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的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养人和政府投资，或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今后政府支出的主要方向，重点应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不仅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也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力。
——王小鲁
王小鲁：著名经济学家
纾民营经济之困，在于解百姓之急
王小鲁 | 文
民营经济“一道坎儿”
我们先来看一组宏观数据：
2017年至2022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5.2%。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5.1%，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减速明显，五年间平均增长4.1%，低于经济增速。
这组数据透露出一个好消息：2017年城镇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2.71倍，至2022年降至2.4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种差距的缩小，实际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所致。此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五年间，城镇居民中各占20%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5.6倍扩大到6.3倍。
民营经济为国家经济作出了主要贡献，城镇就业的80%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承担，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停滞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不同的走势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2017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做价格平减之后，年均实际增长1.3%。其中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3.8%，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营收中减去国有控股企业营收之后，剩余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仅有0.5%。
可见近年来，民营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自改革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众多困难导致民营企业经营遇阻，进而逐步拉开与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差距。
如此现实，引发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一升一降”：2022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增长8.4%；私营工业企业营收仅增长3.3%，再以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价格平减实际下降0.8%。
利润方面，私营企业利润下降7.2%，亏损总额大幅上升53.7%，情况不容乐观；同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0%，亏损总额上升9.4%。
再来看投资情况，2022年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0.9%，扣除价格因素后呈负增长。2023年1-5月，国有控股投资增长8.4%，民间投资则下降1.1%。
目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当经济增长疲软时，居民收入和消费都会受到影响，并且消费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当居民消费疲软时，对经济拉动作用将逐步减退。
2022年全国消费率为53%，即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合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有53%，其中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这个比重，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这种情况已持续很长时间。
过去拉动经济增长靠货币刺激和扩大投资，但目前这些举措的效果变得越来越有限，其中缘由是消费过低。
在消费过低的背景下，仅靠货币刺激和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振消费需求。
共同富裕正途
有些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都是市场化和改革带来的。
但已经有多个专项研究证明，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效率明显高于国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竞争更公平，民营经济发展更快，占比更高，基尼系数更低，收入分配更公平。
如果推行平均主义、劫富济贫和打击民营资本，都没有办法带来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00美元，农村三分之一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人民币，尚处在相对极端的贫困状态。如果用2011年的贫困标准来衡量，改革以前97%以上的农村人口都处在贫困状态。
这种情况也说明，过去反市场的分配体制不能带来公平分配。
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我们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初次分配首先取决于生产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土地。这些要素对经济贡献度越大，带来的收入越高。
如果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主导初次分配，往往会导致钱权交易、政商勾结、腐败和不公平分配。
同时，再分配并不是打乱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而是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对完善的制度，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发挥市场之功
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振兴民营经济。公平的市场竞争能够保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公平竞争，坚持政策对不同类的企业一视同仁。而且不能流于形式上的政策宣誓，而是要关注具体落实。
执行过程中，维护《宪法》的尊严非常重要。要严格遵守《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确保民营经济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还要维护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一碗水端平，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很早之前，政策已经明确，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然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需要避免政府配置资源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替代。
在有些环节，政府过多配置资源，会对市场配置资源产生挤出效应，并且要防止政策“翻烧饼”对市场的打击。
重回民生原点
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竞争，是完善收入分配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要在市场基础上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基本职责不是进行资源配置，而是维护良好的法治，为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服务。
因此，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政府需要解决关键的民生问题，改善收入分配。
改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中国大约有4.6亿人是城镇劳动者，其中有一半新城镇劳动者，即外来务工者未取得城镇户籍，至今还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已经是城镇常住人口，并长期从事建设工作，然而相当一部分群体未被城镇社会保障覆盖。
以城镇就业人数统计，2021年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25%，未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重约为24%，未纳入失业保险的比重约为51%。需要注意的是，未纳入失业保险的人，基本都是外来劳动者。
此外，未取得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在住房保障方面基本是“零覆盖”。以上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失业保险方面，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失业保险覆盖率低，领取保险金的比例更低。以2021年城镇失业率调查为依据，城镇失业人数大约是2300万人，仅600万人领过失业保险金。
一方面是因为失业保险只覆盖了一半的城镇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加入了失业保险，也不一定在失业后领到失业保险金。
毕竟领取失业保险金有一系列规定，需要办理各种手续，时间很长；在此过程中，如果领取失业保险金周期长，外来劳动者只能放弃领取失业保险金；而且在失业以后，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很多外来劳动者只能尽快回到农村原籍。
扩大失业保险对新城镇劳动者的覆盖面，对未纳入失业保险覆盖的群体进行临时性失业救济，相关保障非常重要。
解决好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障、住房保障等问题，会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解决好这方面问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支出结构。
过去中国的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养人和政府投资，或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今后政府支出的主要方向，重点应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不仅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也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力。
