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不犯错误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不犯错误

蔡昉 | 文

“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中等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国家总要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才能跨越到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四个步骤，他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空间上可以是并存的，我把这四个步骤简称为“四部曲”，完成这“四部曲”之后就真正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1.经济增长减速

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2013年仍然在减速，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常态化，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当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7000美元到17000美元之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比如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经济将出现的降幅大约为年均GDP增长率减少2个百分点（Eichengreen，etal.，2011），而我国人均GDP正好在7000至17000美元之间，正处于减速阶段。当然，经济减速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

从人口的角度看，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即15至59岁之间的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实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这也称之为人口红利。当然，人口红利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贯穿于整个经济增长之中。

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占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才促进了资本的不断积累；其次，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打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假设，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种体现；第三，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aiandZhao，2012）。分析发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经济增长减速也就是情理之中。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将出现负增长，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将受到影响，甚至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我们可以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进行解释。潜在增长率，就是指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等的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如果这些能力很强就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这些能力出现弱化，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现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潜在增长率也就出现下降趋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7.2%左右，“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有可能降到6.1%左右。这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去年我国经济出现减速，众多分析人士都指出是由于西方在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出口减少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但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是潜在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去年我国潜在增长率本应下降，而去年的经济放缓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避免做出错误的举措，从而把经济减速这一正常现象变为不正常的经济长期停滞。

2.经济增长停滞

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后，政府自然想到刺激经济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期望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等方面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借助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加以推动。但这些政策都是刺激性政策，刺激的都是需求方因素；而如上文分析所述，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因此刺激需求的政策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南辕北辙，甚至往往会造成问题的恶化。

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人为地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不仅会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等问题，还会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背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企业，从而造就一大批“僵尸企业”或者“僵尸产业”。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刘翔的生产要素是人类的生理极限，他的生产率由他的训练水平、团队的科学规划决定，其潜在增长率由此而决定。刘翔可以提高运动成绩，但是受限于自身禀赋和训练情况，即他的潜在增长率是确定的。然而，在现实中，主管部门、各类广告商以及大众的期望，制造了一种需求因素，试图让刘翔达到一个超越潜在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刘翔频繁受伤。

再以日本经济发展的为例，在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候，日本经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实现了每年9.2%的增长速度。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了低点，并且保持了近20年的低水平，这期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但没有彻底消失，日本的增长速度降到了每年3.8%。到了90年代以后，日本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速度降为每年0.85%，并且持续了20年，是为日本“失去的20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措施，即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时，日本人均收入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本应该像其他处在新古典增长的国家一样，依靠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的提高来提高潜在增长率。

然而，日本却错误地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问题。由于外需无法控制，内需处于饱和，日本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拉动投资需求。因此，日本实施了诸如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刺激性方案。这些方案最终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大量泡沫的形成。到了80年代末泡沫破裂，大量企业濒临倒闭，而那些被政府救助下来的企业成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又将银行拖累成“僵尸银行”，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了20余年。时至今日，日本当局仍然认为需求不足是其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效果将有限。

3.社会问题涌现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阶段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恶化和社会问题的大批涌现。学者甘洋曾提出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国家，将耗竭全世界的资源，他认为中国应该停在中等收入阶段，在此阶段我们要做好收入分配工作，缩小收入差距（余永定主编，2011年，第43页）。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以前中等收入陷阱又称为拉美陷阱。在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到现在这两段时间内，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都高于0.4的警戒线。也就是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必然有较高的基尼系数，无一例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涌现，最终影响政治稳定。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虽然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仍能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经济出现停滞，“蛋糕”不再做大，人们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上。特权阶层自然能分到较大的“蛋糕”份额，而那些分不到合适份额的阶层，收入水平将会绝对恶化，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4.体制固化

收入差距是由收入分配不公所致，而收入不公是由人们的权利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均等决定的。因此，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占有最大的社会资源份额的群体，终将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尝试将经济和社会体制固化和僵化，尽一切可能阻挠改革，最终导致政治的腐败。有些国家认为选举带来的执政能够提高老百姓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由于“蛋糕”不再能够做大，既得利益格局也难以打破，竞选政治家们的所有承诺将难以兑现，这些国家政策因此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里。

 避免“陷阱”的政策选择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超稳定的均衡状态，一旦落入很难自拔。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时是一个比美国发达的国家，但其现今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微小的份额。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采取如下几个措施。

1.准确判断经济增长阶段

目前，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完成。这里的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二元经济消失的“商业化点”，而是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即使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区间，那么2010年时，刘易斯转折点也已经结束。因为到201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绝对减少，而不再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这个相对问题了。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才提出，在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挖掘制度红利。

2.改革挖掘制度红利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在哪里。经济增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抚养比的下降、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抚养比的下降。转折点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会自然下降，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将变成零，抚养比的贡献会先下降，直到零甚至为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要素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

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会很自然地不断下降。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增加劳动供给。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CaiandLu，2013）。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未来人们将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里，20岁之前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上学，这一部分人群不属于就业。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是把退休年龄后延，我国也可以借鉴此办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现在20岁左右的群体，59岁退休年龄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还不到小学水平。即使企业缺工，也不会需要这些大龄劳动力，因此人为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这部分群体失业。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居住，但由于社会保障等因素的缺失，他们无法形成长期预期，一旦经济不景气，他们将会返乡。事实上，农民工每年春节后都会重新做一次“是否进城打工”的决策。虽然年轻人必然选择进城打工，但年龄大于40岁的农民工，由于家庭等问题很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能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劳动参与率将会明显提高。我国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我国的城市化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因为计算城市化率时把农民工群体加进去为53%，把农民工去除，按照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算则只有35%，其中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民工由于户口等问题，在城市中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首先，农民工成为市民后，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其接受教育、培训的热情也将提高，劳动供给增加，劳动参与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增加。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减缓目前企业工资的快速上涨压力，同时也能起到让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作用，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后，社会保障到位，解决了后顾之忧，消费热情上涨，因此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消费的需求。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哪些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例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中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接近50%；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其贡献将会降低。但是在一个产业内部，例如第二产业内部，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并且一个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距。企业生产率的千差万别表明要素流动不充分，竞争不充分。效率高的企业并没有取代效率低的企业，是一种无效率的表现。所以应当允许企业充分竞争，允许企业退出和进入，允许有能力的企业把低能力的企业“吃掉”。

如果能够做到上述这些，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会大幅度下降。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于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Fosteretal.，2008）。与之相比，另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过大，如果能够将之缩小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Hsieh，etal.，2009）。鉴于这两项研究，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我们还没有得到；而如果要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要让企业充分竞争，就必须改革。

中国在技术上与发达的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也带来了后发优势。当前，如果过度强调或者扭曲创新的含义，中国可能会牺牲掉本来应该有的后发优势。我们一直在强调创新，声称中国必须抓住正在到来的第三次科技浪潮。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抓住，反倒是改革带给了我们良好的发展。第三次浪潮有其崭新的特点，但是没有改变创新的机制，那就是靠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来实现。创新是把现实中能够提高的提高，使得不能提高的退出竞争舞台，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人，我们不能实行创造性破坏，因此才有社会保障制度，而对企业，只有实现创造性破坏才能实现创新。

3.发展教育和培训

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普遍批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太快、扩张太急，希望能够放缓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政府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这是没有道理的。实际的问题不是教育过度，而是教育没有能够转化成创业和就业技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求人倍率”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该指标将劳动力市场上招工单位的岗位数当分子，把求职的人数当分母，如果求人倍率在1以上，说明岗位数量多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需求很可能没有得到满足，反之亦然。从受教育的程度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沿着初中、高中、技校上升，到了大专、本科开始下降，市场对大专和本科生的需求甚至低于中学生。看似我国的产业结构对高学历需求不大。其实不然，如果按照技术职务、职业资格进行考察，需求量最高的还是那些技术职务最高、职业资格最高的人。也就是说，原本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和人力资本有最高的需求，但是受教育程度和学历并没有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中间有学生的问题、学校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来自教育部门。

再者，我们把中国各个行业大学生的比重与美国作对比。首先，我们发现中国的全部劳动就业人口中，大学生比重是10%，而美国是40%。其次，我国大学生就业领域非常狭隘，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和金融业，其他行业比重极低。美国在那些行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也较高，但是低于中国，而在农业、制造业、交通业、商业贸易、餐饮旅游等行业中的大学生比重远远高于中国的大学生（图2）。当然，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目前还没有升级到需要更好的人力资本。而不久的将来，这些行业终究要实现升级换代，创造出需要很多人力资本的岗位来。在这些岗位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中，高校毕业生也应当转变观念，把生产一线当作大有可为之处。

归根结底，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产业升级和创新仍然表现在物质生产的领域，并不仅仅表现在高端的第三产业中。因此，如果大学生不去这些物质生产领域，或这些物质生产领域不能够产生对更高人力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无法转变成生产力，将很难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

从农民工角度来看，现在面临着一个威胁。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出现短缺，工资上涨，对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农村的中学毕业生，家庭会替他做一个决策，如果继续读高中，家庭将每年损失三万元以上的机会成本，因为高中不再是义务教育阶段，还将支付一笔较大的直接费用；高中毕业能否进入大学并不确定，即使能够进入大学，最终不仅再损失四年工作的机会成本，还要付出四年的直接费用，并且面临着就业压力。当农村孩子找到工作，发现起薪还不如农民工。因此在当前，农村中学毕业生不读高中，甚至初中辍学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我国目前农民工分年龄段的教育年限最好的是9年多，他们适合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未来中国经济会减速，产业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此对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的需求会增加，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将接近11年，我国农民工目前受教育最好年龄段的群体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更进一步，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的岗位需求也随之增加，农民工更无法胜任。因此，目前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如上所述，一个家庭从理性出发，除非有很好的家庭条件，一般不会选择让孩子读书，这就是“市场失灵”。政府真正应当做的是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一些研究数据显示（Godo，2011），日本在人力资源培育方面曾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日本也经历过高校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工资下降，甚至教育质量下降。日本社会就像中国舆论一样批评政府，迫使文部省最后有意放缓了高等教育的速度，使得日本的高校水平在80年代后期和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在整个教育上，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日本和美国的水平都越来越贴近，唯独高等教育的差距愈来愈大。高等教育差距拉大的结果与日本失去的20年不无关系，人们对此提出一个假设——日本的经济没有了创新能力。所以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尽可能地保持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要保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需经历三个步骤：第一，在短期内依靠工资上涨。只有工资上涨，企业才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承受得起，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休克疗法让本来有转型空间的企业被过快增加的压力所压垮。第二，在中期内劳动力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靠接受培训，特别是在职培训。目前情况下，农民工不会在城市长期生活，雇佣关系不稳定，工资不停地变化，农民工不断地跳槽，降低了接受培训的兴趣，企业也不愿为之支付培训费用。这时候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雇佣关系，归根结底，要依靠户籍制度改革。第三，在长期，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的发展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过去的3次人口普查发现，尽管过去的20年我们经历了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校扩招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年份，但是，每10年我国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才提高1.2～1.3年，而产业升级将对受教育年限提出的要求至少是3～4年。因此未来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教育。

结论

因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减速时最重要的是不犯错误，不让增长的减速变成长期的停滞。我们还要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减速共存的问题。尽管现在的现象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陷阱中，但是要解决众多与陷阱相关的现象，例如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失衡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停滞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处理好，那么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很遥远，还会渐行渐远。照此发展，到了2020年或者之后，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以上，也就初步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本文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全文共四部分，此处选发后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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