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月明，王店经济区供销社退休职工。曾任浙江日报通讯员、《上海经济报》特约记者、嘉兴电台城郊台特约记者、嘉兴日报通讯员。现为市政协文史特邀员，区政协四届文史研究员。
乡村理发师淳朴而勤勉，上世纪60年代我下乡的那个大队，就有两名从镇上回乡的理发师，一名叫魏克金，一名叫周茂兴。老魏年长些，50多岁，原先在王店理发店工作；周茂兴年略少些，原先在上海里弄里的一家理发店工作。1962年，他俩为国家挑重担，双双回到自己原先的所在地，转行当了农民。
1964年，我们一行20多名知青下乡到王店公社群联大队插队落户。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周四观考虑到大队离镇上有个把小时的路程，为方便村民和知青的理发，在老周的提议下，经过大队全体领导的同意，便开办了大队理发室。理发师当属有二三十年理发经验的魏克金和周茂兴了。
这年“双抢”结束后，我觉得头发很长了，一天中午，我便到大队理发室理发。走进理发室，看到有三四个村民正坐在靠墙的长椅上等候。我很识趣地依次坐在长椅的一边，耐心地等候。
那时，乡下的理发师理发都很认真，理一个发约摸40分钟。没法，只得耐着性子等。一边等候理发的村民见我是下乡知青，便不时地问我一些镇上的事；也有热心的村民介绍起大队的一些我从未听到过的情况。由于是第一次听到，我感觉很新鲜和好奇。由于听得入神，也不觉得等候的时间长了。不知不觉轮到我了，是老魏师傅帮我理发。他操着一口苏北话，细听是镇江一带的。他见我是王店镇上的知青，于是就谈起了王店的情形，自然他谈的无非是老王店的情况，有些我熟悉，有些是早些年的事了，我脑子里是一头雾水。不过也好，不知道的事，经他一说，我多少也长了些见识。不知不觉地，我的发就理完了。我拿出一毛八分钱付给他。他说这钱是要上交大队的，他们只记工分，到年终参照生产队壮劳力的收入一并结算。当然，理发工具的修理和添置以及电费、房租、烧热水的燃料费都由大队包了。
大约又过了个把月，我又去大队理发室理发。这回很巧，轮到周茂兴师傅给我理发。周茂兴一见到我，就滔滔说起了他当年在上海里弄里理发的情形。听他说话的口气，很有一种自豪感。在旧社会，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男十六放，女十六藏。”意思是男孩子到了16岁就得放他出去闯，去拜师学艺自谋生路，将来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周茂兴在16岁那年，正是上世纪30年代，就经人介绍，到称为“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拜师学艺。他被带到一条里弄里的小理发店拜师傅学理发。周茂兴说，他当时很争气，早晨起得早，给老板倒夜壶、刷痰盂，有时老板娘起晚了，他还得帮忙洗衣服。早饭自然是老板娘自己动手做了。周茂兴学艺时很勤勉，开始师傅不让他动手，只让站在一边看。他也很聪明，将师傅给人理发的过程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全记在心里。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让周茂兴摸轧剪和剃刀，说先要练好手上的基本功。晚上关门打烊后，老板娘照例出去搓麻将了，老板也出去不知干什么了，店里只留下他一个人。这时，老周琢磨起白天看到的师傅理发的全过程，再练习轧剪的握法和捏剪刀的基本功。过了一周后，一天，来了个近10岁的小孩理发，师傅便唤老周上手去试一下。那时没有电轧剪，全靠手轧剪理发。老周根据师傅的手法，有板有眼地给小孩理起发来，心里却在不断地打鼓，生怕第一次上手便搞砸了。结果还好，理完给小孩一照镜子，发型不错。师傅点了点头，这就表示通过了。这可是老周从业理发后自己单独理的第一个头。接下来，师傅就比较放心地让他干了，还传授了如何根据人的不同头型来设计发型，还包括一些女子烫发、染发的精细活。几年后，周茂兴便成了一位像模像样的理发师了。50年代后期，师傅的理发店并入上海市理发行业协会，由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每月工资固定，一个月的工资50多元。到了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国家对企业实行精简，原籍农村的一律回农村，说是为国家挑重担，周茂兴也名列其中，于1962年下半年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王店，当起了农民。
说起这段历史，老周有些激动，拿剃刀的右手舞了起来。我当时还有些害怕，生怕他一走神将我的脸或脖子划开。等老周恢复了平静，发也理好了。我一照镜子：嘿，还真不错！真不愧是上海来的师傅啊！原来周茂兴是根据各人不同的头型和脸型来理发，怪不得他理的发那么深受欢迎。
以后每次理发，不管人多人少，我总是要老周理，但也有些讨厌他那种每次理发都要手舞足蹈的样子，以及他那没完没了的“上海学生意”故事。
1975年，我回城后，偶尔也到下乡时的地方转转，当然也要去一下大队理发室，发现那里多了一名学徒，由原先的两人变成了三人。
由于周茂兴没有结过婚，单身一人，后来领养了一名男孩。一次，乡下来的村民跟我说，老周去世了，留下一个领养的儿子，家里依然是三间平屋。听到这消息，我心里震颤了一下：这么个能说会道、手艺不错的老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唉，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