在玉器的器形上有什么表现吗？

叶舒宪：今天提出“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主要指玉礼器的体系化。其中最有生命力的玉器就是玉璧。今天人脖子上戴的平安扣，实际上就是缩小化的玉璧。

良渚文化玉璧及鸟立高台符号，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在这一万年的过程中，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人们把神徽刻在了玉琮、玉钺上面，让玉器成为显现天命和神圣性的符号。另外，人们把玉钺作为所有玉礼器体系中渊源最深、影响最大、级别最高的玉礼器。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斧，如果再钻一个孔，不把它当工具使用，它就会被认为是政权、军权杀伐的象征。在文献中，周武王伐纣，纣王死后，周武王拿一个黄钺和玄钺将纣王和妲己的头割下。这就是中国正史对钺的神圣地位的突出强调。良渚文化早中期的墓葬，不管多高等级，墓中玉钺就只有一件，而其他玉器则没有这样的数量限制。只有到良渚晚期，在福泉山遗址，单座墓葬中的玉钺才多了起来。

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钺，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所以玉钺引领了整个华夏的玉文化体系。甲骨文的“王”字，就是一个装了柄的玉钺，刃部朝下。收藏在张家港博物馆的崧泽文化玉钺，严文明先生给题的仨字为“崧泽王”。玉钺到了良渚时期，就继承了崧泽文化，开始把最高权力者用带神徽的玉钺来标记了。到了汉代，有一种铜车上面载着的斧头，就是玉钺的变体，这种铜车被称为斧车，代表指挥权。到了清朝皇帝穿的皇袍上一共有12个符号，下边一个黑色的斧头，就代表钺。我们说玉成中国一万年，指的是我们这个文明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都是在一万年前出现的。

主持人：正如叶舒宪老师在书中提到的：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礼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体系，统一了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礼制制度，该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奠定了夏商周国家的玉礼基础。可见良渚文化玉器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以此为主题。

良渚文化与特色玉器

主持人：今天我们把活动地点选在良渚博物院，邀请到了良渚古城的发现者刘斌老师，也想请刘斌老师多为我们分享一些有关良渚玉器的内容。

刘斌：最早在1973年，人们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发现良渚文化的墓葬里有玉琮、玉璧，考古界十分震惊，因为考古界当年认为长三角地区是要在铁器出现以后才被开发的。原来大家都认为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所以良渚玉器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长江流域早期文化发达程度的认识。还有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改变了我们黄河中心论的史观。后来发现的常州寺墩3号墓，是目前为止出土玉琮最多的一个墓，一个墓就出土了33件玉琮。寺墩这个墓是1982年被发现的，同一年，上海福泉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璧，所以1982年是良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上海福泉山被发掘之后，我们考古界提出来了“土著金字塔”，因为福泉山是在一个平原上突然出现的大土墩，修建需要花很大的人力，代表了一种等级社会。后来到了1986年，人们在浙江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就是反山的12号墓。 

红山文化的龙、凌家滩的玉人等都是体现自然崇拜的玉器，到了良渚文化良渚人发明了神像，（比如在活动中展现的这尊神像），头戴羽冠，两手扶在胸前，下半身是鸟的爪子。这是人神跟鸟神相结合的一个半人半兽的产物。在良渚人的神像之前，人们所信仰的是一个自然的神。自然的神在河姆渡时代，在7000多年前在长江下游地区就有了。而良渚神像中，神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鸟，鸟的身体是兽面的眼睛，代表天神的眼，这只眼是通过一只鸟为载体的，所以良渚人神像的设计，是以鸟为载体跟以人为代表的王结合，从而产生的神。我们把它读懂了之后，就可以明白很多良渚玉器是怎么设计的。

良渚反山M12出土的玉琮王及纹饰线图，图片引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再往后的良渚文化里边，除了崇拜跟人有关的神像之外，良渚人还继承了对龙的崇拜。所以在良渚早期的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龙首纹的玉器。在反山22号墓葬里边，有一排一串挂在胸前的玉圆牌，每一个圆牌的上面刻了两个龙头或者三个龙头。龙头和神徽完全是两种动物，神徽的兽面是有獠牙的，龙头是没有獠牙的，龙头的嘴巴像牛、马这样的嘴巴，它的眼睛上面是有角的，在鼻子到额头部分往往还会有一个菱形纹。菱形纹在商代的铜器上也很流行，也是跟某种神的崇拜有关。这在良渚文化早期流行，到中期以后就没有了。

关于钺，良渚的钺是由三件器物组成的形制，把的长度是80公分到70公分，在把的上面镶嵌了一个像小船一样的装饰。我们读懂了冠状式后，会发现它是冠状式对折起来的样子。也就是说良渚人权杖的设计不仅仅有君权的象征，也有神权的象征。人们把神的帽子戴在一个象征王权的权杖的上面，或者像反山12号墓发现的那样直接把神像刻在玉钺上面。在5000年前，良渚人就设计了君权神授、王权神授的理念。 

关于玉琮，我们发现良渚的玉琮在1000年间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圆到方的演变过程，上面的纹饰越来越简单，到了良渚以后的广富林文化就看不到纹饰上刻的鼻子和眼睛了。到后面形式代表内容，当看到外方内圆的样子，人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象征。通过玉琮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它1000年来的变化过程。它也影响到其他的玉器。 

关于良渚的璜，良渚是个非常规范的礼制社会，玉代表级别，女性配璜，男性会配三叉形器或者锥形器，半璧为璜，有一些璜的上面也有神徽纹饰。所有的这些玉礼器的组合都是直接祭祀神的，还有表示权力跟身份。这是我们读懂良渚玉器的关键，这是一个神话世界，人们设计了一个神像，搭配了很多玉礼器，王或者首领要把自己打扮成神的样子进行统治。

新京报书评周刊“日常出逃计划”

202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年度主题“2024日常出逃计划——一场以阅读为名的脑洞漫游”。在全年的采访与活动中，我们将收集嘉宾面对日常生活，借由阅读与创作获得了哪些超脱生活琐碎的发现性时刻，如何在阅读和思考中，重获力量。考古学者读书多、行走更多。考古不仅要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也要去看实际的遗址和器物。两位嘉宾从自己考古和行走的经验出发，将阅读和思考的维度，拓展到了更广阔的人类存在。

叶舒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今天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人，除了游玩以外，就要把所考察的每一个地点当做是一个新知识的探索点，这样的话积累下来，就必然会有巨大的成就，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6次玉石之路考察坚持十年，我们发现古书中根本没有记录的多处史前玉矿。现在良渚博物院相关的陈设配套和纪念品见证了旅游开发的日新月异，为今天的青年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地考察的机遇。

刘斌：中国古人讲格物致知，现代科学包括考古学，就是一个格物的过程，是对于世界物质、宇宙万物详细考究的过程。我认为100年前就算是大家、大师们，也并没有我们现在对世界的了解多，因为他100年前根本就不知道夏代以前的样子；200年前全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地球或者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格物致知，对于宇宙、地球的文化有了比较客观的认知。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高等动物，我们会去想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到哪里去，在宇宙当中的定位如何，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是一切科学、一切知识产生的原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神话，产生了文化的创造，但是到后来陷到神学或宗教学中，就脱离了物质本质的客观。所以近200年以来，由于近代科学跟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人类又真正地站在了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人类本身，看待整个地球跟宇宙本身，这是我们认知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学习的原动力。人类到了一定的物质程度，尤其信息时代，我们对于地球的了解或者其他地区的了解，每个人更想要探索定位问题。考古对于知识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当下、思考未来，即面对未来人类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个是总定位，让我们能够更加自信，认清应该如何发展。这是我们考古对当今的意义。

速记提供 |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整理 | 吕婉婷

本文编辑 | 张进

本文校对 | 赵琳

本文内容经合作方与嘉宾确认，所有图片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提供。

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