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支书的回忆录(五)

文摘   2024-06-05 21:10   湖北  

总第521期

老支书的回忆录   邹栋章


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我只是没有桨的船只。



改革开放再创业,九八抗洪显身手

       76年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日子,全国人民都很悲痛。接着是华国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结束了,以后就没提过大寨县运动。县区乡领导大变动,在我村的工作队全部解散。县委书记调走、县委朱副书记也调去西藏支边。听说朱书记去西藏后任那里的县委书记,那个县人口只有两万多人,没有汽车,下乡检查工作都是骑马,跑很远都没有人烟,是个神奇的地方。藏民对汉民不理解,普遍都很穷。他后来告诉我他在那里的生活情况,吃饭用手抓,就是所谓的糌粑饭。
      我们这里也发生了风向变化。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情况——叫“大包干”。土地要承包给农户,农户上交国家税赋,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中央领导说:‘上边放,下边盼,中间一根顶门杆’。批评省、地县、区镇领导像小脚女人走路怕踩死蚂蚁。紧接着各地彻底分田、分山、分水面到户。公共财产、公房拆开分。还有人怪话连篇。
      以后的几年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全国各地都在学习邓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有钱就是硬道理。确实,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产量翻几翻。发家致富是人们普遍的梦想,但是靠种地是很难致富的,因为粮价不仅低,还卖不出去。紧接着大批农民奔赴城市经商、打工、捡废品。那时候流行十亿人民九亿商,很多土地又开始荒置,抛荒田的承包款无法收集,农业税征收困难,各级行政人员工资无法落实。农民说:“我不种田怎么还要找我收公粮、农业税?”村干部无人当,工作十分困难,很多村没有村干部,有的瘫痪多年。
      乡镇干部也困难。乡镇干部、公立老师、其他行业行政管理人员,这一大块人员县政府采取切块的方法。如果你这个地方财税收不上,你们就没有工资(县政府是不管的)。
      为了开源节流,狠抓地方财政收入,上级提倡大办乡村企业,搞活地方经济。白螺镇委决定利用芦苇资源建办一座造纸厂,调我去参加基础建设。
       因为本镇地处长江沿岸,江滩芦苇资源非常丰富。芦苇又是造纸的好原料。这个项目很快得到上面领导同意,批准兴建。原计划纸厂一年建成,后由于资金超原计划,一直拖等了四年才建成(计划五十万元,结果超过一百多万元)。四年多时间,各方面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原材料的涨价、环保条件的硬性指标,污染环境的小造纸、小化工被明令禁止。白螺造纸厂建成投产后,每天可产书写纸五至七吨,但还是被迫停产,污水如排长江就要受法律制裁。我和我的同事空耗了四、五年心力,银行损失了一百多万元资金,真是得不偿失,可悲可叹。后来我又去街道办事处混了四五年时间,一晃离开本村十多年了。
      公元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我又被派往阳光村,我对村支书这个职位是是跟厌烦的,它是出力不讨好。和村民打交道,接触到方方面面,扯皮拉筋的事真是太多了,千头万绪,天亮到深夜总有忙不完的事。村民还认为什么事都找村支书才能解决,连家庭矛盾也要拼死找书记。上级政府分配的各种税费一年比一年重。水利上的做堤、挖河、防汛硬标准。还有计划生育工作,每年几次妇检、上环、结扎都是非常难的任务。所以宁愿在机关做点勤杂事也比回村任书记强。经过好多思想斗争、镇委领导做思想工作(因为原村委会闹矛盾已经已经无法收场了,加上阳光村在白螺镇是大村,各项任务在全镇是四分之一,如果拉了后腿,别的村是担不起的。)并说给我立合同:只要回村工作三年时间,三年以后还是给我安排到镇办企业工作,这样,我又到了风口浪尖。
      九六年、九七年、九八年连续几年的水灾,尤其是九八年长江流域水灾,这年的水灾震惊中央领导。总理亲临第一线,调集大批解放军武警、消防部队投入抗洪第一线,老百姓更是全力以赴。各单位各团体都在抗洪第一线,抗洪就是第一任务。不管是从事何种职业、不分男女老少,都自觉上堤为抗洪出力。从当时洪水来看是惊心动魄的,站在江堤上看是惊心动魄的:一边是波涛滚滚,另一边是堤坡下的田园村庄。如果洪水猛兽冲出大堤,村落民房都会沉没水底,连屋尖尖也看不到。
       根据国家水文部门记载,九八年的水位已经超过一九五四年的最高水位(五四年的水位是近两百年来的最高水位)。五四年的洪水中为了保住武汉三镇的工业区,中央勒定荆江分洪闸开闸泻洪,致使汉江平原数县淹没。不仅湖北江汉平原受灾,还有江西省、安徽省、江苏多地遭受洪灾。九八年洪峰期,听说当时任水利部部长纽茂生是主张荆江分洪的,要走五四年分洪老路。总理温家宝说再等等看,因为和五四年的具体情况又有很多不同点。九八年后有三峡大坝,山峡大坝往上还有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等水电站,只要不再降大雨,就可以分级挡住洪水。沿长江各地水位公报、天气预报每时每刻都传递到高层手中,加之天佑中华,没有台风暴雨袭击,荆江分洪大闸没有被打开,我地因此免受分洪之苦。若非如此,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又将何处可去?真是要谢天谢地,谢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在最高洪峰没来之前,内涝也十分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农民今后生活仍是没着落。我在干堤防汛期间找过与我同住堤上的党委书记邓楚银谈心,因为我们之间关系比较好,此人年轻有水平,头脑比较灵活,对我们老同事很尊敬,不论镇里大事小事都征求大家意见。我当时就给他建议:抗洪排涝应当两手抓!抗洪虽说是天大的事,但农田排涝不及时仍然将颗粒无收。不谈经济收入,连口粮都没办法满足,只有出门乞讨一条路。
       邓书记听了我的建议,当晚便召开党委扩大会,各村支部书记参加部署抗洪排涝紧急会,除了日夜防守长江大堤外抽出少部分劳动力去后方排涝,根据各乡村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安排。
      根据镇党委部署,杨林管理区决定统一排涝,将阳光村所有劳动力集中在这家垸排涝。这个垸子是很大的,从引港村到韩家埠村上下十五里,共有农田四万多亩,大部分农作物都侵泡在渍水中。农民们十分着急的说:“今年不分洪也跟淹了水一样”,我和大家心情一样沉重,我安慰大家不能灰心气馁。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就是田里颗粒无收起码有房子住,说服大家齐心协力。在抢险工地上召开全体村民誓师大会,大讲有利条件,树立必胜之信心:“只要洪隔堤守护住,这家垸有希望生!”经过我们十多天奋战,水涨堤高。险工险段砍树打桩、蛇皮袋装土堵漏。没有土方用船在较远的地方日夜挖运。打木桩一万多根,用蛇皮袋一万多只,全村一千多劳力,日夜都未离开洪隔堤一步。由于夏天蚊虫特多,大家睡在堤坡边,难免有人生病。虽病,输完液又回到自己岗位,没有一个“逃兵”。
       记得有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自发参与运土方、抬蛇皮袋,干部几次劝他们回家休息,他总说:“不要看不起他们老了,有一份力,发一份光。”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洪水是猛兽,老虎进了门,大家协力赶走,哪有坐视不理的道理。我们年轻时也经常在这家垸堤上抢险,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有抽水机、电排站、蛇皮袋这么多现代化的东西,战胜洪魔是没问题!”
       通过全体日夜奋战,且老天没有像以前一样下暴雨,稻田秧苗一点点往外露,人们脸上出现喜气笑容。
       可是好景不长,突然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电排站排水形成的水头差:院内水位越来越低,院外水位越来越高,电排站外围的挡水墙倒了一大缺口,几米高的水头像脱缰野马一样咆哮,水流声响彻云霄。不管是人还是船都无法靠近。在这里指挥的是镇王书记,他吓得大惊失色说,没想到这么厚的水泥墙都会被大水压垮。准备撒手撤兵。
      两天后堤外的水位基本放平,我向王书记建议:不能等待,推算农时、季节还有本可赶,中稻淹了,我们还可以赶插晚稻,泵站挡水墙倒了,现在发动群众土法上马,在挡水墙外造一堵土堰墙。王问我有没有把握,我说可行。堵住这个缺口预计一千立方土,我有一千个劳动力,每个人只有一个立方的土方。紧接着每个农户摊派十只编织袋,准备两百跟圆杉木料护住堤脚两边。编织袋装满土后扎紧口子顺着堤脚垒上来。通过一整夜奋战,一道编织袋造成的围墙露出水面。天亮后再次换人加固培厚。
     泵站电动机再次畅快响起来,人们欢声雷动!只要电泵开动,人们再辛苦疲劳心里总是踏实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过去,长江洪峰也即将下去,这家垸也胜利保住。这一年,我地也获得较好丰收。为此,老百姓很感谢党和基层干部:“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就要和旧社会的逃荒者一样流离失所!”
       后来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碰到我后向我拱手致谢:没有邹“某”章带头抗洪,这家垸是不会有颗粒稻谷可以收的,甚至洪水退去没垮掉的房子也不敢再居住”。就此我只能真情转达: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我只是没有篙没有桨的船只。

人物名片                       


        邹栋章,男,生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湖北省监利市白螺镇阳光村下房墩人。一九五五年就读中房小学,一九六O年小学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一九六五年冬应征入伍,服役于安徽省公安总队宿县地区中队固始县小队。在部队期间曾获“特等射手”称号,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任副班长、班长。任班长期间所带班被评为“四好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三支两军”,在平息安徽武斗中作出一定贡献。受到时任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接见。一九六九年冬退伍回乡任杨林公社临干,以临干身份参加监利县文汇组工作,不久回乡担任阳光村村支部书记。时年二十三岁,连任阳光村支部书记二十四年,后任白螺造纸厂书记,转任企管会副主任、白螺镇街道副主任,……获在党五十年徽章。现年七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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