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青纱掩映，庄禾繁茂的盛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夜里，宁谧的大青山隐没在沉沉的雾霭之中，井儿沟的庄稼人熄了最后一盏灯。

山路旁，除了溪水在彻夜奔流，几匹放青的牲口在默默地走动，连附近的八路军绥西三团营地也悄然无息了。

从百灵庙战役随绥西三团退下来后，当天夜里，绥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贺吉祥派警卫员通知我和毕克齐区大队长李应标连夜下山。

几乎顾不上问询任务，我们便跟着司令员和他的警卫员牵马急行在崇山峻岭之中。

天黑，看不清司令员的面庞，但从他激动的语气中，我仿佛有一种预感，一种撼动人心的预感。

许久，他才回过头来，对我和李应标说：“告诉你们一个重大的消息，日寇在今天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们终于胜利了!”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工委白成铭同志指示我们，马上带毕克齐区大队接管毕克齐镇，要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我和李应标顿时被这消息惊喜得不能自已。寂静的山野不允许我们欢呼庆贺，黑夜，也看不见彼此眼里滚动着的热泪，兴奋和喜悦都汇入那大步奔下山的轻快的脚步声中……。

八年抗战，谈何容易。我们坚持在大青山，抗击日军的进攻、“围剿”，饱尝了山间的饥寒，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初，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直在同日、伪军和国民党及其卵翼下的区、县杂牌军作战。

五月，我们从偏关跟随绥蒙党委、绥蒙军区挺进清水河、和林、托县一带，同日军、伪军进行争夺战，一直打到六月底。

七月初，又由旗下营、蛮汉山经绥东中后旗一带，挺进到武川的井儿沟。当时，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王友功的杂牌军近两千人。

为了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绥蒙区党委高克林、杨植霖同志和绥蒙军区姚喆司令员亲自率领部队主力，围剿王友功所辖的十大区，战斗进行的十分顺利。

消灭了大部敌军后，又向固阳、包头以西乘胜追击其残部。正是在这时传来日寇投降的喜讯，怎能不让人为之振奋！

我们来到毕克齐镇西北区大队驻地水磨村时，天已放亮。在满是露水的庄稼地里集合起全体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弹药集中分配，一人一杆枪，三十名战士每人有近三十发子弹。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便向毕克齐镇进发了。

毕克齐镇是京包线上的一个重镇，是包头到绥远的咽喉。国民党绥远专署过去曾设在这里，后来又成为日军进攻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交通隘口。

我们来到镇里，情况果然与往日不同。日伪军大部分都龟缩到火车站，准备东逃。

清晨七时许，从包头开来了敌人的铁甲列车，他们仓惶爬上车，向绥远撤走了。

我们乘机迅速攻进毕克齐镇。这时，镇里还有伪军张永旺和吕怀旺的一百七十多人。

他们抱着顽抗心理，用火力封锁了毕克齐头道街和二道街，阻止八路军进镇。我们和区大队协同作战，很快把这股敌人压到了头道街的一所院内。

我们进驻到二道街，随后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他们放下武器，共同对付日本人。同时，又专门派地下工作人员邢奎同志，深入到敌群中开展攻心瓦解工作。

不到晌午，张永旺的伪军便丢下全部武器弹药，跑得一个不剩。后来才知道，这些伪军跑到城外和聋正子、二得子等国民党杂牌军同流合污了。

仅用了一个上午，我们就占领了毕克齐，缴获了一百七十多支步枪，四、五支手枪和大批弹药及布匹等物资，把缴获的几百石粮食立即发放给饥寒交迫的群众。

胜利的消息鼓舞了毕克齐镇的群众，在收复了毕克齐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许多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毕克齐区大队很快由几十人壮大到一百多人。

十七日，由姚喆同志指挥的八路军绥蒙军区主力二十七团、步兵九团、绥西三团、绥蒙骑兵旅打王友功取胜归来，部队从黑牛沟出来驻扎在乌尔素村和大毕克齐，后又返到毕克齐镇。

当天，在毕克齐警察署的一处大院内，姚喆同志召集了部队干部紧急会议。在会上，姚喆同志非常兴奋的说：“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寇投降之事向全国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我们向所有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根据刚刚得到的上级指示，部队准备立即攻打绥远城！”在激奋的情绪中，他又接着说：“但是，根据可靠消息，昨天，蒋介石已经给驻防河套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发来急电，命其迅速沿平绥线向东挺进，进剿铁路沿线的我军，火速接收包头、绥远。

所以，在我攻绥战役打响之后，国民党部队一定会兴师东进。因此，军区决定一部分部队不参加绥远之战，坚守毕克齐，阻击敌人，以保证二十七团、九团、三团、骑兵旅主力攻绥战斗的顺利进行。”

会上，阻击任务交给了三团副团长汪贤才、政委姜文华、政治部主任包盛标同志。

姚喆司令员具体交待说：“给你们二十七团一个步兵三连，三团一个骑兵班，並留下李应标和锐军两位本地同志及所率区游击队协助工作。锐军同志参与指挥。”

当时，汪贤才副团长向姚喆司令员问道：“担任阻击的部队，是否与敌人交火后立即撤离和大部队会集？”

姚喆司令员十分肯定地说：“不!要坚决地守!最少要阻击三小时，否则，以军令处置。要为主攻部队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攻绥战斗打响后，我们一定要坚持三个小时……”随后又说：“你们不足三百人，将会遇至十倍、百倍于你们的敌人，因此，与敌人接触后，可迅速跟驻守在台阁牧车站的贺吉祥同志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增援。”

会议结束后，姚喆司令员率九团团长刘发银、三团副政委白炳勋等同志离开了毕克齐，去绥远方面布置大部队的主攻任务。

毕克齐的部队在汪贤才、姜文华、包盛标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当时，在毕克齐镇外，二得子、邱明新、鄂友三的队伍经常出来骚扰，为保证战时电话线不被敌人破坏，特选出五名身强力壮的骑兵战士担任通讯员。

同时，为阻击沿铁路进犯之敌，派了一个排驻守毕克齐车站，並派侦察兵西去侦察敌人的行动。

这天晚上，司令部的几位领导同志走街串巷，仔细地研究了毕克齐的地形，认为如与敌人面对面打阵地战，难以抵御强敌的进攻，也不能有效地牵制住敌人。

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占据镇中有利地形打阻击战，並进行了兵力部署。

一切部署就绪，已是下半夜了。沉重的夜色遮没了青山、川原。空中疏星点点，山风阵阵袭来，各就各位的战士们带着一天的疲劳，坐在阵地上持枪闭目小憩。

天将破晓时，乌云悄悄布满天空，不久竟淅淅沥沥地落起了细雨，早晨四、五点钟时，从绥远方向传来低沉的炮声，无疑，是总攻开始了。

与此同时，从西面侦察回来的哨兵报告说：“傅作义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已从包头出发，其兵力不详。”

得到消息，司令部命令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而就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镇中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开始，谁也不知这突然事变的缘由。

原来，在我军进入毕克齐的时候，活动在镇子外围的国民党杂牌军聋正子、二得子、鄂友三的兵也化装潜入了毕克齐。经过一天一夜的隐蔽，当得知国民党正规军压境的时候，他们首先向我们开火了。

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人数众多，很快就将我阵地分割包围，西门、东门、南门及火车站的部队和指挥所都断了联系，各排、班不得不转入独立作战。

三团二连连长杨继学同志带着一个排在北门和东门，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沉着应战。敌人依仗兵力优势，根本无视我军火力，虽然在阵地前丢下一堆尸体，但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这预示着这场战斗将是激烈而残酷的。

与北门、东门阵地毗连的是车站阵地，这是阻击敌人的重要咽喉。战斗打响后，敌人接连不断地朝这里发起进攻，企图打开这一东进的交通枢纽。

战士们依托站房和车站水塔阻击敌人，敌人对车站实行火力封锁，战士们居高临下英勇还击，死死地拖住敌人，为其它阵地减少压力。

敌人探得警察署围子是我军指挥部，在战斗开始不久，便集中主要兵力围攻这个座落在镇中心的大院子。

大院迎面的垛口和女儿墙在我军进城前已被敌人破坏大半，经雨水浸泡几乎全部坍塌，战士们不得不从断壁残垣边进入围子四角的炮楼进行抵抗。

从清晨开始，战斗逐渐变得激烈起来，但这些杂牌军终究不是我们的对手，因此，在战斗的前一阶段，我们打得还很顺利。

天大亮后，汪贤才等同志登上警察署南面房顶察看情况。虽然天气阴沉，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但敌人的活动都能观察得很清楚，突然，汪贤才用胳膊碰了一下我说：“你们看，情况有变，像是傅作义的部队上来了!”说着，他抬手指向百米开外的一家宅院。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那院里有很多人在忙碌着，他们穿的是清一色的黄短裤。从衣着看，这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这时，我们感到战局将要恶化。敌人进了毕克齐镇里，说明他们已突破我军头道防线——西阵地。大家立刻向西门方向瞭望，禁不住一阵担心。

坚守在西门城楼的连长粟高阳同志和三十多名战士，在同敌杂牌军交火后不久，就发现镇西的田野中涌来大批全副武装的队伍。接着，阵地被重机枪交织的强大火力所包围。这是连夜从包头赶来的由安春山率领的傅作义三十五军步兵十七师。

他们组织层层梯队，向西城门楼发起冲锋，几千人马把阵地围得水泄不通。城楼上的战士面对强敌，以一当十，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伤亡十分严重。

粟高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了。紧接着，排长董平也负了伤。敌人的一部分像疯狂的野兽死死地咬住西门阵地，另一部分敌人则乘机入镇，直奔我指挥部。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步步为营，发起冲锋，企图攀梯上墙，攻占指挥部。

隐藏在指挥部四角炮楼上的战士们全力向敌人还击。这时细雨转为暴雨，如倾如注，从天而降。

而猖狂的敌人仍在发起新的攻势。汪贤才等同志在火线上召集骨干开会，命令把所有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参加战斗。

弹药逐渐减少，伤员逐渐增多。天近晌午，战士们已精疲力尽，饥饿难捱。指挥部派人趁战斗间隙，从围子外敌人尸体上搜罗弹药，充实自己的武装。

同时，把战士分成若干组，一面作战，一面轮换休息。大家团结一致，用革命的意志筑起了一个御敌的坚固堡垒，用猛烈的火力结成一道钢铁的屏障。

战斗正酣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锁呐声，接着，锣鼓声、人的喊叫声也夹杂进来，喧嚣一片。

大家一看，只见远处的—家房顶上，出现了一群锣鼓匠和喇叭匠，还有七、八个端肩缩脖的人跟着鼓乐声，一边喊叫，一边手舞足蹈。无疑，这是地方反动派临时凑起来的“啦啦队”。

正与敌人拚搏的战士绝不能容忍敌人这种肆意的挑衅，大家一致要求给他们一点儿厉害看看。

经请示指挥部后，我便命令战士们扛来掷弹筒，对准头道桥街上一连放了四炮，倾刻间“啦啦队”就被炸散了。

天过晌午，雨下得更猛了。在这样的天气里，由于敌人对地理情况不熟悉，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便暂时退却了。双方出现了僵持。几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没能占到便宜，于是变换了手法，趁这个机会给我们送来了劝降书。

他们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什么“抗战八年，国破家亡，流血牺牲，损失惨重。现在抗战胜利，应该维护和平，携手同进归绥城……。”

指挥部接到他们的来信后，马上写信，针锋相对地答复：“抗战八年，我们在大青山坚持，在敌后牵制了多少敌人。

如今，日寇投降，你们却向我们进攻。你们要有诚意维护和平，携手同进归绥城，就应该把进攻毕克齐的部队统统撤开。

只有这样，才能谈别的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那就别说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也要和你们拚到底。”

敌人的劝降失败了。他们一计不成，又施出了更狠毒的诡计。

监视敌人的哨兵报告说，指挥部城墙下，一群国民党兵押来了一个老太太，他们拳打脚踢地逼近她朝围子里喊话，让我们缴械投降。

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指挥，指导员急匆匆地从屋顶下来，走到我面前，心情十分沉重地低声对我说：“锐军同志，快快上去看看，敌人抓来的可能是你母亲。”

我跟着指导员来到房上，只见大雨中，敌人扭住的果然是她老人家。

原来，在战斗打响的时候，躲在镇里的反动地方武装得知我在镇守毕克齐的八路军部队里，便派兵抓住我的母亲和二侄子，封了我的家，想以此作为要挟。

敌人劈头盖脸地毒打她，並威胁地说：“快喊话，让你儿子出来投降。”

老人站在雨中，任凭敌人推搡撕打，闭口不语，昂着头，向前望着。

望着母亲，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怕被她看到，便转身下了房顶。

这时，敌人开始朝院子里吼叫：“锐军，出来看看你娘。你投降过来，加官晋级，赏你光洋五百元，还能让你们母子团圆。”

骨肉之情是使人动心的。我们在大青山坚持抗战，老母亲在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现在，抗战胜利了，可是她却……正当我思绪起伏，悲愤难抑的时候，传来了母亲令人心碎的喊声“军儿，是我!是我!”

声音从墙外阵阵传来，战士们都回头看着我。指导员走过来，无语地站在我的跟前，似乎是在问我怎么办?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既痛恨敌人，又为母亲担心。

但我下定决心，不能动摇，动摇就要上当受骗，就是叛变投敌。即使我们母子牺牲，也不能出卖灵魂。

我对指导员说：“让战士们向敌人喊话，不管是什么人，叫他们赶快离开，否则就要投下排子手榴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