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管辖下，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经营活动，往往采取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因而，其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形，其效果也颇有戏剧性。
——张曙光
中国企业家遭遇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张曙光 | 文
从近几年来发生的案件来看，整治企业家的主要罪名有：一是非法经营罪；二是注册资本不实罪；三是抽逃资本罪；四是非法集资罪；五是金融诈骗罪；六是欺行霸市之类的黑社会行为罪。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管辖下，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经营活动，往往采取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因而，其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形，其效果也颇有戏剧性。据此，可以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以下四类：
一部分人开始时靠自己打拼，赚得第一桶金，成为一个企业家。一旦企业做大，感受到各种行为限制和安全威胁，于是选择了投靠政府和官员，寻求保护，而且投靠的官员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官商勾结。有的请官员做自己的股东，有的向官员送干股，有的替官员支付各种开销，有的通过各种途径给官员好处，帮官员做自己不能做的事，同时也通过官员寻租，获得各种短缺资源、各种批文、各种垄断市场的机会和权力。其中少数甚至借助官员权势，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互相倾轧，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官员在位时，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令人侧目，一旦官员倒台，他们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们的企业也就到了清算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仅今天如此，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一部分企业家深知中国的体制现状和经营环境，他们很不满意，但无力改变；对于一些官员的非法侵权和谋利行为，他们恨之入骨，又得笑脸相迎，不能与之对抗，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适当满足。他们不仅不敢得罪政府和官员，而且还要与政府和官员搞好关系。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进入体制内，戴一顶红帽子，弄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当当，或者在企业内建立党的组织，借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以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由，为政府和官员的一些活动提供捐助，借以博得官方的理解和支持。总之，他们一方面在市场上打拼，一方面在官场上经营，以便保护自己企业的运营和财产的安全。这些企业家也许能够做大企业，表面上很风光，其实，内心也很苦闷。“在商言商”也是迫不得已和无奈之举。
一部分企业家对中国的体制状况和社会环境了解不够，认识不透，以为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不懂得与政府搞好关系，也不愿给官员好处。一旦企业做大，不仅同行中有人觊觎，也会被一些官员盯上，再加上企业经营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创业初期的所谓“原罪”——某些不当避税，甚至偷税漏税行为。官员要整倒这些企业易如反掌。这些企业家也往往会遭殃。
一部分企业家已经完全认识了中国的问题，决心为改变现状而努力。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困难和风险，既然已经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就要安排好子女和家人，甚至安排好身后的一切。这是一些制度企业家。笔者佩服和敬重这些企业家，建议他们在行动时注意策略。
有鉴于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就是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因而千方百计地把资产放到国外，把家人送到国外，很多人也都持有外国护照，甚至绿卡。一旦有事，拍屁股走人。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中国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官员素质都还不错，其文化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很大一部分还是学士、硕士，甚至博士，不少人还留学国外。而我们的制度是政府一家独大，权力不受约束，吏治失范。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非得从根上治理不可。（本文写于2014年，原题为《从顾雏军案谈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和命运》，转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