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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有医院骨科，“不到一天时间，‘律师’来了一二十个。”躺在病床上的朱莉惊讶地发现，自己住院这两天见到的律师比医生护士还多。
今年11月的一个下午，朱莉在路上被电瓶车撞倒，小腿骨折，住进了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某三甲医院骨科。刚入院没多久，就有好几个自称律师的人走过来，说能帮她代理交通事故赔偿的案子。从来没跟律师打过交道的朱莉没想到，因为车祸住院，自己成了律师的“香饽饽”。一天下来，她的床头柜上已经放了近20张律师的名片。和朱莉一样，几乎每一个在病房里见过这些律师的人都觉得，眼前这些年轻人与他们心里律师的样子相去甚远。在大家的印象里，律师总是与“精英”“白领”这些词汇画上等号，影视剧里的律师，或重回案发现场调查取证，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维护公平正义，或是手拿公文包、踩着高跟鞋出入高端明亮的CBD……
然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当“等客上门”时代远去，越来越多资历尚浅、缺乏案源的律师不得不“下沉”到市场一线——医院，寻找客户。骨科病房，见证了这些法律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持。
穿着运动鞋、手拎公文包的李明岳一进病房就凑到朱莉床前，熟门熟路地问：“你的脚怎么受伤的?在哪条道路?对方是主责还是全责?我是律师事务所的。”话音刚落，他的同伴赵慧也走进来，在一旁帮腔。没过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了一位穿条纹衫的年轻男律师。短短10分钟，这间不大的三人病房挤进了三位律师。“昨天折腾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还有人来，都是你们的同行。”朱莉说。这些不请自来的律师在问过基本情况后，一般都会告诉她：她有正式工作，可以申请工伤赔偿;肇事方是快递小哥，有公司买的保险，赔付能力较有保障……她和家人觉得新鲜，又疑惑：“每个人的说法，甚至话术都差不多，我们也搞不清楚该相信谁。”
不仅在上海，在全国很多城市，越来越多的律师和自称“律师”的法律咨询公司人员正“潜入”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病房，寻找客户、推销服务，以获得案源。行业内，大家把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为“扫楼”。“扫楼”时间长了，“律师”们各有各的诀窍。
“遇到老年人或者旁边没有家属的，我一般不会去问。如果是年轻人，因为工伤或交通事故受伤的可能性就很大，他们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因为长期“扫楼”积累的经验，李明岳基本上站在病房门口向里面望一眼，就能知道这间病房值不值得走进去。
遇到有医生查房、护士换药，李明岳会退到走廊或避到楼梯口。骨科病房里，律师们要让自己在医护面前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又要在病人和家属面前，显得比任何人都更专业、可靠，从而赌一个大海捞针的签约机会。一番交谈后，李明岳给出了自己的报价——15%，即收取朱莉最终所获赔偿金的15%，作为律师服务费。而此前朱莉听到有律师的最低报价只收6%。“那个价格根本不可能做，当心被忽悠。我们是正规律所，就在法院立案庭对面。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李明岳递出名片，上面印着一行字：“望我之所想，即你之所愿，用我之所长，解你之所难。”从朱莉的病房出来，李明岳又立刻拐进了隔壁病房。这个下午，他和赵慧要跑完骨科住院部两层楼的所有病房，还要去一趟急诊住院区。“有时间的话，晚上再去另一家医院。”赵慧说，“这些骨科比较好的医院是我们‘扫楼’的重点。”“从去年底开始，这样的人一下子多了。”在这家医院骨科病房干了多年的护工王阿姨说。有一次，她推着患者去手术室，旁边一直跟着一位自称是患者朋友的年轻人，“我以为他真的是亲友，就让他帮忙洗衣服，对方这才说自己是律师。”下沉到骨科病房发名片、抢案源的律师越来越多，这与律师人数的激增不无关系。根据202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截至2023年底，全国律师人数为731637人，同比增长12.51%。而2018年，全国律师仅423758人。五年时间，全国多了30万律师。大量新的从业者在短时间内涌入，并没有带来更多机会，反而成为一种压力。“一方面是律师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某些领域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在萎缩，一些大的律师团队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会精简团队，青年律师被迫独立走向市场。”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志军说。对新入行的律师们来说，在“僧多粥少”的环境下，如何获取案源成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安志军解释：“青年律师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和从业经验、能力，只能选择那些服务对象有迫切需求、而对律师专业要求比较低、办案程序模式化的领域，比如交通事故和工伤案件。于是，青年律师们开始涌向骨科和急诊病房。”这些律师们带着各种目的，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寻找着所谓的“案源”。他们或是询问刚做完手术的患者，或是向患者家属递上名片，以各种暗示性的话语诱导患者及其家属去思考手术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维权”的必要。这些律师的这种拉业务方式，使得原本应该安心养病、信任医生治疗方案的患者们，内心产生了动摇和欲动。网传，有当地的知情人爆料：病人住院三个女子都不陪护，听说护士发现病人死亡，就到医院闹事，想分钱了。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在此，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造谣、不传谣，静待官方通报。医护人员他们在手术台上兢兢业业，术后还要操心患者的康复情况，如今却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对这些律师带来的潜在医患信任危机。每一次的询问、每一个怀疑的眼神，都是对医生职业尊严和仁心付出的无形打击。一个成功的手术，可能因为律师的几句挑拨，就被患者家属误解为存在医疗事故隐患。这不仅伤害了医患之间本应有的信任关系，促酶医患纠纷，也让医生们的心理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医生的职业热情和医患矛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很缺德的职业，就是专业医闹。曾经遇到过一个同事朋友的父亲急性脑梗住院治疗，手术后还是去世了。这时候一个人找到他，自我介绍说可以帮他讨回公道，只要签份协议，让他们代理所有的事，他本人不用出面。虽然同事没有和他合作，但这个人说明的流程还是让人细思极恐。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请一批妇女，到医院门口披麻戴孝，拉横幅，撒纸钱，这些人每天要一百块，然后有一批壮年男人找茬子挑事儿捣乱，必要时可以推搡脏骂，这类人每天两百块。然后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会开始谈判，他们有几个从事过医疗保险的专业人员，对规章制度索赔都非常熟悉，治疗过程肯定会被找到漏洞，这时医院就要妥协了，这些人每天五百块。医院赔偿后，除去请人的费用外，他们要抽取赔偿金的30%作为佣金。甚至曾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一个老大爷，家住医院附近，一天他与家人闹别扭，离家出走，到医院大厅蹭空调。大爷在大厅长椅上睡了三天。这天保洁阿姨打扫卫生，意外发现大爷早已凉透。通过大爷手机，紧急联系到他家属。家属当场发飙。声称老爷子是在医院死的，医院必须负责，索赔60万。最后，还还价，赔了10万。后世的哲学家沃兹基曾经说过：一旦不要脸，人生就别有洞天。600多年后，亚当斯密写了一部皇皇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提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仿佛在穿越时空帮助王六儿提供了价值观佐证。他在书中指出：一个人可以追求私利，但是绝对的约束条件是不得损害他人。如果一个人靠损害他人，去谋取私利呢？有理无理，一闹就赔。这种情况一直出现了很长时间，直到阿宝和理记两人，在衡阳医闹中打得一拳开之后，才引起了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对这种医闹行为予以强有力的打击和震慑之后，才渐渐隐没风波里。许多人都不理解，明明有法律法规，明明医院委屈，为什么不敢叫板，只有委屈求全？那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基层医院的院长或者卫健部门领导，都不是在技术岗位上选拔上来，都是上级领导任命的，所以他们只会对上级负责，不太理会下面的诉求。也就是说，无论院长是不是医生，院长的立场都是官僚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医生的立场。那些人，在医院闹事，正好打到了维稳第一和领导政绩两个软肋上。一旦出现了群体性事件，也就是这个医院维稳不力，说明领导工作不好，影响领导的升迁之路。那么，既然可以用钱解决，领导层大不了把下面科室开源节流，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前途就可以了。这也是，时有医院发生医疗纠纷之后，仍然有人，敢置法律于不顾，在医院停尸体、烧纸钱、拉横幅，聚众医闹而无惧无畏的原因。医生遭遇多了，又总是找不到答案。就像河流上的叶子，很难找到方向，更难决定方向。经历多了之后，就逐渐相信，河流早就规定了命运。这就是命运，不是不可改，而是难以由你改。大量律师主动进入医院联系患者，除了以上的问题还会给医护人员和整个医疗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呢？（一）扰乱医疗秩序：这些律师的行为可能干扰正常的医疗流程，影响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例如，护士和医生可能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向病人解释情况，或者处理由此引发的问题。（二）医患关系紧张：律师的存在可能使患者更加关注潜在的法律问题而非健康恢复，增加了医患之间的沟通难度。患者可能会变得更为谨慎或怀疑，这不利于建立基于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个别律师向患者承诺不切实际的结果时，可能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患者可能会因为对法律援助的期望值过高而对治疗效果不满，进而质疑医护人员的专业性和诚信。（三）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一些不良律师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怂恿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法律诉讼，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成本，也可能使他们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四）误导患者：非正规渠道的律师可能会给患者提供错误的信息，比如夸大赔偿金额等，使得患者做出不理性的决定，甚至放弃合理的治疗方法而去追求所谓的高额赔偿。（五）占用医护人员的时间：医护人员可能被迫花费更多时间在解释、沟通以及应对这些外部因素上，而不是专注于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服务。（六）损害医院声誉：此类事件一旦曝光，会对医院的社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降低公众对该机构的信任度。（七）心理压力增大：医护人员可能会感到被质疑或不信任，特别是当他们的专业判断和操作受到审查时。这种感觉可能导致士气低落，甚至产生职业倦怠，从而影响到正常的治疗。（八）工作负担增加：医护人员可能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解释诊疗过程、提供医疗记录和证明文件，以应对律师的查询。这种额外的工作量可能会分散医护人员对直接护理患者的注意力，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九）决策顾虑增加：医护人员在进行诊断和治疗选择时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担心任何决定都可能在未来被挑刺或用作法律诉讼的依据。（十）法律风险提升：医院和医护人员面临更高的法律诉讼风险，即使是在合规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误解或其他因素而卷入法律纠纷。所以，对于医闹，根本上还是要解决医患信任问题。主流舆论这一块，一定要保护好医生。医疗系统有问题，该锤当然要锤。但是，要防止过犹不及，将医患信任锤得一片零落。来源：医学猫
30万医护都关注医味（ID：yi-b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