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个中国记者节，我们来聊聊“调查记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滋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权力腐败，官商勾结，社会道德沦丧等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通病。新闻业发起的“扒粪运动”，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作品《城市之耻》为代表，将笔端指向政府与黑势力的勾结、金融保险的欺诈、药品和食物中的有毒成分、监狱里的虐待、街道上的卖淫、教会神职人员的虐童等，由此掀起了一场荡涤全国的社会运动。早期的调查记者，带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和正义感，以寻求社会公正的名义，向政府和权力机构的腐败宣战。

美国历史上的1902—1912年，被称为“扒粪运动” 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调查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他们甚至可以向总统以及总统代表的权力机构提出挑战，要求政府、州、联邦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在当时的美国，调查记者作为“扒粪者”，被视为公众的眼睛，“扒粪运动”及其发展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和连续性报道，一度成为美国新闻业务的圭臬；“扒粪运动”推动美国政府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革新与改良，更奠定了记者在美国作为“第四权力”的无冕之王的地位。

在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中，由于《华盛顿邮报》《时代》《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调查记者对尼克松政府的穷追猛打，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互相指责。“水门事件”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公开议会会议记录，并陆续通过了《阳光法案》（Sunshine Law，1976 ）、《政府道德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1978 ）、《总统记录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1978 ）。其中，《阳光法案》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旁听会议，获取会议信息；《政府道德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的官员必须公开公共财政收入；《总统记录法》规定，总统离任12年后，除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文档外，执政时期有关政府事务的记录、信件等应全部向公众公开。

美国调查记者在很大程度上以“良心的守护者”的角色推动着美国社会信息公开与民主进程。在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过程中，调查记者不畏艰险，以呈现事实、揭示真相作为职业追求。曾获得普利策奖“公共服务奖”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斯蒂夫这样评价自己长达38年的调查记者经历——“令人着迷的工作”。在“扒粪报道”繁盛的20世纪初的美国，轰动性新闻、花边新闻似乎没有多大市场，因为调查记者已经为美国新闻界树立了行业标准——“强硬的愤世嫉俗者，勇敢的大无畏者，高度专注的特工，权力的质疑者”。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调查记者更多地以“改良者”，而非“革命者”的形象存在：他们并无意于推翻美国的社会体制，而是为这个体制寻医问病；他们通过对形形色色“黑幕”的揭露，为决策者提供改进的机会和良方。

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

2001年，通过考察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与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勾连，陆晔与潘忠党基于大量经验材料，发表了《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阐释了职业新闻工作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意义: 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只是局域和碎片的呈现，但仍不失为推动中国新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解放力量。

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这样的“名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得以不断发酵，成为了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期待，也发展成为了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彼时正值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三个十年，也是名记者人辈出的“黄金时代”。

如大多数人所知的那样，一大批调查记者在他们的“黄金时代”，活跃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留下了教科书式的深度调查案例。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促成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著名的“揭黑记者”王克勤接连发表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性报道，对中国经济秩序的改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至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等脍炙人口的文字，也成为了这个时代鲜明的注脚，影响着一代新闻人。正如《南方周末》前记者陈菊红所言：“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通常，调查记者被视为新闻从业者队伍中追求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杆。近年来，在技术、政治、市场等多重压力下，中国新闻业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重构和变革，调查报道行业比过去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01-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

伴随舆论环境的变化和新时期宣传报道力度的增强，媒体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塑造社会认同，对敏感性社会问题的报道加强了行政控制，网络管理部门针对商业网站的深度报道重申了其不具备原创新闻采访权的规定，由此，客观上限制了调查报道的供应量。

“我觉得，（新闻）环境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好。刚开始，我们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以为天只有那么大，爬起来发现空间大了，但其实还是在这个控制中。外部控制的弹性也在增加，其实没有本质的改变。”“管制依然有效。就看它什么时候拿出来治你。”杭州 《青年时报》的一名调查记者认为， 严苛的新闻环境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媒体生态环境和舆论监管环境的不好，从而影响到报社的生态，然后会影响个体记者。比如调查记者待遇不如人，经受考验很多。经济上也不好。做记者的，真正支撑自己在往前走的是新闻理想和热情。”

02-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

调查记者并没有普通记者那样风光，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卧底”。他们往往要一人兼施多重身份，为了调查清楚真相，学会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候为了拿到第一手的实地采访素材，还要隐瞒身份，对拍摄设备进行处理。而在一些灾害现场、犯罪窝点，他们还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经常面临被打、被扣押等风险，但报社无法提供足够的庇护。

03-不尽合理的薪酬体系

从调查记者特殊的职业属性和现实的招聘待遇来看，调查记者的岗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曾经《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一直是国内新闻界的翘楚，揭露了很多社会焦点矛盾背后的问题和真相，对整个舆论的引导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栏目背后的从业者多少都有一腔新闻理想。

但是，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调查记者队伍的老化问题突出，新的年轻的调查记者又很难招聘，这类节目的产出量已经下滑，影响力大大削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媒体用人体制的不合理。调查记者既没有丰厚的待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职业生涯上面临一定的转型困难。

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陷入发行下降、盈利亏损、人才流失等生存困境，不少市场化都市报裁减甚至撤销了深度报道部，且普遍压缩了用于调查报道的采访成本，“优秀媒体人的加速离职转型引发一些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衰落的担忧”。

04-调查记者的职业特征

调查记者与普通记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工作的机动性，一有新闻发生就要立刻赶往现场。订不上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的票，不管多远也要驱车赶往事发现场，对于这样的岗位要求来说，不管是节假日还是恶劣天气，抢新闻都是不得不做的。

调查记者的采访周期基本是两三天以内，有可能48小时连轴转，一来一去采访完就要回编辑室做片子、审片子，追着新闻热度抢发第一手消息。调查记者基本实行了作品承包制，谁采访谁出片，有一个固定的劳务费，奖金直接与每期的收视率挂钩。

从工作强度来说，调查记者的工作强度绝对大于普通行业，属于重体力劳动者。“奔波”是记者的家常便饭，这是职业属性决定，而调查记者必须要比普通记者挖掘到更深的新闻源。普通新闻记者要跑量，调查记者要跑深度。“新闻民工”一般用来调侃记者、编辑等新闻业务从业者，而调查记者是最苦的。

所谓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一定的功能和相关的行为规范及模式。在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新闻从业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长期争论和探讨的话题，他们如何看待并认同自己的角色，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的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认为自己在新闻实践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元。1975年，詹诺维兹把记者角色概括为中立性的把关人和参与性的倡导者两种。

中立性的职业角色，强调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道。记者的职责在于反映现实，而不是推动现实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记者只需提供全面和充分的信息，公众自可凭理性判断。在实践中，客观中立不仅是一套价值，也成为一套实际做法，如倒金字塔写作、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事实与意见分离、平衡报道等，记者只要遵循这套例行程序收集事实，就能符合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倡导式的职业角色，这种模式则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纯粹以做个旁观者为满足。这种角色模式认为客观是不可能达成的，记者的工作主要是呈现不同的意见与观念，尤其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发言，体现当权者权利分配不均的后果，并且凸显社会与政治变革的阻碍。

01-中国式的倡导新闻业

中国记者往往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倡导者色彩，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新闻业的两个传统密切相关：

其一为文人论政的传统。作为一种职业的记者是在近代新闻业在中国诞生以后出现的，由于身处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记者们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的愿望。所谓“报馆有益于国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类的说法已经定位了记者和媒体的功能在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

其二为党报的喉舌传统。在党报模式下，媒体只不过是对列宁的经典表述“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一种印证而已。记者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负责传递党的声音和上情下达。

受文人论政传统和党报新闻观念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新闻文化具有很强的倡导性。“这种倡导新闻业往往以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为特征，并且力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它和推进它。不过，这里的前提是，只要这种价值取向带有某种‘公共性’或‘正义性’，如为人民争取权益，为国家和社会争取进步等等。”上述特征在当代调查记者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倾向于扩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尝试对新闻事实做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等强势群体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报道不够平衡、全面和理性。对于早期的调查记者来说，这样的新闻实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原《南方周末》记者郭国松便承认“我早期的认识也是不足的，文章杀气腾腾、感情色彩很浓厚。”何尚恩在对中国记者进行分类研究时，其中重要的一类就是倡导式的记者。作为一个记者就意味着要解决社会问题、推动中国进步。

《南都周刊》记者石扉客提出要警惕“新闻业内的自我神圣化”。在他看来，这种情绪有其合理性，“自我神圣化和悲情化是孤独前行的新闻人用来互相温暖或者壮胆的需要。”但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被越来越多业内同行接受的现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慢慢丧失了。在体制越严苛、环境越恶劣的时候， 将新闻人还原成普通人或许也就越安全。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转轨，孕育这一现象的土壤会日趋消失。”

有鉴于此， 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但这一专业化过程“不是一种对民间、社会、政府的行进历程漠不关心的历程，恰恰相反的是，它更加关心的，不是通过一个报道、一个言论、一个调查来寻求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站式’解决，而是从自己职业的基本标准和行业尊重， 来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02-中国情境下的新闻客观性

客观报道一直备受新闻媒介重视，在美国，它不仅是新闻工作的一种专业规范，也是主要的新闻专业理念之一。“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始终是人们评判新闻工作的原则。它既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和规范化的理念，也是一种微观实践；它既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是新闻操作的程序和标尺。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媒介环境的逐步开放， 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理念也进入到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认知中。

与中国新闻改革的进程相伴随，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也逐渐拥有了他们对于专业主义的感觉， 在他们的新闻实践中学习“用事实说话”。不过，“这种新闻专业文化尚未被理性化，也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价值体系，成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目前还仅仅是以零散的、模糊和不确切的‘新闻文化’的形式贯穿于部分记者的新闻实践当中。”虽然很多调查记者未必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但是，他们对于客观、中立、平衡等技术和价值的认可程度已经说明，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正在当代中国新闻界发生作用，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和行为， 进而影响着媒体的新闻表现。

西方新闻界倡导式的职业角色产生于对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的不满，它希望新闻记者扮演一个更加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与之相反，中国记者的中立式角色则是对以往倡导传统的一种“纠偏”。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调查性报道作品中，弱势一方的声音往往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呈现，而相对强势的一方，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表达权利。当然，这种不平衡的呈现或许也与强势一方对记者采访的不予理睬、不屑一顾、不为所动有关。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倡导者模式的影响下，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衡。对于新一代的调查记者来说，虽然突破强势部门、人群的难度依然很大，但是客观、平衡、公正的要求，使得他们必须平衡呈现事件双方的观点，比如通过多个信息源互证的方法等等。可见，伴随着新闻专业化的推进，新闻专业主义不再只是学者们学术探讨的话题，而已经进入众多新闻从业者的视野，并被他们反复言说。

黄缨杰对新一代《南方周末》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所做的研究便表明，“客观性”理念已经在南方报业内部形成一种“共识”，尽管这种客观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记者应该遵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准确、中立地表达与传播真相。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调查记者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是被中国现实的新闻生产环境逼迫出来的，新闻业对现实世界的报道往往受到较多外部控制因素的阻碍，调查记者试图通过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外在挪借和文人论政的内在理念去努力实践新闻理想。从客观中立的观点来看，新闻传媒应该将信息传送给公众，扮演一个中立的信息传送者角色。但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观念并未特别强调这种中立的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而是更加强调对政府和其他权威保持怀疑的对立性角色。为了追求事实真相和自己的职业价值，客观性有时不得不成为塔克曼所说的“策略性仪式”，以此规避从事揭黑性质的调查性报道所带来的职业风险。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记者更注重倡导，但多年后，一些老记者开始反思曾经的新闻实践，客观性也已进入他们的职业意识。21世纪后入行的新一代调查记者更强调中立，但在转型社会，他们无法真正做到“零度情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倡导与中立的分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调查记者在微博上体现出更强的倡导色彩，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十分激进， 甚至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参与、介入、影响到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记者职业角色的扮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话语、文本与实践之间体现出微妙的歧异。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二者相互缠绕，难分难解，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局面。不管是将客观性视为一种策略性的仪式，还是真诚地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这一核心理念，至少很多调查记者在他们的话语和文本中已经越来越认同，报道需要做到客观、平衡、全面和公正，并且努力在新闻报道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