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比较文学视域下语文学的传统与未来

      将语文学放置于横向与纵向的坐标系后，自然就引出对本体必然性的探寻。在当前社会，曾一度离开学者视野的语文学为什么会再次回归？学者对语文学回归的期望是否携带着某种必然性？语文学复归究竟试图解决当前学术界的哪些问题？这种研究最终要导向何方，才能不落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窠臼，又不会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工具？伴随着这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在梳理语文学的前因后果时往往会尝试探寻其真正的价值与核心宗旨，并将语文学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学者们普遍认为语文学的重要主题是通过挖掘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追求一种人文主义精神。例如，郝岚在《莫莱蒂世界文学理论的语文学来源》一文中指出，语文学至今仍保持关注文本和语言、追求历史性的意义和人文价值，这为新世界文学提供了经验与研究模式。此外，书中多位学者在引用奥尔巴赫的观点时反复提及语文学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贯彻，奥尔巴赫将探索人的精神史与个体道德民族精神作为语文学研究的宗旨性命题。奥尔巴赫倡导一种“历史人文主义”观，在对西方文学阐释过程中维护历史精神的延续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统一。也有学者认为对回归语文学的提倡反映出当下知识分子对人文科学传统的怀旧式认同，更多象征着一种学术立场和态度。语文学在20世纪的回归，一方面是对如今“泛理论”与学科分化的趋势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理论浪潮有关，它对于文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是对形式主义过于强调“内部研究”的反拨，语文学提倡发掘文本在特定历史中的真实意义，这与后结构主义的主张在逻辑层面不谋而合，两者都倾向于与文本的关系理应是亲密、抵抗、解放和历史认识的过程。

二、由小见大的论证框架

      语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历史悠久的知识体系，同时又是强调关注具体文本、从细节处着眼的考据性学科，因而这一术语本身就包含着极强的学术张力。20世纪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曾使用“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来形容研究过程中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对立。作为那只聚焦于个性的“狐狸”，语文学研究如何从具体文本出发最终导向宏观的人文历史与精神规律，发掘文本的当代关切，而非只局限于纯粹的文本考据，也便成为从事语文学研究之学者所要面对的复杂命题。全书收录了不同学者、不同着眼点的以微知著之作，这些论文采用以小见大的论证框架，从微观现象透视宏观历史，从个人生平、民族实践为着眼点扩展至世界范围内学术的发展趋势，考察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微妙互动，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微观领域如某一术语的发展、学术制度的变迁出发，为语文学整体发展补充更多的侧面；二是以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如斯拉夫语文学研究、中国东方学研究为例，与世界总体潮流形成呼应与对话；三是选取具有典范意义的学者如尼采、奥尔巴赫、莫莱蒂、陈寅恪，从个人学术经历引申至学术传统的变革。

      首先是微观与宏观的逻辑框架。一是从常见的术语出发，探讨跨学科的可能性。在《西方语文学的分化与“文学”的兴起》中梁展从“文学”这一术语出发，探讨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指代范围，构建出“文学”的术语历史，并由此产生对西方语文学学科分化的反思。从“文学”术语的指代变迁引出对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重新思考，并最终由学科之间统一性的溯源指出当代跨学科的可能性。二是从学术分支出发，嵌入同时期语文学发展的大背景。孟昭毅以发生学中的起源分析法为工具考察主题学的诞生与发展。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分析主题学如何从德国特有的研究方式进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并在日耳曼文学与罗曼语言文学的推动下巩固在比较文学中的根基地位，最终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本文聚焦于比较文学诸多研究分支的一脉，透过主题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当时德国语文学演进的时代大背景。三是从学科建制的历史出发，阐释世界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郝岚以中国高校东方学的建制演变为例子，通过罗列东方学不同时期的专业名称及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更迭缘由，在此基础上与20世纪西方语文学的分化相联系，彰显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间的同频共振。

      其次是民族与世界的逻辑框架。除了西方国家外，本书也将视野扩展至东方国家如斯拉夫与中国。田洪敏以空间为线索梳理了斯拉夫语文学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进程，将其置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下分析当前所面对的困境与转机。本书第三部分“语文学与中国学术”则是专门以中国学术为对象进行讨论，聚焦于中国语文学的发展现状，收录的6篇文章从研究现状到古典传统，从理论名家到高校建制，从汉学、东方学、语文学的理论互动到中英翻译的实践表现。以上论文都是从具体的民族国家现状出发，最终落脚于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

      最后是个人与整体的逻辑框架。本书学者选取阿甘本、尼采、奥尔巴赫、莫莱蒂等或有争议或意义重大的理论学家，从他们的研究历程为线索，将个人片段与整体历史相联系。赵倞以阿甘本早期研究“批判语文学”及“普通人文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如何结合人文学与神学因素，使两者互体互用，最终成为实现“人文”的根本关怀。沈卫荣则是通过萨义德“回归语文学”的宣言引出在语文学传统中较具争议性的存在——尼采。许多语文学家认为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并非优秀的语文学研究著作。在19世纪德国语文学鼎盛的时代背景下，尼采的失败反衬出语文学所带有的“浪漫主义科学观”，是对于知识的实证性、客观性以及独立思想与批判意识的追寻。通过观照尼采与古典语文学的微妙关系，也能侧面诠释为什么萨义德、保罗·德曼等理论家会预言语文学的回归，这种呼吁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人文科学学术理想的追求。本书收录了两篇讨论奥尔巴赫的论文，张辉将研究对象选为奥尔巴赫的收山之作《文学语言及其受众》，而王晓燕选取的则是其第一部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这两篇文章既在时间线上呼应，也在研究内容上形成对照，帮助读者更加全面了解奥尔巴赫的理论体系。两篇论文在梳理奥尔巴赫的研究时都提到一种历史主义特征，强调文本在特定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并将历史发展与规律相联系，既关注对象的个性特点又将其置于人类史的共性之中。此外，两人也都提到了奥尔巴赫研究指向的普适性色彩，其研究体现出更高层次的语文学宗旨，从具体的文本与问题出发，最终导向对世俗社会的关照。莫莱蒂一向被认为是新世界文学理论的代表，而郝岚却通过溯源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挖掘世界文学理论的语文学来源。莫莱蒂的“树状结构”理论体现出语文学方法中溯源性的特征。可见对语文学的探讨不但能够反观当前学术理论所存在的不足，也能够为未来人文研究方法提供新的启发与思考。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立场

      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的需求，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语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正如奥尔巴赫的毕生追求：“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学者对于现实的关切与历史使命感也成为贯穿本书的整体基调。这种关切在本书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自觉的方法实践意识，即尝试将语文学的传统论证方法与新文本相结合，力图呈现真实的文化与社会风貌；二是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性，当前所处的复杂现实处境与学科困境成为每一位学者关注的焦点，因而尝试从不同领域、不同知识域出发反思当前的问题便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三是自发的历史使命感，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往往从小而具体的问题出发，将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维度进行思索，最终发掘它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本书具有自觉的方法论实践意识。在本书第一部分“语文学与比较文学”收录了两篇将图像学解读与语文学方法相结合的佳作，潘源文与姚霜采用图文互证的方法，分别运用《神曲》图文注疏和描述西方人文学者的画作，挖掘语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一角。潘源文以波提切利的经典作品《春》为例，结合波提切利的生平背景。创新性地引入学界忽略的文献《神凡配》《神曲注疏》作为参考，与《岁时记》形成互证，提出了对《春》的全新解读，并进一步探讨绘画题材背后与语文学及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呼应。在《语文学发展史视角下西方人文学者的图像解读》一文中，姚霜认为语文学采用的论证方法与艺术史注重的图像学解读不谋而合，因而艺术史也被认为是“形象语文学”。文章以线性时间为线索，分别从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三个时期选择关于语文学家的不同画像，通过分析其中的图像特征总结不同时期语文学家的活动场所、研究方式、社会地位等，并根据图像搭建起语文学启蒙、转型与发展的历史。本书第二部分也收录了一篇尝试实践语文学方法的文章，即《从古希腊到拜占庭文学：“语文学”研究的价值》。刘建军从语言、文学、文化三种维度对比古希腊和拜占庭两种文明，认为两者关系并非能够简单归于一类，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虽然在文章最后一小节，笔者认为这种从自身知识体系出发将一般性认知用于厘清特殊研究对象的思路会受到语文学学者的质疑，但正是基于这一缺陷引发其对语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思索。在篇章末尾，刘建军指出语言学应该是“多种知识相互融合的产物”，是由具体的“语词”或“概念”出发，拓展到社会历史等方面，最终形成以具体概念为核心的丰富系统。最后一部分对语文学方法论的实践之作是基于霍克思英译《红楼梦》文本的“细读”。范圣宇重点考察了译者霍克思在面对《红楼梦》人名、地名等方面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分析译者如何使用“归化”的策略使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更好理解东方故事，实现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交流互通。文中，笔者重点罗列了英译本如何化用《天路历程》《圣经》《名利场》及莎士比亚作品等西方经典的典故，力图对标中国传统小说的人物境遇，以此来增加《红楼梦》在西方读者接受过程中的文学性与审美趣味。

      第二，本书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性。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从语文学的悠久传统出发，或联系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及汉学等其他学术传统，或聚焦具体的国别民族和个体学者，立足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而引发对当前语文学研究的思考。不同论文通过对不同历史节点的细致剖析，不仅展现了语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为我们理解其当代价值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值得注意的是，收录论文并不止步于对语文学历史传统的回顾整理，而在于其以史为鉴，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性，最终落脚于对语文学学术现状的关怀与反思。从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可以看出，面对当前语文学的回归热潮，如何面对伴随而来的挑战与机遇成为每一个学者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收录论文通过详尽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探讨，揭示了语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集大成者，它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多元互动与深远联系，强调了其在目前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论文集并未止步于对语文学单一学术的探讨，在最后一部分选取收录了6篇结合语文学传统与中国学术现状的论文。学者结合自身语境，从不同角度发掘语文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张力，从中探索二者之后的前景与方向。从对语文学本身的关切引申至中国学术这一特殊语境，以中国学术为出发点，重新认知语文学对于当下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中国学界本身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典传统文化，论文集中徐建委系统比较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古典传统的异同之处，贾晋华也在文章中深入梳理了不同时期中西语文学的传统与发展情况。同时中国古典传统也尝试与国际接轨，首先郝岚从北大东方学的建制演变出发强调中国学术是世界学术发展的缩影。中国近代的学术传统不仅受到清朝考据学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吸收和转化外国语文学的经验，沈卫荣以东方语文学家陈寅恪为例，从他的学术生平和研究风格中剖析当前学者应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中外学术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坚守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国际先进学术理念和方法，实现跨学科的融合与创新。本书通过梳理中国学术的历史脉络与当前现状，分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最后，本书具有自发的历史使命感。正如论文集副标题“传统与未来”，本书论文蕴含着两种时间维度：一种是传统维度，以踏实的态度厘清语文学及比较文学的悠久学传统；另一种是未来维度，强调落脚于对国内外学术现状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发展路径的主动探索。语文学研究强调一种对知识的溯源，本论文集也不例外，对于问题或知识的探讨往往始于对历史传统的梳理。语文学的传统不仅是历史的积淀，更是智慧的结晶。对于这种传统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有助于明晰语文学研究的学科特色与背景宗旨，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语文学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背景下不断变迁。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多元文化的交融，让语文学回归的呼声日渐增长，莫莱蒂、萨义德、波洛克、德曼等理论家都曾认为语文学的重新回归会成为必然的趋势，也将带动人文科学进入新的阶段。然而如何使传统语文学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的时代有新的命题。论文集关注到了全球化背景所带的身份认同与构建、世界与民族等多元议题。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语文学研究的边界与深度，更关系到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论文集选取了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参与讨论，通过比较研究、跨学科视角等方法，将语文学的发展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中国学科相联系，探索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为语文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注入新的活力。

      《语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传统与未来》一书以“传统与未来”为视角，既回顾了语文学及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渊源与学术传统，又展望了其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前景与未来方向。这一视角不仅适应了当前语文学研究身处变革节点的现实需求，更为学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指导。通过继承传统与立足未来相结合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语文学及中国比较文学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初审：俞鸿彧

复审：岳   勇

终审：任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