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七月的江南，天气看不到丝毫的柔软，一个字“热”，两个字“巨热”。尽管如此，我还是爽快应邀，驱车赶赴杭州市临安区，以第三方“评委”身份，参加其区文旅部门组织的乡村运营年度考核工作。毕竟，相对“被考核”，“去考核”并没理由让人有多少为难的情绪。
对奋进者来说，时间总是飞快。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大势面前，可能有些“老运营商”还没来得及形成显著的、新的运营成果，有些“新运营商”也还没来得及为“新婚”的乡村构思出一套完备的运营方案，但是，政府既定的考核制度，有其严肃性和权威性，总得及时执行。
经过逐年完善，临安乡村运营考核办法已搞得非常细致，从我们拿到手的评分表来看，其涵盖了“定位与策划”“机构与机制”“业态与产品”“特色与融合”“管理与培训”“营销与绩效”“服务与评价”七大板块，具体细则约100条，A4大小纸张足足印了近8页，总分200分。
三位评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照评分标准逐一检查核实，然后评分，总分达到120分及以上的乡村运营商，就能获10万-70万不等的政府奖励资金，相对于一些运营商的总投入，这些资金虽不算“诱惑满满”，却也是对运营成本的不小冲抵。同一运营商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则将实行退出机制。
这种“先运营后奖补”而前期不用政府和村里出钱的做法，恰是临安乡村运营区别于国内一众乡村运营做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打破了政府直接出钱采购企业建设或运营乡村服务的传统通行模式，有“跳起来才能摘到桃子”的激励效应，对运营商市场化运营实效的倒逼和挑战更大，是明显变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表现，也是对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一种变革。
这次临安需要考核的乡村运营商共有11个，其中7个是正式运营商，4个是还处在试运营阶段的运营商，他们都是临安区公开面向社会招引的市场化运营商，遍布临安区东南西北。要知道，临安区可是全省陆域面积最大的县区。要在一星期之内完成对他们的运营考核，工作强度不小，为了抓紧推进，中午我们基本不休息。
除了我之外的评委，一个是浙江大学管理学教授，一个是浙江省“三农”项目策划包装领域专家。别人请我们来考评，寄托着信任，包含着责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每到一个村点，不仅要听取运营商口头汇报，查看运营商根据考评细则准备的台账资料，更要通过现场查看、访谈村委和村民等方式，核验有关信息的真伪。
事关真金白银，运营商们自然都是高度重视的。虽然每个村的基础条件并不相同，每个运营商的实力和业绩也不相同，但不约而同的是，每个迎接考核的乡村运营商，都表现出较强的进取心、事业心，恨不得把他们一切做法、想法倾囊相告，把他们一切可能促使运营成功的资源导入村庄。有些运营商的台账资料，做得超乎评委们的想象，我们只有感叹，应试能力的差异性，原来在乡村运营商身上也有表现。
不过，越是看到运营商们力争上游、正向励志的一面，越是会有一些内心的小纠结。一方面，不少运营商为了做好运营，带着可能不那么大的团队，住进了不是家乡的乡村，花了不少的金钱，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尽管他们在汇报中普遍倾向于“报喜不报忧”，但我们仍能从许多细节感受到他们的努力和不易。也知道，如果能通过考核拿到奖补，一定对他们很重要。
另一方面，对照考核细则来说，不少运营商有些方面的确做得还不够，或者有所偏颇，尽管这里面多非“心不在焉”，而是“有心无力”，即缺少方式、手法。但是，规则就是规则，我们不得不考虑维护整体的公平公正，除了现场支一些不见得一定有参考价值的改进之招，只能迅速收起随时可能抬头的恻隐之心，该扣的分，也只能残忍地扣掉。
回过头来想，可能从长远看，让其知不足、知其难，才是真正对被考核运营商负责，才是真正的友好和帮助。在此，也想赠给所有奋战在一线的追梦的乡村运营师一句话：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继续努力，静候花开，静候它来！
考核的村点多而散，多亏了组织单位安排的商务专车。专职开车的中年驾驶员姓骆，一开始，他言语不多，瞧上去属于比较忠厚的类型，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到他。每次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他习惯性去一旁抽烟休息。
大概是考核第二天的某一趟行程中，参与考核的浙大吴教授突然告诉大家：“我们司机师傅也想搞乡村运营啦。”吴教授说，据她观察，一开始，骆师傅对我们谈论的乡村运营似乎并没兴趣，现场考核时往往待在离我们较远的地方，但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开始紧跟我们考核队伍的步伐，并间或地插话、提问。听到这些内容的骆师傅正在开车，脸上迸出笑容，嘴上却没有回应。
这不由让我想起，其实在这之前的某个村，在结束我们对驻村运营商面访之后，随行的骆师傅曾突然凑到我身旁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你刚才在屋里讲的意见很对、很好！”，但当时我以为他就那么随口一捧，并未由此联想到他可能对乡村运营产生了兴趣，只是条件反射般笑着回了一句：“是吧？嗨，我就说点自己想说的。”
考核第三天的第一趟行程，我忍不住想进一步核验骆师傅的想法，悄悄采访起骆师傅。据他介绍，他是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人，随老婆定居在临安区，在经营租车业务的同时，还做劳务派遣等生意，之前曾有旅行社、宾馆的职业经历。前些年，老家的房屋在城市开发中被拆迁，让他变成了妥妥的千万富翁。我没好意思问他，这么多财富还跑车是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体验生活之类。他告诉我说，自己的确萌发过以某类项目参与乡村运营的想法，但具体落地在哪、究竟怎么搞，他还需要多加观察考虑。
一路走一路碎片化交流，骆师傅话匣子越打越开。我们发现，或许是由于住在临安以及职业的缘故，他对临安区各地资源情况相当熟悉。哪个村有养鸡和养马场，哪个村的民宿是谁的亲朋开的，哪个村山上有可以烧烤的水域，哪个村有能量很大的乡贤，他似乎悉数了解，我们很服气地称他为“临安通”“临安百度”，也因此认为他属于有资源、有阅历、有想法的“三有人士”，具备试水乡村运营的必要条件。但他分析认为，自己可能还缺一个军师类角色的人襄助。
我想，关于临安区所倡导的乡村整村市场化运营，骆师傅最终未必会真的去搞，去搞也未必就能毫无挑战，但他的小案例至少说明，乡村运营并不那么难懂，而一旦听懂的人，则很容易受到其魅力的撩拨。
弹指八年间，“乡村运营”这根纽带，一直维系着我与临安区在工作层面的联系，我亲眼见证甚至也算参与了临安乡村运营模式“从无到有”的过程，深感任何带有改革属性的工作，发轫和成长在体制内，需要经历多少考验。
在这个“人人都有话筒”“人人都有梦想”的大时代，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任何因尚未读懂临安乡村运营模式改革价值和推广价值的质疑声音和意见，以及不以为然的态度，自然都是允许存在的。但无论外界怎么看，就我个人目前的认知和理解来看，临安必须要对自己的乡村运营模式，持一种坚定而清醒的自信。
诚然，在临安之前，不乏有人已经意识到运营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以财政式、项目化手段，客观上涉及到对乡村运营的探索。但就“由县区一级政府部门面向辖区系统谋划、统筹推行，又特别将招投资商改为招运营商，高度强调市场化、整村化、轻资产、运营前置和奖补后置”的这种乡村运营做法和范式，现有公开资料的确查不到先于临安的案例。当前临安抛出了“中国乡村运营策源地”的旗号，一些地方和专家对这样的标签缺乏认同感，这并不妨碍临安模式本身的价值存在，“策源地”临安是担得起的，但也需要临安对旗号提法再做更多表述上的注解和优化。
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磅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信号。日前，我花了2小时认真学习了决定全文，其间特别对临安乡村运营模式进行了一定的联系思考，并不特别意外地发现：一是决策层对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城乡要素流动还不通畅、社会就业欠充分、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凸显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国情形势有很充分的研判；二是近年来临安乡村运营模式所实践的改革内容，与许多全国性改革内容的取向和走势不谋而合，这意味着临安的先行先试已积累有不可低估的改革经验和教训，继续推广临安乡村运营模式，不仅是势在必行，甚至有点迫在眉睫的味道，因为它大概率能为破解整体改革中的不少难题提供参照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临安乡村运营商的年度考核，文旅局是出卷人，运营商是答卷人，我们第三方评委是阅卷人。但临安乡村运营到底怎么样？行不行？并不会以某人或某机构的一番评议为转移，也不会因为某一次打分而定性。
改革永远在路上，我国整体尚需全面深化改革，伴随各种内部和外部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临安乡村运营模式同样需要迭代升级，乡村运营的实践需要提质增效，因为就乡村运营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指向而言，时代是出卷人，党政是答卷人，人民才是阅卷人。（文/资深文旅媒体人、“文旅浙壹说”融媒体首席评论员、杭州临安区乡村运营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