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刃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电影《出走的决心》上映后，意料之中地引发了争议。
2020年7月，当56岁的河南阿姨苏敏在短视频平台创建账号发布自己自驾游的经历时，这份争议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有人为苏敏做自己的勇敢喝彩，有人质疑她“自私地逃离了对家庭的责任”。
苏敏如同一项女性奇观，当《纽约时报》称她为“中国女权主义偶像”后，她的故事更是被悬置在一个脱离普通大众的半空中，足够引人注目的同时，也为影视改编造成了难题——观众或许会为一件奇观走进影厅，但口碑只会为贴近观众自身的情绪买单。
几次更名后，电影最终敲定了《出走的决心》这个名字。“出走”是热搜上的奇闻，但主创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决心”：一个儿孙满堂、家庭美满的中老年女性，是因为什么要出走，出走前到底下了怎样的决心。
让苏敏的形象以女主角“李红”的名字重构，通过时间蒙太奇呈现出她身为女儿、姐姐、妻子、妈妈、姥姥的身份变迁时，原本的奇观便有了一种更为深远的普遍性，戳痛了更多相似、能共情的人群，同时也在各个环节上“擦伤”了更多的人。观众们纷纷破防，破防出了眼泪，也破防出了愤怒。
但只有更大的呐喊才能叫醒更多的人，哪怕只是吸引了片刻的注意，也是这部电影，抑或是这个事件所能达成的意义。
普遍：现实女性“被堵住”的广泛困境
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是影片中展示的重要一环，也是妻子下定决心的关键。
作为一家之主，丈夫孙大勇习惯了发号施令，洗衣、做饭、收拾，李红永远在忙前忙后时，丈夫要么练习着乒乓球要么在看电视。吃饭时想要“拿碟醋”，就敲打窗户，仿佛在呼唤着一个服务员。一旦发现李红在歇息，就傲慢指责她“就是懒”。
都说爱情到了婚姻之后就会变成过日子，但过日子是否就意味着夫妻间失去了彼此的尊重与爱，变成霸道掌控与被动妥协的支配关系？
家里来了亲戚，男人逼妻子喝酒，一边好面子让多做饭，一边又埋怨妻子做太多浪费钱，随即争吵、砸东西。无须出轨、无须家暴，也不需要用强情绪的场景去为弱者摇旗，恰恰是如此普通的一幕却勾勒出一份触目惊心。
婚姻的一地鸡毛，或是出走的最大原因，但电影的主创并不止步于此。看到现象，透视本质，从而看到更多的人。《出走的决心》要做的，就是要让片中的李红共鸣更多。
电影开场时，女儿女婿来家吃饭，丈夫对着墙面练球，李红自己一个人在厨房忙活儿。李红随口问了句“怎么回来晚了”，女婿回答“外面修路堵车”。
堵这个字，似乎构成了李红一生的困境。
堵，延迟了女儿女婿的晚饭，同样也延迟了李红对自我的追求。被规训、被期待、被要求、被索取……这同样也是长久以来万千女性同样的一生。电影顺着这条“女性被围困”的路线，试图找到一切的原点。
作为“城里的女人”，李红读书写字、下乡当知青，看似有着比农民女孩更多的自由。但这份假象，在准备参加高考的那一刻图穷匕见：家里穷，供弟弟更重要，李红被强制退学、勒令打工赚钱。那一刻，她被告知“你是长女，你该懂事”。
也正是这份对原生家庭的失望，促成了李红的第一次出走，通过结婚、赶紧拥有自己的家，来逃离不断剥夺自己的父母。那一刻，跟郑州水利局职员孙大勇结婚，更像是一种与“美好未来”的匆忙交易，也因此埋下了不够坚实的种子。
她成为了妻子、母亲、姥姥，从一座围城跌入了另一座围城。这些身份定义了她，同时也堵住了她，难以推翻。
命运的齿轮碾着因果。没有学历的李红失业，为弟弟开的店工作，却一直拿不到工资；并不和谐的婚姻逐渐剥落出不堪，为了女儿顺利长大，李红强忍着没有离婚；好不容易等到女儿结婚，却又不得不帮忙带孩子，想去的同学聚会一再被延后。
一切正如电影简介那般所说，李红一生有过许多梦想，18岁时憧憬大学，25岁时憧憬爱情，45岁时憧憬远游……但这些时刻，都被“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堵住了。也正是这个过程，达成了李红的步步觉醒，最终敲定了那份出走的决心。
这些对女性的细腻关照与触达，让原本“奇观”的事件让位于更具普遍性的日常。那些琐碎而真实的场景，更像是在每个观众自身的生活中搬运，越是普通也就越有了更大的波及面。
看见：这个群体始终在承受无尽的被索取
“我图啥，你说我图啥？你必须说，说清楚，说！”
电影中的一次争吵后，李红举起刀，折返捅向了自己，一下、两下、三下。这份惊心动魄的冲突，有电影戏剧化的处理，但也让部分人感到不理解——“至于吗？”
是的，至于吗？一切似乎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算夫妻间没什么感情了，但现实中这种事太过常见，她的丈夫“至少”没有出轨、没有不良嗜好，谁家没有一些磕磕绊绊呢？至于吗？于是，就算李红被确诊了抑郁，丈夫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闲人的嘴替——“她自己脑子有病，能怪谁”。
因此，当电影中的李红与现实中的苏敏一同离家出走、开车自驾时，总有人是不理解的。当电影的普遍性扩散时，更有很多人会感到被冒犯。
而电影的犀利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呈现出丈夫对妻子的伤害，而是通过拉长时间线，让观众看到李红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社会与家庭、周边世界对她的倾轧与索取。
其中最为复杂的，或许正是李红与女儿孙晓雪的母女关系。无论在片外还是片中，她们其实都是亲密母女；但社会、传统所形成的系统性压力，不时会显示出拉扯的力量，使得她们作为女性，却上演了微妙复杂的关系与立场变化。
女儿孙晓雪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母亲在婚姻中遭受的压迫，她曾在少年时期就直指母亲的懦弱，劝告其早点离婚，甚至数次直怼父亲“从我出生起，你没对我妈说过一句好话”。直到孙晓雪自己成为了妻子，也保有着一份警惕，对丈夫徐晓阳呵斥“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带孩子”。
但当嶙峋现实席卷——已婚已育、将近中年的孙晓雪，尝试自己抽出时间带娃却被职场末位淘汰，一次次努力面试却因中女、母亲身份而失败，丈夫看似有着比老一辈进一步的理解姿态但却下意识地看轻母职的辛劳……这一切的挫折疲惫磨灭了她的耐心与温情，心中对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也曾一度动摇与让位。当好不容易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时，原本支持母亲“随时可以出去旅行”的她，也上演了“亲情绑架”的一幕，像自己父亲曾经的那样，要求母亲让步与牺牲。
由此，电影再一次揭示出，女性的困境，其实依旧是来自桎梏的传统、固化的社会、难以改善的现实环境。女性无力挣脱，而其恶果往往却是在这个群体内部不断地转移——正如孙晓雪真正尝到了社会现实的锋利时，她无法反抗社会系统，无法改变男性家庭成员，于是不自觉地去依赖、侵蚀了母亲李红的生命空间；而再往前推的岁月中，李红的母亲也曾在艰苦的生活中，为了丈夫儿子的利益放弃了李红。
母女代际轮换，宿命性的苦难循环，让银幕前的人们看到了更多的自己。电影无差别地击中了更大群体的人，把所有人一起拉进了这场自我反思，让人明白，这场出走，是至于的。因为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女人，都有活出自己的权利。
提到原型苏敏时，很多人会想到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同样是拥有看似幸福的家庭，但娜拉也意识到了幸福背后，压迫自己的种种内因。19世纪的欧洲，远比现在的东亚保守，《玩偶之家》一度不被理解，甚至被禁止。从戏剧回到现实，彼时的欧洲根本没办法给出逃的女性提供工作，易卜生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
苏敏也并不是一种常见模板，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苏敏，都能成为被关注的网络红人，靠直播等更新的方式获得收入。况且即便是镁光灯下的苏敏也没能彻底解决危机：今年6月，想要离婚的苏敏被丈夫索取50万，调节后最终支付16万，但这份离婚手续资金仍未完成。
现实很难，目前只能让问题被看见。但这种类型的故事，给了人们一种可能性。因为只有被看见，才能被讨论被辩驳，最后导向更好的解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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