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发真金白银了。
上海宣布今年投入市级财政资金5亿元，面向餐饮、住宿、电影、体育等四个领域发放服务消费券。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上海也是今年以来首个对市民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城市。
而背后，是舆论建议上要国家直接发钱促消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虽然国家年初定调2024年为“促消年”，但截至目前，尽管先后通过买车补贴、“以旧换新”、消费节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刺激消费，传导至下游市场，效果却始终不甚显著：
8月，居民消费增速在7月低增速基础上再回落0.6%，全国社零同比增2.1%；其中，商品零售增速回落0.8%，仅增1.9%；
品类方面，大宗消费主力、数据一向坚挺的汽车，如今却成了商品消费的主要拖累：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8月同比降7.3%，较7月跌幅再扩大2.4%；
一线城市中，已公布8月消费数据的北京、上海，更是继续负增长。
于是，在上述背景下，近期国家发改委针对居民消费再加码，彰显将“促消”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9月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消息一出，包括专家学者、热心网友在内的各界声音，纷纷提议：
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才是短期真正能“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的王道。
那么，国家即将推出的“一批增量政策举措”，有可能将此前的“发券”以“发钱”代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几个问题：
原因一：中国人的储蓄习惯
有人可能要急了：
国家不给我发钱，说来说去问题出在我自己头上吗？
现实情况是：就算你没有存钱习惯，但架不住决策层面看到的宏观情况如此：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我们的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36%-45%之间，显著高于全球平均25%-27%的储蓄率。
而对比过去几年以“撒钱”闻名的美国，差异则更明显：
即使补助导致了疫情期间国民储蓄率“飙升”，其居民储蓄率在2020年峰值期也只达到了15.86%，其余年份平均在5%左右。
因此，如果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给我们的居民发放现金，则必须权衡：
不排除收到补助的居民，将其中的部分甚至全部现金“左手倒右手”，直接又送进银行转为了储蓄，而非真正用于消费。
这样非但没起到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的正向作用，在我国庞大人口基数的加持下，反而可能造成大规模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的负面影响。
原因二：惧怕通胀带来的隐患
以史为鉴，2020年以来，美国实施巨额经济救助计划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深陷高通胀泥潭，居民生活成本飙升，收到的现金以物价上涨的形式“还了回去”。
发展到2022年5月，美国见证了近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给大量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特别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进一步加速了贫困化。
对应到中国中等收入以下（指月收入<5000元）人群仍占绝对主导的现实情况，虽然直接发钱有望在短期内实现消费市场的跳涨，但长期来看，随之而来的通胀却可能给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雷”。
不过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决策层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现在面临通缩的可能以及背后的危害，这也给“发钱”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原因三：直接发钱的政治影响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超过14亿的人口、以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状，让“发钱”这件事在顶层设计阶段，即面临重重考验：
给哪些地区发？给哪些收入群体发？给哪些年龄层发？怎么保证落实？……
这些问题中一旦有一个踩错点，都可能会酝酿一场巨大的国民情绪风暴。
综上，我们预计：
相比“发钱”，下一步刺激消费的主要思路，会从源头拓增居民收入，并间接影响居民消费意愿。
典型的手段，包括发展服务经济、提供就业创业支持等一系列“保就业”手段，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业，让大家拿到更多的工资，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达到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终目的；并继续通过消费券等形式，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
而对于高线城市而言，近日官宣的“房贷新政”也是一大例证，将存量房贷利率调降0.5%这一举措，虽然看似仅与地产相关，但实际上，内核字字不离消费——
通过为身背高额房贷的购房者减负，能够弱化高线城市居民在当前环境下日益严重的“财富缩水”的心理效应，从而间接实现让居民有钱花、愿意花的“促消”效果；
926政治局会议再加码，自“重拳出击”整顿楼市以来，首次释放“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重要信号，业界据此分析，接下来有望进一步取消限购；
此外，国家还可能通过进一步建设保障房项目等形式，从根本上解决因住房压力所导致的，高线城市居民消费积极性收缩问题。
当然，针对部分低收入、但消费增速快、潜力大的人群/地区，不排除小范围试点向居民发放现金的可能；并且在形式上，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发放专用于“消费”这一特定用途的数字人民币等形式，保证财政资金精准促消费。
但无论如何，国家发钱“促消”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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