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20世纪同龄人的我国地质学、地球化学先驱、奠基人和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侯德封先生（1900‒1980），生逢我国现代地质科学从初起至成形而蓬勃发展的风云际会之时，自北京大学校门走出，以矿业第一线技术人员起步，历经农商部（农矿部、实业部）、晋绥矿产勘测局、四川地质调查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任职，将其毕生精力全部贡献于我国地质与地球化学事业，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中国地质学、地球化学里很难找到一个学科或领域没有侯徳封先生的影响所在。诸如领导祁连山综合考察、黑龙江流域地质考察、三门峡水土保持考察、海南岛红土沉积考察、煤炭及锰矿资源勘查，部署西北石油地质调查，支持陆相生油理论，开创稀有元素及稀土元素研究，提出铀矿地质学基本理论，创建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实验室，倡导和开拓中国地球化学及核子地球化学研究，推动中国工程地质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发展，倡议组建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青岛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以及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系。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先生之慧眼独到的高瞻远瞩、坚持创新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和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纪念。为此，本会特邀著名地质学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潘云唐教授撰写此文，并在会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21年第2、3期上发表，以飨读者。

侯德封（1900—1980），字洛村，1900年5月4日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1980年2月24日于北京病逝，享年80岁。前清时的高阳县属直隶省保定，直隶总督衙门长期在保定，所以保定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发达。侯德封的父亲侯耿灿是前清秀才，与当时的维新派进士齐令辰是至交，他们都主张兴洋学，办工厂，实业救国。然而，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庚子赔款”等事件使中国人民蒙受莫大的灾难和屈辱。侯德封自幼耳闻目睹了这些外敌入侵、清廷腐败的现象，更多地接受了父亲的爱国思想。他的哥哥侯德钧学了采矿，自己则立志读书报国。他幼年时性格孤僻，少言寡语，不善交际，但天资聪敏，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喜欢思考，熟读《四书》《五经》，几乎过目成诵，还特别喜欢诗画艺术。他11岁时入保定高师附小，13岁入保定育德中学，那是保定府的名校，具有优越的教学条件和很强的师资力量，高材生云集。1917年，17岁的侯德封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19年升入北大地质系本科，1923年毕业。后来在中国地质科学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硕果累累，进入最高领导层，直至1980年以耄耋高龄辞世。当时有一位育德中学的高材生叫赵亚曾，比侯德封年长一岁，他们同年同届毕业。赵是保定府蠡县人，与侯的家乡高阳县西南边界接壤，那一带正是著名小说《红旗谱》的背景区域，自然是“人才辈出”。他们二人同年离开育德中学后，都考入了北京大学，同学六年。不过赵亚曾经历却大不同，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职，五六年间科研硕果累累，著述多为经典（有的专著在几十年内一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当时被视为中国地质界领导人丁文江、翁文灏已内定为接班人，可惜在1929年11月15日在云南省昭通县进行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年仅30岁，国内外学界同声悼惜。（注：详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5年第3期“赵亚曾先生与峨眉山玄武岩——纪念首位以身殉职的中国地质学家”一文）。

1923年，侯德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却不巧遇到就业的困难，只得到山东省莱阳县当了两年多的中学教师。1926年，河南省中原煤业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钻探师，能干本行业务，他欣然应允，干起了本行业务，在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矿区地质矿产调查，测准矿床矿体位置，设计钻孔，取出岩芯然后编录、存放，当看到一个个矿井、采矿地点被开发出来，矿石源源不断外运，公司效益增加，他心中十分欣慰。

在河南工作一年多后，侯德封就收到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要他去该所任技士的邀请，他欣然允应，立刻赶去北京见过去在北大的老师、老领导翁文灏所长。来到当时全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高的地质科学机构，侯德封心情异常激动，他与该所人员一起到全国各地工作，辗转于矿业和地质部门，奔波在崇山峻岭、江河湖沼、岩石露头、地质剖面和矿井钻台，为祖国的工矿事业和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成果，同时，他也成长为中国早期一位学识渊博、全面发展的地质学家。

到地质调查所工作几个月后，192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统辖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占北京，推翻了历时17年的北洋政府，北京改称“北平”（意即“北方平定了，北京不是首都，只能叫做‛故都’了”），原来的农商部也改称农矿部，仍领导地质调查所。侯德封在该所工作了七八年，取得了大量成果，先后发表了20多篇报告和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开滦煤矿》（1929年），《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1930年），《河南修武煤田地质》（1930年），《黑龙江省扎赉诺尔沥青矿及褐炭矿地质》（1932年），《黄金》（1933年），《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1934年，第一作者，与孙健初合著），《福建漳龙一带地质》（1934年），等等。

侯德封在农矿部（1930年起又改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还出了一套重要的成果。他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就读到过当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矿产股长翁文灏（都是他的老师）合著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1921年）。这本书对当时的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特别强调了这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矿业的发展，采出若干矿石，满足工农业发展及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它对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指导意义是很大的。丁、翁二位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在该所创办了很多科研成果出版物，特别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专著。他们早年有一份不定期专刊——《地质专报》，原来分为甲种和乙种，那时他们把刚发表的《第一次中国矿产纪要》特别标为《地质专报》丙种第一号，以后专门记述各次“中国矿业纪要”。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共出了七次，除丁、翁所著的第一次外，其余的六次中侯德封写了第三、四、五次。

《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于1929年出版，主要内容是各省矿业近况和全国矿业的统计，其中涵盖了24个省的208个矿区、43个矿种，包括煤、铁、石油及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料，共366页（其中英文摘要23页）。1932年和1935年分别出版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因为有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合作，所以规格更高，规模更庞大，篇幅更长，页数分别增加到456及628页，内容也更丰富，记载了调查到和收集到的国内矿产资源材料，基本勾划出了当时全国矿产资源的分布，而且范围更大，还增加了世界矿产资源情况。这套凝聚着侯德封多年心血的巨著，对当时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质矿产普查和勘探事业都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出版以后，侯德封被调往山西太原的“晋绥矿产测勘局”任矿产课技正、课长。这是一个刚成立三四年的省级地质调查机构，以往鲜为人知。在那里，侯德封与周德忠、李士林、任绩等对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地质调查，编制了1:20万地质（略）图及说明书。此外，他还在历年对黄河流域大量地质调查的基础上，于1937年主编出版了《黄河志·第二篇地质志略》一书，内容包括黄河流域的地形、地层系统、地质构造、经济地质，等等。其中矿产约占全书之一半，涉及的地域南起秦岭山脉，北至阴山山脉，包括甘、陕、晋全省及青、宁、绥、豫、皖、苏、鲁等省的部分地区，还绘制有黄河流域地质全图，该书对治理黄河、开发利用黄河流域资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后，很快向西向南推进，侯德封等很快就离开山西，先去湖南长沙，然后又向大后方四川和“陪都”重庆转移。他应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之聘，任该所技正。李春昱对侯德封说起了他的一些经历和想法：1937年，李在德国地质科学大师史蒂勒那里荣获博士学位后，与翁文灏、黄汲清等一道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年底一同归国，翁文灏指示他到四川去创办省地质调查所。他没有去省会成都，一方面因为那里是川西平原，离山区矿山远，工作不方便，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官场应酬。他来到了重庆，先在市中区租了几间房子勉强办公，后来听说十多公里外的沙坪坝是一个文化区，有很多大学，其中重庆大学不久前还办了地质系，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大学旁边，也设有地质系，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沙坪坝附近有晚古生代石炭-二叠纪的煤系地层，有个中梁山煤矿他早在1930年跟丁文江进行西南地质调查时就发现和研究过，现在还在出煤，而今很多本地和内迁的工矿企业都特别需要煤炭等能源矿产和石灰岩等建筑材料，那里都不缺乏，去年到今年一年内，四川省煤炭产量就翻了一番，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后来他在离沙坪坝两公里的小龙坎平顶山下的洼地里买了块地皮，盖上两层楼的办公室和一些平房宿舍，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就迁到这里来了。侯德封听了，对李春昱所知的意见和做法很是赞同。

1946年夏秋之交，侯德封、侯祐堂父女去了南京，工作地点就是南京珠江路700号中央地质调查所原址，一开始侯德封是主持该所地质陈列馆的恢复与重建工作。10月初，他突然接到一项新任务，勘查长江三峡拟议中的水电站大坝坝址地质，他组建了一个工作队，包括刚大学毕业入所不久的青年地质学家陈梦熊、姜达权、刘东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电工程地质勘探队。他们从南京乘轮船到湖北宜昌，找到“扬子江三峡水电勘测处”，该处主任张昌龄、总工程师黄育贤、副总工程师张光斗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住在宜昌峡口南津关的几间公房内，他们工作的地区就在南津关一带左、右岸（北、南岸）。当时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复杂。他们乘舟登岸，在悬崖陡壁的羊肠小径行走，还要提防长着刺的野草（“王八针”）划伤皮肤。他们在石灰岩洞穴中探测时也要提防洞顶栖息“蝙蝠”集体投下“粪弹”的袭击。他们不分阴晴雨雪天，不休节假日，连续奋战了两个月，于当年年底胜利返回南京。回来后他们又开始整理资料，编写调查报告，绘制各种图件，最后上交了完整的研究成果。侯德封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宜昌峡区地质几个小问题》一文，于1947年初发表在《地质论评》上。

不久之后，李春昱所长告诉侯德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通知他们去汇报扬子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工程地质勘查情况，还有“长委会”的美国盟邦顾问和美国水利工程建设权威萨凡奇博士要参加，侯德封当时因生病只得派他人参加，考虑到刘东生曾参加过接待盟国空军的工作，英语口语较流利，就决定由刘东生代表项目工作队去汇报。刘东生去到“长委会”，首先见到老朋友，“扬子江三峡水电勘测处”主任张昌龄，张向刘介绍了其他领导、专家和美国贵宾，特别是美国内务部恳务局设计总工程师、68岁高龄的水利工程权威萨凡奇博士。刘东生和很多参加三峡工作的人一样，对“萨凡奇”“萨凡奇计划”“萨凡奇方案”都心仪已久、耳熟能详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就提出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上靠近美加边境的大古力建设当时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197万千瓦，预算耗资3亿美元，在罗斯福总统积极支持下，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建成了此水电站。后来，在“二战”期间，不仅为美国战时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电力能源供应，而且大大繁荣了美国西北部的经济。从那时起，萨凡奇就在整个水利工程界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

萨凡奇早年就对中国水利工程，特别是三峡工程极为关注并大力支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二战”后期的1944年春，萨凡奇准备去印度审议几座水电站设计规划时，中国政府经济部长、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和副主任钱昌照就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这次印度之行中也假道中国，协助勘察西南大后方水力资源，萨凡奇欣然应允，并在印度之行后于5月飞抵重庆。他先考察了四川水利水电工程，然后与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乘轮船前往湖北西部巴东一带考察，当时的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部队司令官吴奇伟上将亲自关照萨凡奇一行的安全，吴率警卫士兵陪同萨凡奇一行乘木帆船东行至距日寇占领的宜昌前线地区仅10 km的平善坝才弃舟登岸，向西翻山越岭，步行至三斗坪地区（今之三峡大坝所在地），以后将考察结果写成了“萨凡奇方案”“萨凡奇计划”。“二战”结束后，1946年3月，萨凡奇又专门来到中国，再度考察了三峡水利的情况，最后他高兴地说：“开发三峡的计划，非仅关系中国繁荣，为中国当局所重视，实则乃国际性之伟大工程！”。这次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有幸见到他，刘东生很是兴奋。

刘东生的汇报十分隆重，不仅有“长委会”的领导和本行专家，还有美国贵宾，包括美国驻“长委会”顾问和专程从美国来考察的萨凡奇及其他专家。刘东生介绍得很仔细，与会者提问也很积极。刘东生特别敬重萨凡奇这位老水利工程权威专家，呈上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请萨凡奇签名题词，萨凡奇欣然应允，挥笔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刘东生回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向李春昱所长、侯德封主任等领导作了汇报，也在广大员工友人中大力宣传，大家都为本所做出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自那以后，三峡水电站工程调查课题就暂告一段落。侯德封仍主管该所的地质陈列馆，刘东生一边在陈列馆整理标本，一边跟随杨钟健学习和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陈列馆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整理布展工作，逐渐恢复了普通地质、古生物、地层、矿物、岩石、土壤等陈列室。杨钟健在抗战期间发现于云南省禄丰县的“禄丰龙”化石，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由胡承志精巧地做成模型，由王存义协助装成复原骨架，摆放在二楼入口大厅。1948年夏，陈列馆还展出过运回南京的国宝文物，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 “行宪国民代表大会” 召开之际，当选为总统的蒋介石还专门来参观过，地质陈列馆也因此而遐迩闻名。

侯德封抽空也做一些地质科研工作，他早年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写成的《四川地质构造史及其与矿床之关系》一文于1947年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第27卷上。他对扬子江三峡水电站工程地质做了进一步研究，1948年，他与姜达权、陈梦熊、刘东生、刘秉俊、边效曾、张兴仁联名写了《扬子江三峡水利发电工程地质问题之检讨（节要）》一文，发表在《地质论评》第13卷上。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当局，勒令南京的各中央单位向南迁往广州或台湾。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深明大义，他常秘密收听解放区共产党的电台广播，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他先约集所内高级研究人员尹赞勋、侯德封、高振西、程裕淇、叶连俊等人共商该所前途，大家一致主张留下，他们做了充分准备，贮存了粮、油、盐、咸菜等生活物资，并召开全所职工大会宣传动员，进行抗迁护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该所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后改为文教委员会）接收，首先是进行物资清理，登记造册，妥善保管。侯德封主管的地质陈列馆重新布置了展览陈设内容，增加了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发展史”“人类发展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等内容。与该所东邻的小营原国民党中央军校办起了“华东军政大学”，是一所培训南下西进干部的学校，每期学员数百人，1949年夏秋有多批数千人，其中很多学员都来地质陈列馆参观学习。侯德封让刘东生等给学员们讲解陈列馆展品，同时还为他们讲课，往往是上、下午各一场，听过课的学员数以千计。后来地质陈列馆的同志与华东军政大学教员通力合作，整理陈列馆的实物标本（包括古生物、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新石器、陶器等标本），以及文字和图片资料，又从中央地质调查所典藏图书资料中旁征博引，很快编辑出了华东军政大学的培训讲义，虽非正式出版物，但却是解放初期培训革命干部的很好的教学参考书。他们又为解放全中国立了一功。

1950年初，侯德封参加了李春昱担任总队长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他与刘东生、关士聪等在东北南部分队工作，在辽宁省清原县调查金铜矿，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有20多人，其中就包括侯德封。当年的11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首次扩大会议，决定在国内设置一些机构，侯德封任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主任，另外他还一度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这里顺便提一下他的女儿侯祐堂，是他在重庆大学任兼职教授时的学生，毕业后又在他领导下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了一两年。抗战胜利后，他们父女一起来到南京。侯祐堂先后换了几个工作岗位，1951年进入南京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后更名为“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她在那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由研究实习员到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在微体古生物介形虫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体现出侯德封家教有方，育才有术。

侯德封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这两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并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1955年，他在《地质知识》上发表了《目前我国石油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指出石油地质最基本的工作是与矿层有关的沉积岩剖面的研究，应从化学观点和物理观点认识沉积岩剖面的基本类型，堆积时的物理化学环境、沉积岩的发展情况，从而了解成矿时期的构造环境和古地理条件。他在《地质科学》上发表的《关于陆相沉积盆地石油地质的一些问题》一文，强调了历史地分析古地理和古气候是研究油区地层的关键。他严密地论证了“潮湿凹陷带是陆相油田形成的基本条件”，认为“地层厚，有潮湿气候期，就能使生油层和储油层都能有较好的发育，因此，油源充足并且储存条件还好。中国大陆上还有一些中-新生代的内陆凹陷带，它们有广阔的研究意义。”他强调，在我国西部每个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中，都可能有油田。这说明来自陆相沉积本身的油源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远景很大，继而提出古生代以来的地质时期滨海可以生油，陆相亦有生油的可能。有无石油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还是海相地层，而首先要确定古气候带和构造区。他的一系列见解虽然遭到一些非议，但他尊重事实，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管各国学者对成油问题有什么不同的理论，这一科学课题都是有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他当时的认识，成功地解释了我国西部的油田成因，推动了青海的石油勘探工作。

侯德封善于把近代核物理、核化学理论运用到地质科学上。1961年1月，他在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举行的稀有稀土元素工作总结会上，作了“核子地球化学”的学术报告，此报告当即发表在《科学通报》上，以后他又相继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是与欧阳自远合著的《几种主要内生产铀矿床元素的检查》，另一是与杨敏之合著的《分散元素与金属元素的共生与裂生关系》，正式提出了他的核子地质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组成地球的一切元素或同位素在地球发展的自然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同位素组成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成矿元素的共生系统和量与质的变化规律。“核子地质学”（包括“核子地球化学”）的创立，标志着地学向着原子核、甚至粒子方向的发展，使人们对地球物质结构的认识向更深层次迈进了一步。我国核物理学界和地学界一些学者曾对这一新理论有所质疑，但他坚持“双百方针”，与大家真诚交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这一理论不断完善。

1964‒1965年，侯德封用“核子地质学”理论研究了金属成矿问题，先后发表了《金属成矿论》《金属成矿各论（一）》和《金属成矿各论（二）》三篇论文。1974年，他与欧阳自远、于津生合著的《核转变论与地球物质的演化》一书出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核子地质学”理论。他们提出，组成地球的元素或同位素在地球演化过程中是可以转化的，把握这些规律，将对元素或同位素的生、运、聚获得更本质的见解。核转变过程必然伴有能量的转换，能量的转换作用于地球又将导致一些地质过程的产生，也许这种核转变能正是地球物质演化的主要能源。

侯德封善于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需求，统筹布局研究机构，培养领军人才。

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从参会的苏联专家报告中，第一次听到“第四纪地质学”这一术语。1954年，侯德封参加组织了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与北京地质学院等单位联合进行的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联合考察，地质研究所刘东生、王挺梅、丁梦麟等参加考察，其间侯德封率先提出在中国开展第四纪地质研究的意见，并紧接着在该所成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刘东生任主任。此后地质所还相继建立了黄土土壤颗粒分析室、矿物分析室、化学分析室，等等。1955年，刘东生等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至1957年工作结束。1957年初，中国第四纪研究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侯德封、杨钟健任副主任，刘东生任秘书长。当年，应前苏联专家邀请，侯德封派刘东生（裴文中同行）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届全苏第四纪科学讨论会，介绍中国第四纪地质研究的进展。后来，苏联又通知中国，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将于1961年在波兰召开，希望中国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学界首次参加全球国际学术活动。因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领导都极其重视。侯德封仍派刘东生去，李四光还亲自审阅修改了刘东生的交流论文——“中国黄土”，英文题目是“Loess of China”，建议用“Huangtu of China”，“黄土”一词不用英文“Loess”，这就赋予了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家、黄土科学家独立的精神。文中还确定了中国黄土标准剖面的基本层序，自上而下为：马兰黄土—离石黄土—午城黄土—（假整合接触）保德组三趾马红土。此层序已为国际地层表所采用。1961年9月2日，刘东生出席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六届INQUA大会，他的报告是“中国冰川”。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第四纪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早期，侯德封就在中国科学院创建了若干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和专业研究室，由若干骨干成员领导：沉积研究室，主任叶连俊；工程地质研究室，主任谷德振；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涂光炽；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李璞；稀有元素与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室，负责人司幼东、郭承基。

1958年，侯德封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工作，特别是其中地球化学系的创建，并兼任该系系主任。他要求，地球化学系的学生一定要打好数、理、化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他还提出在该系设立“核子地质学”专业。该系和新兴专业的多届毕业生都活跃在我国地质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侯德封是我国地球化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1966年从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拨出相当力量，在贵州贵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并兼所长，涂光炽任常务副所长。地球化学所的建立，使许多新学科，如有机地球化学、矿床及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天体化学、稀有与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等等，都取得了重大成绩，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该所后来又分建出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西安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即地球环境研究所）。

在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关心、倡议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海洋研究所沉积研究室、南海海洋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室等相继建成，这些研究机构现已成为我国地质和海洋湖泊科研战线上几支活跃的生力军。

除了上述职务外，侯德封还有很多社会兼职：1959年担任全国地层委员会常务委员，历任中国地质学会多届理事、常务理事等，1979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副理事长，1978年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1959和1964年分别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侯德封领导和组织完成的多项成果都获得了重大成果奖：1978年，他提出的“核子地质学”理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去世后的1982年，他为主要成员之一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侯德封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终生奋斗的精神，深为后人敬仰。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为纪念他为发展我国的地球化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于1986年设立了“侯德封奖”，该奖已成为奖掖和鼓舞一代又一代矿物学家、岩石学家、地球化学家成长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