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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九”起义往事杂忆
任秉钧
时逢“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之际，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不禁回忆起当年自己参加绥远起义的一些情况。
我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住在南京。
1949年3、4月间，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纷纷把文件装箱运往台湾。一般官吏，人人垂头丧气，各谋出路，或走台湾，或奔四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蒋军士气不振，兵无斗志，人心涣散，官有门户之见，多思保存实力。
再看绥远形势，由于八年抗战，拔兵抽丁，罗掘俱尽，十室九空，为了避免再遭战争的破坏，当时绥远有识之士，均主和平，不主战争。
纵观上述形势，深觉自己年逾不惑，再不能盲人骑瞎马似地追随国民党逃往海外，自贻伊戚，急宜改弦更张，另谋正当出路。
回忆在广州时，我这个绥远人，何去何从，反复思维，昼则长吁短叹，夜则捣枕捶床，一时定夺不下。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走起义之途，回归故乡，参加绥远起义。遂于7月2日离开广州，毅然乘机归来。
在返绥途中，于兰州曾会见马鸿逵。马对我说：“你可告知董其武，请他早日靠拢宁夏。今年冬季不好过，军衣军被不好接济，物资缺乏。”等语。
行经宁夏东部时，在三盛公西面路上，碰上原伪蒙古军参谋长包贵廷，正率领苏克巴图尔旅西进，劝我随他去巴音浩特(即定远营)。据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定远营成立西蒙自治政府，劝我同去参加。我婉言辞谢。
我回到归绥后首先见了董其武，没有言传马鸿逵之意，只是将我在国民党中央所知的情况详尽地转告他。并婉言劝其勿听信拥蒋意见，勿出走，从全国形势看迟早要解放的。
再则，我见到绥远参议会议长张钦和阎肃、于存灏等，坦率交谈，言明利害，陈说绥远早日和平起义是唯一光明之路。希望大家认识一致，以便共同向各方面倡议，进行酝酿。
至于我和荣祥、胡凤山等人更是朝夕相聚，畅所欲言。这对于促进绥远和平起义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记得，我还在归绥中学参加过两次座谈会，有各界人士参加。我曾发言，本着维护地方安宁、不流血、不破坏、维护人民安全生活为原则，表明自己拥护和平之意愿。
傅作义于8月下旬来呼和浩特时，我往车站迎迓。傅曾单独约我到其卧车上询问国民党中央(广州)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我尽其所知举以奉告。
又在新城阎伟宅内与傅见面，傅又问及×××与我之个人关系，并笑着说：“你可早日回来，到北京见我，则较今日更好，不过现在也可以。”我直言绥远应走起义之路，傅点首表示同意。
(一九七九年)
任秉钧，（1904-1982) 蒙古族，姓博尔济吉特（巴拉格特），托博克十二世孙，祖父诺蒙格埒勒托博克十世孙，土默特左翼五甲一佐佐领（世管）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水磨牛群房村人。1915年，任秉钧入私塾读书，历时9年．1923年考入归绥中学，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
北大读书期间，任秉钧结识了来京活动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1932年，曾随同德王到南京活动，其间加入国民党。
1934年，任秉钧到百灵庙参加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察绥蒙政会)，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科长。1936年2月，云继先、朱实夫等率领“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在百灵庙举行暴动，云、朱等与任秉钧联名通电，宣布脱离察绥“蒙政会”。任即到归绥市(呼和浩特)任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专员。
抗日战争初期，任秉钧随蒙旗保安队离绥赴陕北参加抗日。之后，相继任绥境蒙政会参事主任、教育处长．并兼任蒙旗宣慰使署政务处副处长。1943年，伊克昭盟发生枪杀蒙民的“三二六”惨案后，他四处奔走，揭露事件真相，要求惩办肇事者陈长捷。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秉钧返回归绥；1946年，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赴南京请愿，要求自治。在南京活动半年，未能如愿，遂留南京作联路工作。翌年9月，任秉钧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秋，任秉钧由广州返回归绥，参加了“九一九”和平起义。
建国后，任秉钧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育处副处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政协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
1982年12月27日，任秉钧病逝，终年78岁。
编辑:“土默特之声”创办人任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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